[我们能用杨晓霞剩下的钱吗]杨晓霞

　　我们能用杨晓霞剩下的钱吗　　今年初复的一天，我们单位门口出现从贵州来的一男一女，找我的同事小邱，他们说是她的亲戚。小邱大吃一惊，想了半天才想起在贵州是有这么一门远亲，可是从来没有见过，从没有过来往。等到见了面，她才知道，这两口子是带了自己四岁半的独生女到北京看病来了，这女孩得了一种罕见的血液病，现在已经病入膏肓。
　　小女孩的父亲是位双目失明的盲人，她的母亲是农村户口，而这女孩已经病了两年多——你可以想见，现在这两口子一定已经是一贫如洗。但是出乎小邱的意料，这两口子见小邱，一不是为求人可怜，二不是来借钱，他们是想请小邱帮一个忙——想找首都一家新闻单位帮助宣传一下这女孩的病况，求得一些社会上的赞助。因为小邱是新闻单位的人嘛。不是有个杨晓霞就这么得救的吗？他们的态度十分有礼貌，这礼貌中又带着一种谦卑，这份谦卑让小邱的心里很难受。
　　小邱找到我，她知道我刚刚写了一篇关于“媒体能救多少杨晓霞”的报道。小邱说，她也曾替他们去问了一些新闻单位的朋友，但是不是没有回音，就是说“不可能，这样的事太多了”。小邱问我：“怎么办呢？”
　　我听了默默无言。这种事，现在确实很多。也许在杨晓霞的事情之前，这种事情也一直在发生着，但是人们还不会把它们都捅到新闻单位去。可是现在，好像哪家新闻单位都会接到这样的新闻稿。由于新闻本身的规律，新闻单位是不可能都给他们一一登在报上的，可是这些绝望之中的病人和病人家属们又该怎么办呢？他们上哪去求助呢？
　　在我去北京军区总医院采访关于杨晓霞得救的经过时，就在那家医院里我也曾看到过许多求助信，他们大都是冲着杨晓霞的这笔钱来的。每一封信和病历都记载着一个正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生命和一个备受煎熬的家庭：
　　叶林，四川威远县职工，白血病；
　　赵云，河南人，需角膜移植；
　　阎樱花，北京房山良乡人，尿毒症；
　　于修才，山东济南人，再生障碍性贫血；
　　孔庆云，河北大城人，深度感染；
　　林芝，江西人，先天性心脏病；
　　巫福林之女，福建龙岩人，全身不明原因溃烂；
　　齐瑞方，河南人，乙型肝炎；
　　黄兆先之子，广西平果县人，脑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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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黄兆先在为其子救助的信中写道：“如果能救孩子的生命，就是夺我的生命我也心甘情愿！”
　　北京军区总医院医德医风办公室干部王国平对我说，在来求助的人中，最可怜的是一对来自河北的老夫妇。他们的儿子得的是坏死性胰腺炎，为治病已经花掉了上万元，这其中还不包括航天部217医院免收他们的几千元。王国平说，我替他们打听了一下，这病是能治的，但要花上十几万。老夫妇哪来的这些钱？他们就在医院里长跪不起，说是我们哪怕今后一辈子给你们打工还钱都行！我们怎么拉也拉不起来……
　　王国平说，这些病人，凡是找到这里来的，哪一个治病也得需要十几万。他们大都先找过当地政府和民政部门，许多也是当地媒介宣传呼吁过，得到过一些捐款，但那些钱往往差得很远。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在杨晓霞得到的那笔捐款上了，他们听说，这笔钱有80多万元，杨晓
　　霞一个人是用不完的，能不能用这钱救救我们的孩子呢？许多人是这么请求的。但是，医院告诉他们，那笔钱是不能动的。
　　捐给杨晓霞的钱是怎么用的
　　作为从头到尾一直参与组织救治杨晓霞的北京军区总医院的负责人之一庄照来说，杨晓霞的这笔钱可真没让我们少花心血——
　　开始时，我们发愁的是没有钱，在2月4日那天北京电视台报道杨晓霞的事情以后，当天晚上8点，第一笔捐款就来了。开始人们都是把钱直接送到病房杨晓霞的父亲手里。到了2月6日，杨父就找到我们，说钱太多了，他没地方放，请我们帮他代管。这样，我们就派了专人，开始替他代收代管。我们定了四个原则：1、指定两名干部专管；2、建立捐款登记本，所有捐款人的名字、单位、钱数都要登记；3、在银行立一个“杨晓霞救治金”的户头；4、所有的捐款都要即时入库。当时我们就感到，这笔钱的管理责任重大，一定不能出差错，不能对不起全国千千万万的捐款人。
　　到了大约2月中旬，捐款已经到了十六七万元。一天，杨父找到我们说，他要求支点钱，开口就要两万，说是春耕开始了，而他家里的种子口粮为治病都卖了等等。我们觉得很为难。按说我们管着这钱只是代收代管，钱还是他的，可是又觉得人家寄钱来都是指明要给杨晓霞治病用的，用于别的目的有悖于捐款人的意愿，不合适。后来我们就与杨晓霞的家乡联系，人家很支持，把杨家的春耕生产生活所需一切都给解决了。
　　在这事出了以后，我们愈发意识到管好这钱的重要性。这时的捐款越来越多，到了3月份，已经达到了80多万元。这钱该怎么管，由谁来管，以什么名义，法律上的归属关系，所有支出的具体规定等等，都该有个说法。我们曾走访过民政部、高级法院、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募捐中心、公证处等等部门，可是各个部门都说，这问题以前从来没遇见过，找不到先例，这钱也不能由我们代管。真是没有钱的时候愁，有了钱就更发愁！
　　至今为止，“杨晓霞救治金管理委员会”共收到捐款84．6万元，经过委员会批准支出的款项是：治疗费25万元；检测费2千3百元；特护陪床费1万3千元；假肢费2万1千元；补助杨家原来治病所欠债务（有当地政府证明）2万5千元；住院补助5千元；杨晓霞的残疾补助金（共11年，到她成年为止）4万9千元。到现在，这笔钱大约还剩下40多万元。这剩下的钱该怎么办？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意见相当分散，而且开一次会又相当不容易（北京的成员常常凑不齐，许多成员还要从山东接来），事情就这样搁在那了。这样，也可以想见，别的人再想用这个钱，也是不可能的。
　　善款的出路引出种种争议
　　近年来，新闻媒介呼吁人们奉献爱心救助他人，已经屡见不鲜。然而人们所捐出的这些钱，或是多，能多到80多万；或是少，少则数万或数千。能够像北京军区总医院这样严格管理的，却是不多。当初呼吁捐款是为了救人，而钱一旦多了反而彼此猜忌互相攻讦乃至大伤捐款人之心的，也不乏其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