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代电影传播与农民启蒙主体（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18

　　［摘 要］ 电影《秋菊打官司》通过农村妇女秋菊为讨一个“说法”的曲折上诉之旅，彰显出了秋菊作为普通、沉默的芸芸百姓中一员那种独特的个体存在。借用巴特勒的“引用”一说，本文分析了秋菊式生存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尴尬的一面，体现出言语与语言之间的冲突，这是第五代电影中农民主体启蒙特征的第二个表现。
　　［关键词］ 启蒙；秋菊；说法；存在；引用
　　 第五代导演善于在寓言中讲述历史和民族的故事，在幻想中重建主体性，因而从历史文化角度来表现农民生存、探寻民族性格之源是他们一贯的立场。他们的电影对现实中和当下的农民生活触及较少，但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却是一个例外。如果说菊豆是传奇式的人物，那么秋菊则是现实中的人物。电影《秋菊打官司》通过农村妇女秋菊为讨一个“说法”的曲折上诉之旅，彰显出了秋菊作为普通、沉默的芸芸百姓中一员那种独特的个体存在。同时借用巴特勒的“引用”一说，本文分析了秋菊式生存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尴尬的一面。
　　二、启蒙主体的文化表征（二）：言语与语言的冲突
　　（一）从传奇走向常人的生存
　　《秋菊打官司》与张艺谋以往的影片大不相同。如果说张艺谋之前的作品通常是关于历史的形而上建构，那么《秋菊打官司》则是对于当下现实生活的点滴记录；如果说《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关于老中国儿女的传奇寓言，那么《秋菊打官司》则是对此在常人生存的平淡描述。
　　从故事层面看，《秋菊打官司》选取的题材是日常生活中极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村长王善堂踢了村民万庆来一脚，由此引发争执。在农村日常生活中，这种吵架拌嘴甚至打架斗殴的事并不是什么稀奇事，邻里之间的纠纷原本十分平常，与杀日本鬼子（《红高粱》）、弑父（《菊豆》）、铁屋子的故事（《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事件相比，简直轻如鸿毛。正如电影中的房东老头对秋菊所言：全市一百万人，一百个人里头一人找一回，这就是一万。在你看来是天大的事，在人家看来也只是芝麻大的事情。而正是这芝麻大的事组成了中国农村老百姓乃至全体中国人民生存的实情——没有轰轰烈烈、生死攸关的爱恨情仇，只有平平淡淡、纷繁琐杂的日常人生。
　　海德格尔说：人的实体不是综合灵魂与肉身的精神，而是生存。①生存是人最大的本质特征，而常人的生存则具有庸庸碌碌、平均状态、平整作用的性质。②《秋菊打官司》使得长期被埋没的现实中国人（尤其是农村）的常人生存实质浮出地表，获得表述。从醉心于虚构历史、建构神话的野心到关注现实、回到庸碌的生存本身，这不仅仅是一次心态的调整，也是主体位置的转移。对神话的痴迷以及对传奇的热衷，反映了创作者主体潜意识欲望的投射，这是力比多过剩而引发的对建构强大自我的幻觉。而只有在远离当下和现实的传奇时空中，创造者才能无拘无束地发挥想象、情感等多项自我功能，在没有现实制约、没有时空限制的领域，主体的功能发挥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如张艺谋之前电影中夸张的造型、鲜明的色彩、过分意念化、类型化的人物，打上了导演鲜明的主体色彩。
　　及至《秋菊打官司》，创造者的主体意识渐行退却，而将展现空间完全留给了屏幕上的故事和人物。电影中的故事和人物似乎不再是导演意念和主体欲望的投射，它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生活的现实性和当下性。影片采取纪录的方式，运用大量的全景、远景镜头以及偷拍方式，给人极强的真实感。导演追求平实、自然的艺术风格，力争表现原生态的生活面貌。
　　（二）“说法”的背后：存在何以显现
　　影片的主要冲突围绕秋菊讨要“说法”展开。村长王善堂在与村民万庆来的争执中踢中了对方下身的要害部位。万庆来的老婆秋菊觉得受到了屈辱，要村长王善堂给个说法，即赔礼道歉。村长死活不肯道歉，他宁愿赔钱也不向秋菊低头。秋菊也是一根筋的人，一定要为自己所受的委屈讨个公道。她不断地上告，于是她和村长之间围绕“说法”“公理”形成了两极矛盾，也构成了影片叙事的张力。
　　那么究竟什么是“说法”？作为一名农村妇女，秋菊何以如此执拗？有人说秋菊的行为体现了妇女权力意识的觉醒，也有人说秋菊是具有一定现代意识的女性。而对于秋菊的性格，张艺谋导演也自有看法：
　　“我认为像秋菊这样性格的女性，在中国并不多见。这个故事有一个鲜明的意义在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人都是心字头上一把刀，很能‘忍’辱负重，同时我们还把这种忍辱负重看成一种传统的美德，我们在肯定自我价值方面，在对个体的肯定方面都不是很够。……秋菊作为一个山里女人，没有多少文化，却非常固执地寻找自己的价值和尊严，要那点自我意识，这很难得。像秋菊这种女人，在很多人看起来可以不再做下去的事情，她却锲而不舍地往下做，那么倔强地要求有个说法，这实际上就是她那种自尊、自重、自强精神的表现。……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使官司部分显得那么你死我活，而是重通过打官司的过程，刻画秋菊有主见、坚韧、执拗、不屈不挠的个性。”③
　　诚如张艺谋所说，秋菊的形象在电影中塑造得的确很成功，但秋菊的自尊、自强、坚韧似乎并没有太多现实和文化的依据。秋菊的倔强执拗似乎与生俱来，而且倔强得过了头，这已经超越了理性能解释的范围，只能用生命力和本能来解释。在这一点上，秋菊与张艺谋之前的电影女主人公如九儿、菊豆都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由此，秋菊既非觉醒了的中国现代女知识青年，又不是现实生活中一般的村妇，她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顽强的生命力，正是电影导演理想中的女性特质。由此，笔者比较认可陈墨对这部电影的看法：“《秋菊打官司》依然是‘不真实’的，它只是对现实生活的浮光掠影。同时，它当然也就是‘不深刻’的，因为它确实没有真正地关心人/农民/农妇的现实处境，而只是想要塑造一个自尊倔强的女性典型，明知在讲述传奇，却硬要加上纪实的包装。当然，他追求的是新颖，而不是深度。”④
　　秋菊的过分倔强也许并不是现实农村女性都有的，但她的“说法”所彰显的情、理、法之间的矛盾与困惑却在当下中国法制意识淡薄的农村具有普遍性。故本文认为，《秋菊打官司》的“说法”背后彰显了秋菊作为女性主体微妙的自我意识，但她并不是现代意义上觉醒的主体，且在象征社会秩序的能指之网中，秋菊无法为自我找到一席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