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难猜的独裁者心思两伊战争之“两败俱伤”

　　毫无疑问，两伊战争必将作为一场经典战争而载入史册，但这不是因为这场战争在战术上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而是作为一次代价高昂而又徒劳的尝试而成为反面典型。　　当战争逐渐从两伊国家政权之间的博弈演变为两个民族间的全方位对立后，这种对抗就不单单是萨达姆和霍梅尼之间“掰手腕”那么简单了。事实上，没有哪个政权能够在忽视民意的情况下打一场经年累月的战争，但历史也无数次证明，如果忽视了民族承受力的底线，即使在战争中占据上风，也未必能将战场上的优势转化为政治果实(例如美国在越南以及以色列在黎巴嫩)。客观而言，萨达姆对这一点很清楚，可以说他从未幻想过伊拉克人民会为了维持其统治而甘愿承受如此大的牺牲，但他坚信如果将战争归结于国家利益，伊拉克民众是会主动团结到他的周围。从很大程度上看，两伊战争的爆发是萨达姆和霍梅尼执政理念的不同及对宗教理解各异的结果，或者简单地说也馋杂了两人之间的恩怨。如果从这个层面理解，对萨达姆来说，要取得伊拉克民众特别是占国内人口大多数的什叶派民众的支持必然非常艰难。
　　萨达姆让人民感受不到战争
　　为了使伊拉克人甘愿追随自己对伊朗开战，萨达姆像很多独裁者一样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大搞个人崇拜。事实上，在战争爆发前，萨达姆本人就善于展示“个人魅力”，到了战争期间，这种行为达到新的顶峰。从每天早上读报开始，到去上班的路上，再到跟家人晚饭时打开的电视机，萨达姆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会见外国领导人，亲切接见小朋友，参加军队建设研讨会，帮助农民收割庄稼等等。当时在中东地区甚至流传了一个笑话——伊拉克的人口数量不是1300万，而是2600万，其中130073-是伊拉克普通民众，另外1300万是萨达姆的相片!
　　除了个人崇拜，为防止伊拉克人民因不堪战争重负而倒戈，萨达姆还竭尽所能使民众感受不到战争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都会集中所有国家资源投入到战争中去，但萨达姆在战争期间却不惜重金努力在国内营造祥和气氛。在巴格达，所有计划中的城市建设项目依旧在建，即使面临伊朗空袭的危险，整个城市夜晚也不闭灯，唯一能让人感觉到战争存在的就是每天聚集在政府门前要求为失去丈夫作出补偿的“战争寡妇”和大量涌入伊拉克找活干的外国劳工。据统计，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之初的1980年投入在公共建设上的经费为210亿美元，两年后，这一数字竟然不降反升，提高到215亿美元。
　　当然，尽管萨达姆努力使国内民众感觉不到战争带来的不良影响，但对于人口只有1300万的国家来说，每个月数千人的伤亡(巴格达官方公布的伤亡数据是每个月1200余人)毕竟难以承受。为此，萨达姆特别提高军人及军属的待遇，例如军人及其家属可免费得到国家补贴的小汽车及一块可以用来无息贷款建房子的土地等等。除了大幅提升军人待遇，萨达姆也明白要维系其在国内的稳固统治，就必须将军队牢牢抓在手中。为此，在战争初期，他就将原本负责军队指挥权的革命指挥委员会转化成他个人的总指挥部。萨达姆这一手的确将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也带来严重的副作用，战争期间，伊拉克的军队指挥官(无论是旅长还是营长)几乎不敢自作主张，遇有突发状况都要经集团军向巴格达直接请示，很多情况下错失良机。
　　伊朗入侵下的伊拉克
　　1982年中期，随着伊朗军队攻入伊拉克，萨达姆在国内施行的“黄油加枪炮”政策难以为继，由于伊朗的炮弹不断砸在自己的国土上，伊拉克财政的支柱性产业——石油出口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伊朗的铁杆盟友叙利亚宣布关闭经由其领土的伊拉克一保加利亚石油管道后，伊拉克的石油收入直接损失50亿美元。1980年，伊拉克的外汇储备曾高达350亿美元，到1983年底，这一数据已锐减至30亿美元。伊拉克政府不得不勒紧裤腰带，缩减开支，相应的对公共设施投资也从1982年巅峰时期的215亿美元减少到1983年的122亿美元。到1984～1987年期间，这一投入已变为平均每年仅100～110亿美元了。
　　1986年以后，随着两伊战略优势逐渐向巴格达倾斜，萨达姆仿佛看到取胜的希望，他决定倾伊拉克之国力对伊朗进行致命一击。在他的倡议下，所有伊拉克民众都被迫为战争买单——或者捐钱，或者献血，或者参加义务劳动。萨达姆还倡议妇女多生孩子，要求“每个家庭至少生5个以上的孩子……4个或以下孩子的家庭将受到惩罚”。但讽刺的是，当伊拉克军队再次进入伊朗成为“侵略者”时，伊拉克士兵原本因为抵抗侵略、保家卫国而萌生的强烈战斗意志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萨达姆一再以“代表阿拉伯世界惩罚波斯人”为口号对军队进行激励，但效果显然并不明显。
　　在战前，萨达姆曾宣称两伊之间的斗争并非因为他跟霍梅尼的个人恩怨，也不是为了伊拉克一己之私，而是代表整个阿拉伯世界抵抗“叛教徒”(多为逊尼派的阿拉伯人一贯视什叶派为背叛正统的宗教异端)入侵。而在20世纪80年代，德黑兰的“革命输出战略”确实让很多阿拉伯王室感到担忧。于是很自然的，萨达姆这种“替天行道”的悖论反而变得顺理成章。早在1980年夏，科威特便公开站在巴格达一方，1980年萨达姆访问沙特时，更是因为发动了对伊朗的“圣战”而受到沙特国王哈立德的高规格接待和诚挚的拥抱。而在战争爆发后，这两个国家也成为伊拉克最大的外援国，到1981年底，沙特共向伊拉克提供价值100亿美元的援助，而科威特的援助也高达50亿美元。整个战争期间，仅这两个国家向伊拉克提供的援助就达500亿美元，另外还有数量惊人的无息贷款。
　　除了援助，沙特和科威特还在两伊“袭船战”期间向伊拉克提供本国港口的使用权，允许伊拉克商船靠泊本国港口。在国际舞台上，沙特也俨然成为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的代言人。毫无疑问，在两伊战争期间，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援助对伊拉克成功顶住伊朗的进攻起到关键作用，如果没有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援助及后勤支援，萨达姆或许早在1985～1986年就完蛋了。
　　镇压国内异己
　　在安抚国内民众和笼络外国盟友的同时，萨达姆在战争期间还在国内对反对自己及复兴社会党的势力进行疯狂镇压。即便在战局最危急的时刻，萨达姆仍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巩固独裁统治的行动中。1982年，伊拉克复兴社会党通过决议，确认萨达姆对整个国家的完全控制，与此同时，萨达姆还在复兴社会党内安插大批亲信，并将自认为持有异议的高级军官(多达300名)清除出军队。而被视为“第五纵队”的国内什叶派势力，萨达姆也毫不手软，1983年春，他下令逮捕90多名伊拉克什叶派伊斯兰革命运动(SCIRI)领袖阿尔－哈利姆(Al－Halim)的家族成员，对其中16人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