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临行前后的日子|与 相伴的日子作文

　　1967年12月15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18岁的哥哥因病去了另一个世界。　　哥哥是家里的长子。他一走，我们姊妹五个中只有五岁的弟弟一个男孩子了。已经44岁的父亲精神一下子坍塌了。哥哥走后的那年春节，父亲在日记“忆吾儿”中写道：
　　元虎徐力是长男，生平性稳口寡言；
　　艰苦朴素勤俭性，勤工俭学苦用功。
　　生性志高谋略保，从不夸口事易成；
　　先学后问再实践，十作九成都实现。
　　哥哥生于1950年农历六月二十一日。因生在虎年，长得虎头虎脑，大家都叫他元虎，上中学时才起学名徐力。哥哥得病，是因“文革”初去北京参加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时的一次感冒发烧引起的。离家时他只拿了20块钱，准备从西安到延安去串联，但走到天水和同学联系后改变了主意，一起去了北京。坐了四天三夜的车，下车时腿肿得像面包，脚上的水疱溃破成疮。如果当时在北京检查，就可能早一点发现肾上的毛病，但他一直没有吭声，最后还是被解放军战士发现，送来了药膏。而肾炎却在体内又隐藏了一年。
　　父亲在哥哥去世后的第十天，记述了串联时的情景：
　　北京串联
　　（忆虎儿口述）
　　公元一九六六年，同学约我去串联；
　　本来打算去延安，改道北京未实现。
　　当时坐车实在难，人多车挤苦难言；
　　四天三夜没下车，忍饥受饿无怨言。
　　到了北京驻西郊，等待领袖来接见；
　　难忘时刻瞬息现，终于见到伟人颜。
　　好似春风来拂面，时间难忘是今天；
　　北京一住四十天，清华大学是家园。
　　学习生活入正规，接受军人来训练；
　　军人叔叔实在好，把我们当国家宝。
　　当时我有脚上疮，克服困难没声扬；
　　忍受痛苦来锻炼，英雄形象脑中现。
　　军人发现负我医，药到疮愈永不疼；
　　疮愈体健心舒畅，京都乘车去游逛。
　　今日颐和园中游，明天天安门上转；
　　读书不如亲眼看，认识不如去实践。
　　从北京回来后，哥哥的身体经常出现水肿，有时眼睛肿得睁不开。母亲常常念叨哥哥怎么肤色发黄，但没有引起父亲的重视。他最后病倒又是因家里盘炉子。父亲买的耐火砖，让哥哥一次背了六块，一块就有八九斤重，坚持到家已经汗流浃背。在树下歇息时被寒风侵袭，从此一病不起。母亲一直埋怨父亲没有考虑哥哥的体力，是背得太重挣病的。哥哥病倒后，又没有及时住院进行治疗，一直在家请医吃中药，导致病情迁延不愈，这些都成了母亲一辈子的心病。
　　而父亲想，当时医院正在踢开党委闹革命，成天打砸抢，住院也不安全。当时唯一通过医院为哥哥所做的，只有三姨定期请县医院的化验员来家取样化验。再者，父亲也对中医深信不疑，请来了当地有名的郎中，每天一服中药，三天换一个郎中。到哥哥走的时候，药渣子积攒了几十筐。母亲常说：“你爸如果没有耽误你哥哥的治疗，为啥要把药渣子留下呢？”
　　记得在哥哥生病期间，父亲把我们家花园里最好的一树白牡丹花挖了出来，我和姥爷、三个舅舅一起在冰天雪地里用小刀子一根一根地将根上的毛根刮掉，再剥皮烟熏火燎，最后炮制成丹皮，卖了给哥哥治病。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一家七口人，虽然靠父亲每月42.5元的工资，生活是困难一些，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三十几棵树的梨树园，不至于让哥哥感到他的病会给家庭生活带来负担。真不知道当时哥哥从窗户里看见家人和亲戚们手指冻得像牡丹树根一样，在刺骨的冰水中刮皮洗泥的场景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每次请中医来看病，母亲都要给大夫做饭。当时小斌妹不满一岁。一次，因妹妹哭闹着放不下，母亲就做了两个小菜，把中午一家人要吃的一个大饼给大夫放在炕桌上。哥哥想着大夫吃一半，会给我们留一半的，没想到大夫一口气吃了个精光，才开始给他诊脉。哥哥不愿意伸手，母亲以哀求的目光看着哥哥，哥哥极不情愿地伸出一只手。大夫走后，哥哥说：“我要是个大夫，一定是先看病，不随便吃病人家的饭。”又问，“午饭我们吃啥呢？”母亲说：“等娃睡着了，我煮一些干菜。”哥哥看见母亲白天背着妹妹干活，晚上抱着妹妹给他熬药，一天没有歇息的工夫，便说：“妈，我尽管浑身没劲，干不成体力活，你买一个小车车吧，把小斌放在车车里，我一天摇晃摇晃小车车哄娃还行，你也稍微轻松一点。”妈妈虽然心疼哥哥，但也实在没办法，便买了一个最便宜的竹子车，放在哥哥的炕头。只要妹妹一哭，即使在睡梦中，哥哥都会立即伸出无力的手，使尽全力摇晃车车。
　　哥哥病重后，经常陪伴在他身边的是母亲和我。
　　母亲昼夜不眨一眼守护在哥哥身边。100多个日日夜夜里，只有当哥哥睡着时，她才坐在炕头下面的脚踏子上打个盹。哥哥轻微翻身，她立即睁开眼睛察看动静。
　　我常常给哥哥端药。他烦躁时，不肯吃药，我就先端出来，过一会儿热一热再端进去。有一次我反复端了三次，他还不喝。当我噙着泪水要端出去时，他缓和了一下口气叫住我说：“你懂事了，也难为你了。拿来，我喝！”
　　在哥哥病情加重的那段日子里，他被病魔折磨得经常发无名火，看见我把药端进去不容分说就向我泼来。当时我感到非常委屈，便在心里悄悄地骂他，总认为他一天躺在热炕上，一家人为他忙前忙后，还经常给我们找毛病。
　　哥哥可能知道自己的病不好治，经常拿着焦裕禄用笔顶着肝脏坚持工作的照片给母亲暗示：“唉！我疼的部位和焦裕禄的一样。”但母亲一心一意盼望着哥哥能够康复，哪能把自己18岁的儿子和焦裕禄病故的事联系在一起呢？
　　慢慢的，哥哥失去了治疗的信心，厌烦了一天三次的汤药。母亲又要求父亲让哥哥住院治疗。父亲心里也明白，此时的哥哥，住院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只能用中药熬尽他生命的最后一分钟。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给母亲说明病情。这个问题，成了父母日后争吵的焦点。
　　哥哥患的是慢性肾炎，刚开始限量食盐，到后来就不能吃盐了，常常觉着口里无味。在三九天，他想吃母亲做的韭菜臊子面。在那个年代，寒冬腊月哪里会有韭菜？母亲急得直搓手，对我说：“这一向你哥啥都不吃，今天想吃点韭菜臊子面，你说啥地方有韭菜呢？”我跑到院边的韭菜地里，从没结冰的地方剖出了一点韭菜根。母亲惊喜地夸我聪明，精心做了一碗臊子面。谁知哥哥只吃了一口就将碗一推，失望地说：“怎么没有韭菜的味道？”本想吃一碗香喷喷的臊子面的哥哥、以为做了一碗拿手的臊子面的母亲和找到了韭菜根而兴奋的我，全都像霜打了一样。我不知道是母亲在汤里没放盐，或是韭菜根没有味道，还是哥哥被中药喝得口里没了味觉，我们谁也不敢看谁，谁也不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