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贸易:一份正在延伸的报告:边境贸易做什么生意赚钱

　　邹蓝，1955年生于无锡，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曾讲学于伯明翰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现任中信国际研究所副研究员。　　1988年末，几位研究中国西部开发的学者向国家决策部门呈送了一份学术报告，建议利用国内当前的有利条件发展边境贸易，推行全方位开放的外贸体制。这份报告受到了国家决策部门的重视，被批示进一步做可行性论证。
　　1989年，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一度遇到困难，这份正在论证的预备方案一下子派上用场，成为缓解困难的既成方案。
　　此后我国的边境贸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红火起来。为此我们访问了从事这项研究的青年学者之一邹蓝。
　　低谷中的高地
　　记者：边境贸易对普通人来说曾经是一个陌生的词，近几年突然高频率地在全国各报刊出现，令人猝不及防，又令人充满好奇。从经济的角度看，是哪些因素促成了这神奇的变化？
　　邹蓝：两年前我曾考察了新疆边境城市喀什，当我置身于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熙来攘往的人流时，怎么也想像不到这个亚洲最大的“巴扎”竟设在一个连火车都不通的喀什，更难以置信的是东南沿海的商品在这儿也应有尽有。我想这繁荣的形式首先需要一个背景条件，如果5年或10年前我们提出发展边贸方案，那几乎是难于实现的。因为那时我国的产生结构和商品生产水平几乎与周边国家持平，甚至更低。国与国之间虽近在咫尺，却形不成充分的供需关系，边贸活动仅限于边民日常生活需要和地域贸易传统习俗。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国力不断增强，产业结构得到相应调整，轻纺工业迅速发展，其水平虽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距离，但却明显高于周边国家，成了位于世界低谷中亚洲的一块高地。别小看了这块高地，它为我国全方位开放的外贸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最明显的有两个。
　　一是国内供给和境外需求高度吻合。比如新疆，从表面上看中亚地区各共和国与新疆的产业结构总体上都作为国家资源开发的重点地区，重工业发展规模都大大超过轻工业，但如果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哈萨克斯坦的消费品生产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长期维持在25％左右的低水平，土库曼共和国甚至不到17％。而新疆1986年同1981年相比，轻工业产值增长了1.08倍，食品制造业、棉毛纺织业等产值上亿元的轻纺行业已遍布全疆。正是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使境内外的供需结构出现了高度吻合。一方面中亚各共和国对轻纺产品、日用工业品和食品有大量需求，另一方面新疆和国内其他地区这些行业的产品在本区市场已接近饱和，绝大部分需要新辟市场。于是新疆的服装、纺织半成品、食品、暖水瓶等成了中亚各共和国的抢手货。同时新疆轻工业发展和对农牧业进行物质技术基础改造所必需的外部市场环境也进一步形成。
　　二是形成了对我们有利的贸易比较条件。近几年我国的轻工业制成品发展很快，但如果投放到发达国家大多只能在地摊上出售，且价格低廉，这样的贸易比较条件对我们不利；但到了边境贸易市场，地摊货变成了中档品，价格也比较合理，形成一种用境内制成品换境外原材料及农产品的贸易格局。在云南边境这种贸易比较条件已经十分明显，云南省6.68亿元的出口总额中大部分是从全国各地发来的轻工产品、化工品、药品、饮料等，而进口的3.9亿元中大多是橡胶、优质木材、宝石、有色矿砂等，这就给我国的一部分工业制成品在由低水平向高水平过渡的过程中找到了一块有利的国际市场。
　　如果允许我做一个简单的比喻，我认为近两年红火起来的边境贸易就如同10年前香港的水流向广东，台湾的水流向福建一样，我们这个低谷高地的水也开始流向周边各国。我想这大概就是边境贸易迅速发展最重要的原因。
　　走出去参与经济合作
　　记者：在发展边境贸易的各种有利条件中是否也存在着不利因素，或者危机？
　　邹蓝：是的，这是应当引起注意、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东三省、内蒙与俄罗斯、蒙古的边贸，新疆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共和国及巴基斯坦的边贸，云南与缅甸、越南的边贸以及广西对越南的边贸几乎都出现了日益活跃的局面，而目前周边国家对我国制成品的需求恰恰是这种活跃局面的主要动力。我们面临的危机也就在其中。
　　首先，我们改革，周边国家也改革，只是我们提前些，速度快些。这些国家迟早也会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提高生产力水平。改革会使他们在10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大量减少对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依赖，到那时如果我们依然走目前以制成品换原材料的路子，很可能会把自己引进死胡同。
　　另外，从地理位置上看，我们与东南亚邻国大多与其北部不发达地区接壤，山高地险，交通、通讯不便；而一些东南亚等国家则具有从南方登陆、直入发达省份的优势，他们可以更迅速地掌握市场信息，在制成品方面比我们有更强的竞争力。以中缅边境为例子，1990年以来我们已深切感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商品在缅甸市场已占优势，泰国与缅甸的贸易量达到6亿美元，而且境外低价工业品已开始流入国内。过去云南的味精和香烟在缅甸市场占绝大多数，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地生产和销售，但突然有一天我们的味精和香烟卖不出去了，这才发现味精市场已被泰国占领，香烟也有被新加坡取代的趋势，我们再想挤进去为时已晚。另一方面缅甸作为亚洲的重要贸易转口国也实行了越来越强的自我保护政策。1990年9月缅甸把部分边贸进口商品关税提高了10～35倍，此后的两周内，云南畹町、瑞丽口岸几乎无货能出口。近来我国在缅甸的贸易比重有下降的危险，价格也不断下跌。
　　然而危机可以避免，不利条件可以转化为有利条件。这需要我们对发展边境贸易有一个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我们的口号是走出去，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也就是说利用我们已有的技术和管理优势取代制成品优势。我们可以合资开发矿山，修建公路、桥梁、能源设施，兴办企业，使贸易活动依托在一个合理、稳定、有效的产业基础上。从长远观点看，我们与周边国家这种密切经济合作，有利于我国在与国际区域贸易集团谈判中的地位；也有利于西部边境民族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因为长期稳定地与周边国家进行经济合作，需要内地资金技术与西部边境地区的劳动力及原材料的结合形成产业依托，而不能靠目前已饱和的长途运输能力作远程经济辐射。这就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再现80年代前半期资金、技术投往特区的“特区效应”。
　　青年人的“新特区”
　　记者：如果对10年改革开放进程作一回顾，我们会发现国家的每一次经济调整，每一项新措施的实行，每一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几乎都与青年人发生着最直接和迅速的联系，边境贸易的发展是否也对青年的生活产生影响？
　　邹蓝：何止是影响，应当说青年人是参与的主体。我在多年研究的过程中接触了许多青年人，研究边贸的学者大多是青年，从事边贸活动的所谓“倒爷”也大多是青年人；而随着边境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经济活动将越来越多地与内陆省份甚至沿海城市发生联系，那里将需要更多的管理者和技术人员，需要更多的实干者。也许再过若干年，部分内陆边境将会出现像“海南热”一样的“边区热”，大批青年将被吸引到边疆的土地，因为青年人对新出现的机会最敏感。
　　我认为青年人作为参与周边国际经济合作的主体有几点便利条件和好处。
　　第一，与国家级大外贸相比，边境贸易比较简单，不需要很高的知识水平，与我国青年人的普遍知识水平和经济活动相一致，可以使更多的青年涉足其间。
　　第二，从某种意义上看是青年人提高经济活动能力的极好锻炼机会，是青年向更高国际贸易活动迈进的一个阶梯。他们可以在从沿海到内陆边境的往来中得到更全面的锻炼。
　　第三，为青年人施展才华和劳动就业提供了新的领域。不论是劳务输出还是各种合资项目都将吸引更多的青年。如果对50年代和70年代的边境建设热潮做一对比，今天已经从开垦荒原延伸到发展经济和对外贸易。我想前景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