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崛起 巴西崛起的“驾驶员”

　　费尔南多·卡多佐出生于1931年，1995年至2002连任两届巴西总统。1993年，当巴西陷入高达2500%的恶性通货膨胀时，卡多佐的“雷亚尔计划”成功地抑制了通胀，并且为巴西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没有卡多佐，就没有巴西今日的崛起。
　　一
　　作为总统，我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让每个人都免于恐慌。我不喜欢恐慌。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总是尝试维持至少看起来很正常的生活。这些年来，我热情积极地与大学时代就认识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我喜欢偶尔打打桥牌；毕竟，虚张声势是外交官的强项，歌剧和古典音乐一直都是我的最爱。之后，我又开始对波萨诺瓦（类似桑巴的巴西爵士乐舞曲）感兴趣。我仍然狼吞虎咽地阅读，沉浸在文学和学术交融的梦幻世界中。
　　在我的任期，巴西不断地被神秘爆发的金融流感所威胁。全世界如同我们一样的新兴市场，正因为前所未有的致命病毒在瓦解。没有人真正清楚这是为什么；我们只知道，如果一个国家被传染了，那么他的政府和数百万公民将面临破产的结局。一切可以追溯到1994年的墨西哥，接着是泰国，然后是整个东亚，之后是俄罗斯。这些危机都是股市崩盘、债务拖欠、货币贬值和大量裁员的可怕的综合因素造成的，使得经济千疮百孔。当我宣布竞选连任时，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都大声预言，说巴西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二
　　在巴西国内，我也有头痛的问题。我的经济改革方案被议会搁置。报纸上开始出现指控我的政府贪污腐败的报道。寻求连任——又一次与卢拉成为竞争对手——在法律和政治上都摔得四脚朝天。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对于雷亚尔不稳定的担忧，而雷亚尔是财政的主心骨，也是我总统任内最重要的象征。
　　那时，我并没有考虑全面，但现在看来却相当清楚，巴西国内国外的挑战，彼此间关联甚深。
　　当柏林墙在1989年倒塌时，桑巴效应（经济危机传染效应，因巴西以桑巴闻名而得名）的种子也就种下了。柏林墙倒塌的欢乐气氛一发不可收拾，远远超出了德国或是旧时东欧的界限。仿佛全球的商业阻碍在一瞬间荡然无存。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科技的进步，各国突然发现他们可以用全新的方法调配经济——这就是后来被广泛使用的“全球化”。
　　这个新世界就像一个各国嚷嚷着想要加入的大型俱乐部，令人垂涎的经济繁荣的机会就在黄金大门背后。贸易协定、国外援助和财力雄厚的跨国企业等待着新成员的加入。不过，为了加入这个俱乐部，许多国家首先需要重新校正经济体制，像冷战“胜者”，也就是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经济模式看齐。这帖药方并不是秘密，包括今天世界各地都视为常识、广泛接受的一些政策：关税需要降低，一些国有企业需要转卖给私人，最重要的是，私有财产权必须得到尊重。当我成为总统时，这个转变已经在全世界各地开始了，包括拉美，尤其是巴西。
　　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些改变是在20世纪60年代——我关于依赖理论的书提出了全球化中最早的一些迹象——但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原本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的共产主义变得无法令人信服，于是，转型的脚步开始加快。世界各国都明白，某种类型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是通向繁荣的唯一道路。也许，经济上闭关锁国在过去是个好主意，但那时已经不再可能。就算是中国也打开了国门。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只有古巴和朝鲜的经济真正还是封闭的——这是因为美国不让他们参与到全球经济中，而非他们自愿。
　　因此，我的任务就是全面修补巴西的经济，以使得它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更有实力。许多改革同时也符合我减少社会不平等的目标。不幸的是，改革将要面对激烈的、短视而且自私自利的对抗。
　　三
　　对巴西电信这家国营电话公司的一战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役。由于互联网和全球服务业的普及，沟通成为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巴西电信却可悲地证明了自己无法满足这一历史性的要求。我就职那天，100个巴西人里面仅仅有8.4个拥有手机——比拉丁美洲的平均数（11个）要低，跟美国（66个）更是差了许多光年的距离。与其说是因为巴西人贫困，不如说是因为巴西电信本身无能。在巴西某些高速发展的地区，安装一部电话需要等上两年。全国来看，大概1700万人等着拥有电话。仅仅依靠巴西电信笨重不堪的官僚制度和空空如也的金库，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对此难题只有两个选择：一种是由政府投资，提供进一步投资所需要的资本，就像过去一直做的一样；另一种则是将巴西电信卖给私营部门，买家可能是外国公司。在当时残酷的现实情况下，似乎我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巴西政府财政拮据，本来就是问题的源头所在。同时，我们明白一个全新独立的私人公司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注入新资金、引进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服务会得到改善，更多的人将能够有获得手机、互联网和其他现代社会基础必备物品的途径。
　　我尽心竭力地向大众解释，为什么私有化是能够让巴西获得最大利益的选择。然而，这样的改变会威胁到一群吵闹的人的利益，他们害怕丧失自己的特权。巴西电信的员工知道如果由私人接管企业，他们的利益会受损，还可能失去工作。其他拥有类似特权的人们——也就是说，工会领导和国有企业的员工——认为如果巴西电信被私有化，那他们自己的现状也会陷入危险。所以，当政府决定在1998年7月卖出自己所持有的巴西电信的股份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工会向法庭提起了超过100件诉讼，以阻止私有化的进程。等到这一手段失去效用的时候，反对派的政客开始对出售的合法性强烈质疑。卢拉指控我操之过急地想要卖掉巴西电信以用这些收入来资助自己的连任竞选——这样的污蔑让我忍无可忍，我以恶意中伤罪向法庭提起了诉讼。7月29日，当巴西电信的拍卖在里约热内卢的证券交易所大厅中举行时，就在几百码之外，数千名投掷石块的民众和防暴警察发生了一场街头混战，十来个人受伤。最后，卖掉巴西电信使得政府有了189亿美元的收入，这成为拉美历史上金额最大的一次私有化拍卖。虽然我们之前决定把这家公司分为12家各自独立的法人，但最终的价格还是比预期高出了许多；我对垄断，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都坚决反对。如果当初我们把巴西电信作为一个整体卖掉，可能会以更高的价格成交，但我希望能够尽一切努力来鼓励竞争。最后，结果不言自明。在我的任期内，巴西百人拥有电话量从8.4个跃升到了30个。电话总数几乎增加到了4倍，接近5000万部。移动电话在八年内从80万部增长到了8100万部。巴西基础建设获得的改善，远远超过巴西电信在公开市场上被出售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