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故宫文物南迁万箱国宝藏身山城秘闻】 故宫文物南迁遗留骗局

　　1937年，日军闯入紫禁城，却没有找到觊觎已久的故宫珍宝。原来，故宫文物已经过精心装箱，在严密的护卫下，分批从北京运到了南京。但由于战势的变化，这些稀世珍宝必须离开南京。那时候，无论是故宫珍宝的守护者们还是重庆人，都没有想到，与北京相隔千里的重庆会成为故宫文物南迁的目的地之一。
　　上万箱珍贵文物经三峡抵达重庆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就开始筹谋故宫文物南迁计划。表面上，故宫博物院一致对外界宣称这些国宝不会离开北京。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对文物进行清点、装箱，准备分批运离北京。
　　1933年2月，全部清点装箱工作完成。2月4日深夜，故宫博物院院长吴瀛终于等来了国民政府的文物迁移指令。故宫午门外，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护送这些文物前往火车站。2月6日清晨，第一趟运送国宝的专列驶离北平车站。自此，总计13491箱文物被分作五个批次运至南京，这个阶段被称为“南迁”。
　　“七?七事变”之后，这批文物又分南、中、北三路被转运到更加安全的西南后方，这个阶段是“西迁”。正是这次迫于不利局势而发起的“西迁”促成了故宫文物与重庆的相遇。
　　1937年8月，第一批文物从南京抵达重庆，后来送到贵州存放，此为“南线”。1937年11月， “中线”的文物转运也开始了，从水路自南京运往汉口，转到宜昌，在那里改用小船穿过三峡到重庆。从中线到达重庆的文物多达9369箱，其过程险象环生，有2084箱故宫文物精品，在南京大屠杀的前5天才被抢运出南京。另一批文物则走“北线”经铁路和卡车抵达四川峨眉。
　　把文物安然无恙地运到重庆，并非易事。蜀道的艰险和川江的颠簸，都会威胁到文物的完整。早在文物运出北京之时，故宫的专家们就已经找到北京的古玩商人学会了文物装箱的方法：选用长三尺、宽高各一尺半的木箱来装文物，每件文物在装箱前都要用纸、棉花、稻草层层包裹，再用绳子紧紧捆住，避免路途的颠簸擦挂造成损毁，对于字画这类文物，还需用油纸包裹以防进水。
　　几经周折，为国宝寻得三个临时住所
　　尽管上万箱文物已在迁徙路上，但存放文物的确尽管上万箱文物已在迁徙路上，但存放文物的确切地点却始终悬而未决。其实，重庆的地形复杂，山峦起伏、峡谷纵横，要找个隐蔽的地方似乎也不难。不过，故宫的工作人员很清楚，这些文物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不能有任何闪失，而时局的不稳定，也让选址工作充满了变数。
　　据三峡博物馆专家胡昌健的研究，1938年，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蔡元培在重庆主持了关于故宫文物在重庆存放地点的会议，决定立即修建专门的库房收藏国宝。同年，故宫博物院重庆办事处成立。担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的马衡带着同事们在重庆四处寻找合适的位置修建库房。所谓的修库房，其实是计划挖一个巨大的山洞来安放这1.1万箱文物。最终，他们选定在菜园坝挖山洞。很快就有人提出，菜园坝距离珊瑚坝机场太近，可能会遭到日机轰炸，导致文物被毁，而这么大的山洞，一时半会儿也建不好。挖山洞的想法就这样放弃了。大家决定暂时在安达森洋行、川康银行和吉时洋行仓库这三处地方存放文物。
　　川康银行与安达森洋行：
　　至今保存完好的故宫文物仓库
　　当年存放文物的三处地方，除了王家沱的吉时洋行仓库难觅踪迹，安达森洋行与川康银行依旧保存完好。想象中的故宫文物存放地，应该是极为隐蔽，甚至可能设下各种机关。事实却非如此，比如安达森洋行，就在洋行、领事馆聚集的海棠溪一带，而川康银行更是在最繁华的商业区。
　　川康银行的二楼仓库是第一处被选定的文物存放地。银行所在的渝中区打铜街，是一条连通新华路与陕西路的小街，也是连接重庆上、下半城的最短通道。
　　解放前，打铜街、新华路一带云集了各类银行、经济机构，堪称“老重庆的华尔街”。如今这条小街上，黄葛树郁郁葱葱，遮天蔽日。每天上午，街道两旁总是聚集着许多小贩，兜售新鲜的果蔬、物美价廉的小百货以及香气四溢的小吃；下午，不少人收了摊档，围坐在树荫下喝茶、打牌。
　　望着这样一派祥和平常的老街景象，实在难以想像当年戒备森严的国宝运送场面。人们只能通过打铜街老人们的回忆，一窥当年景象。当时，老人们看见在众多荷枪实弹的士兵的看护下，一个个木箱子被悄悄地抬进了川康银行，抬箱子的人个个都神情严肃，动作小心翼翼。这样的大场面很是少见。大家想来想去，也猜不出木箱子里到底是什么。过了一段时间，坊间才传开消息，那些木箱子里藏的都是故宫里皇帝的珍宝，用船运来的，一共好几百个，货船就靠在临江门的码头上。
　　沿着打铜街一直向下走，经过湖广会馆，穿过东水门，沿江走到朝天门广场附近，可以望见对岸一座名叫慈云寺的寺庙。慈云寺右后方的老建筑便是故宫珍宝的第二处藏身地——安达森洋行。
　　如果没有遇上长江汛期，造访安达森洋行的最佳路线，是乘坐从朝天门码头到野猫溪码头的轮渡，正好在慈云寺的山门外下船。寺庙的香火以及隐隐传来的诵经声引导人们走到慈云寺前。寺前小广场旁有一条铺满石子的土路，路的尽头便是洋行旧址。走近了以后，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小院落，里面堆着一些雕塑，似乎这里还是一座制作装饰品的小工厂。进入院落后前行几分钟，就看见一条长而陡峭的条石阶梯，石阶旁自下而上排着三栋老房子。拾阶而上，第二栋老房子的门边挂有刻着“安达森洋行旧址”几个字的文物保护牌子。
　　现在的安达森洋行仅剩下这一小片旧址。依据资料记载，洋行原有6栋建筑，占地近万平米，仓库旁有一条铁轨，从码头直通仓库，专用于运输货物。当时，故宫博物院租下了四个仓库，存放了4000余箱文物。
　　洋行旧址的大门敞开着。令人感慨的是，当年曾经放满了故宫珍宝的洋行仓库，现在竟堆放着各种未完成或者废弃的装饰品。仓库的门窗多半破损，以至于室内到处落满了厚厚的灰尘。出了第二栋老房子往上走，石阶上的杂草更是密集杂乱，尤其是转弯后的台阶上，布满了青苔，显然，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
　　站在石阶的最高处，可以看见一江之隔的渝中半岛。此时，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显眼的地点，很容易成为日机轰炸的目标，几千箱文物藏在这里，怎么能保障安全呢？
　　当年，安达森洋行的老板安达森想出了一个办法。安达森是瑞典人，每当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时，他便在洋行前升起瑞典国旗，在屋顶铺上大幅的瑞典国旗，日军飞机见到外国旗帜，便在轰炸时避开了洋行。就这样，4000余箱文物得以躲过日机的狂轰滥炸。 然而，随着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日益加剧，国宝的处境越发不安全。9369箱文物最终只得离开重庆，转移到乐山长期安置。
　　向家坡与飞仙岩：
　　文物终于齐聚重庆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故宫文物也不必继续暗无天日的生活。1946年，分散在贵州安顺、四川峨眉与乐山的故宫文物全数回到了重庆，这是故宫迁徙转移的所有文物终于第一次齐聚，更令人惊奇的是，13491箱文物受损者极少。
　　它们静静地等候在重庆南岸区海棠溪向家坡，期待着重返故宫。据当年的故宫工作人员回忆，故宫文物在向家坡的存放点是国民政府的经济委员会所在地。可惜的是，这处旧址已经不存在了。
　　200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造访祖国大陆，特别谈到了抗战时期国宝内迁之事，不仅介绍了当年三路国宝迁移和安放的情况，还第一次透露了贵州安顺80箱精品国宝曾经存放在巴县（即重庆巴南区）的史实。
　　原来，在日本投降前夕，有80箱精品国宝从贵州安顺县迁至巴县安澜乡永寿村飞仙岩，并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巴县办事处”。此次行动为高度机密，除管理人员和当事人外，外界一无所知，甚至巴南区本地人也完全不知情。若不是周功鑫的透露，这段史实可能会成为一个永远的秘密。
　　1947年，存放在向家坡与飞仙岩的故宫文物又一次被秘密地搬上了汽车、轮船，从重庆出发，经公路、水路共走了56天，顺利抵达南京。经过了8年抗战，这些国家宝藏几乎没有受到丝毫损毁。这次文物大迁徙也被视作人类文物迁移史上的奇迹。而那些见证奇迹的旧址，也许会随着这段历史的浮出水面，迎来自己的新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