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文化有标杆·解读伍松乔_绿色标杆企业申请表

　　文化在中国，似乎已经“筑底反弹”，这让人欣慰。然而，眼下各地若干与“大”相关的口号、指标与项目，热闹得让人有些困惑，怀疑这到底是不是在做文化。此时此刻，不由人不想起那些个在文化这行道跋山涉水几十年、在寂寞中自得其乐的文苑师友们，比如长期主持《四川日报》副刊的伍松乔先生。他们的坚守与作为，对今天的文化建设不无启发。
　　早些时候，在听闻《川报》副刊易帅、即伍松乔先生卸任之际，我就有些感慨生出，并也萌生了要写出这份感慨的念头。一家报纸更换它的副刊部主任，既不是一届政府官员的选举，也不属于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不过是一项既正常又平常的人事变更。但我却隐隐约约地、也许是多余多虑地觉得，松乔先生的离任，将标志着四川报纸副刊一个时期的结束。我的这个说法已经隐含了一个命名，那就是“报纸副刊的伍松乔时期”或者“伍松乔现象”。我觉得这个命名不过是指陈一个存在已久的事实。因为伍松乔在任时期的《川报》副刊，应该是我省乃至全国报纸副刊的一个标高。全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会长丁振海在其文章中还将松乔先生称为“媒体文化的标杆人物”，认为“松乔在全国副刊界有如此高的知名度和如此广泛的影响，绝非自我炒作，而是实至名归”，他“是副刊界有名的复合型人才，不仅是实践家，而且是思想者”。伍松乔本人多年来对媒体文化、报纸副刊的建设和推动，有国家级的“中国报纸副刊突出贡献者”称号为证；而业界、学界与民间，也以白纸黑字或口口相传的各种事例不断为其坐实这个称号。其实，不妨以简明扼要的“川内第一人”称铭之。关心并熟悉四川省文化事业、报刊状况的同仁，或不以此言为过也。
　　一个报刊领帅人物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就像人们十分清楚邹韬奋之于《生活》周刊，李大钊、陈独秀之于《新青年》，郭沫若之于《创造》月刊的意义；以至坊间一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主编的风格即报刊的风格。
　　并不是所有的主编都能够形成自己的风格、造成相当的影响、达到相当的高度的。一家报纸的副刊部主任，也许仅仅是体制安排、也许是竞争上岗的一个官位或一个职务——只要经营好一亩三分地，点麦子，收油菜，安插瓜棚豆架，间种花生黄豆，交差交卷不成问题；而要形成上面所说的“报纸副刊的伍松乔时期”或“伍松乔现象”，那就不完全是一种职务行为了，也并不是一个“副刊部主任”或“副刊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的头衔所能够解释的了。除了本职工作、在自身的专业上取得了很高成就之外，我觉得最根本的一点是，松乔先生保持着一贯的社会关怀，在重大问题上有独立见解，敢说真话，受到报刊界、文学写作界以及社会其他各界的尊重，其意见和见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的声望和成就，不是仅依赖于体制所赋予的官职头衔，而是来源于公众对他文化成就的敬意和人格力量的认同。只有在这个意义下，才会有这个“报纸副刊的伍松乔时期”的命名。
　　在这里我想稍稍地对多年来我们身处其中的文化生态说几句话。
　　文化界、文学界盛行“酷评”，已经有些时日了。且不论“酷评”的功过是非，这里要说的是，这种破坏性大于建设性的“酷评”似乎隐含着这样一个逻辑，那就是：凡肯定性质的、赞扬性质的都是虚假的，是红包评论，是捧场文字；而只有开骂、涮人、毁坏，才是资格的批评。只要你说的是好话而不是指责或骂人，就可能被预先指认为是利益的驱使，是圈内的互惠。这种奇怪、甚至有几分扭曲的逻辑，压抑了很多正常意见的发表，比如我这一份迟到的发言；导致迟到的原因，在此坦白，其中就有这种被压抑了的因素——我怕明明是出于真实的感受，却被人误解为是虚假的吹捧；我怕那就是严肃的话题，却被人认为是轻佻的夸饰。在此我要提出：如果我们目睹坏的丑恶的文化现象而没有指出并批评的话，当然是史化的怯懦，是评论不应该的缺席：但是同样，如果我们眼见优秀的有价值的文化现象而不加以重视，不加以肯定和鼓励，漠然处之，冷淡对待，那同样也是评论的失职，是文化的不作为。这里，副刊中的“伍松乔现象”如果不被正视和重视，我以为既是对松乔先生的不公，更是对媒体文化发展的不负责任。在这里我们对自己所看到的优良的义化现象、优秀的文化弄潮者加以协调，让这种珍贵的追求与精神被充分意识到、被阐扬和保存，让松乔先生之后能成长起一大批媒体文化的优秀后继人，这足文化人的职责和良知所在。
　　以上所说，不外乎就是两句大白话：第…句是说松乔先生对媒体的文化建设、对报纸副刊的开拓贡献，足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时期和现象；第二句是说，如果对此视而不见，那是对文化的不负责任。
　　正是出于这个缘由，下面我想说出自己的一些看法。松乔先生多年来活跃于媒体、文化、文学界，参与了众多社会文化活动，在很多方面很多事情上影响颇大，成就多多，我只挑自己最有感触的两点说说。
　　第一点是有目共睹但仍然需要我们深度挖掘的，即松乔先生对媒体的文化建设和对副刊事业的丌拓。
　　对此，我只是一些感性上的认识，副刊界的各位朋友比我了解得更清楚、体会得更深刻。三十年来，松乔先生关于媒体文化、报纸副刊、巴蜀文化的一系列文章的精华，大多集纳在《媒体上的文化庄稼》这部书里，那份殷殷之心、拳拳之情着实让人感动。他深入研究(《副刊到底姓什么》)；他着眼长远(《中国副刊的跨世纪变迁》)；他及时预警(《危机重重的中国报纸副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初副刊事业突飞猛进，他喜形于色(《副刊正当年》)；而当世纪之交副刊面临山河易色、园林萎缩、水土流失的困境时，他心急如焚，连连慨叹《如何是好》，那份赤子之心跃然纸上。“我为副刊鼓与呼”是伍松乔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用他自己“套用”的话说，就是“反复讲，经常讲，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其实，这用前些年的一句流行语来形容也十分贴切——这句话出自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又被喊响，那就是“不放弃，不抛弃”。不放弃，说的是自己的坚守；不抛弃，指的是对事业对他人的承担。这其实是一种核心价值观，在松乔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而近年来“不放弃，不抛弃”成为流行语、被人们所接受所传颂这一事实，不禁让人欣喜地看到，这种价值观又在重新回到我们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