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体西用”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中体西用思想

　　摘　要：“中体西用”思想是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情况下，中国人谋求自身文明出路的一种主张。它在探索中国早期的社会发展道路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这一思想也存在局限性。从对政治体制改革、现代化道路、中西文化三个方面正确认识“中体西用”思想的进步性与局限性，对当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体西用”；现代化建设；中西文化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237-02　　“中体西用”这个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节略语，在封闭社会发展链条中，“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但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的形成，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的进攻下，形成了诸多封建主义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相结合的“中体西用”产物，并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争论热潮。
　　一、“中体西用”思想的两重性
　　“中体西用”因维护“中体”被加之包庇封建的罪名而备受批判，马克思说过：“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1]，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在如何评价“中体西用”的历史作用时不应当抱着偏执的心态，而应该辩证、客观地看待。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能冷静地分析当时的中国形势就不难发现，“中体西用”思想远远高于那些顽固守旧思想和农民思想的空想性，在封建主义旧文化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要想容纳某些先进的资本主义新文化，似乎“中体西用”是最好的策略选择。
　　（一）“中体西用”思想的进步性
　　“中体西用”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主要表现在：
　　1.“中体西用”思想在引进技术中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大地几乎看不到近代工业的影子，直到鸦片战争的枪炮声才惊醒了天朝美梦。林则徐首先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口号，刺激了军工企业的发展。随后魏源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提出军工企业满足军用的同时，对于“有益民用”的机器“皆可于此造之”。由此，洋务派陆续建造了不少军工企业，使“中国自设立制造局，风气一开，凡一切枪炮、轮船、军火均能自造”[3]。这些现代化的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劳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无疑促进了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
　　2.“中体西用”思想促进了知识传播和教育变革。19世纪被称为“科学世纪”，在“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下，数学、物理、天文等方面知识不断传入中国，冲破了哲学传统对科学方法的束缚，使中国的科学发展在方法论上开始与世界融合。这对传统教育体系也提出了挑战。本土最早创办的新教育机构是京师同文馆，标志着科学开始渗入到传统的育才制度之中，这无疑会有力地冲击了封建教育制度。如果不是如此，清政府1903年废科举的措施是不可想象的。
　　3.“中体西用”思想动摇了传统的价值观，促进了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随着“中体西用”思想的不断蔓延，近代科学技术广泛传播，适应于封建的经济基础的价值观念也不可避免地被动摇了，崇尚“义理”、轻视“末技”的传统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再加之新学堂的建立、派遣留学生，中国开始出现了徐寿、李善兰、华蘅芳等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往往带着相对开阔的眼界和较完整的近代科学知识来看待中国封建社会，势必会感受到种种的不合理，从而为新的政治力量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酝酿和准备阶段。
　　（二）“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性
　　“中体西用”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着不可磨灭的时代的印迹，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1.“中体西用”的唯心性摧毁了其存在的合法性根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规律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体西用”思想中的“西学”实际上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中学”指的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质就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力之花嫁接到封建生产关系之木上来，从而暴露出其唯心主义的祸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力，腐朽的封建制度母体是无法容纳它的，因而“中体西用”思想势必不能在中国封建社会生根发芽，至多在引进之初发挥一些作用，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愈益显出它的局限性。
　　2.“中体西用”思想的保守性扼杀了其自身生命力。19世纪80年代，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初步发展，并具备了一定的规模，这在客观上进一步瓦解了封建自然经济，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变革封建制度奠定了经济基础。而此时“中体西用”思想中的“西学”还局限于“器”，没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依旧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最终丧失了生命力，走向了反动的一面。中法战争中中国的不败而败已经证明，企图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求得“自强”是不可能实现的。
　　3.“中体西用”思想狭隘性限制了其改变社会的效用。一般而言，文化由三个层次构成：浅层的器物层面，主要集中表现在满足人的需要；中层的制度层面，主要集中表现在寻求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合理制度以满足社会需要；深层的思想层面，主要集中表现在引导人们实现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需要。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最开始的“西学”还是主要指的是与机器生产相关的技术等，是处于浅层的器物层面，而在维新派变法主张中，以图实现“君主立宪”，无疑更进一层，触及到了制度层面，再到后来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五四运动的出现，才从思想上掀起以新文化推翻旧道德和旧礼制的浪潮。而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单纯在器物层面尝试的改变社会的实践终究难以继续指导中国的现代化探索。
　　二、“中体西用”思想的当代思考
　　“中西体用”的争论已经随着历史的远逝可能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其成功与失败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政治体制改革的及时推进。“中体西用”思想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其以形而上学的视界审视“体用”关系，而没有看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中体西用”思想的弊端之一就是割裂了“体用”关系，中学和西学分别有其自身的“体”和“用”，如果张冠李戴，势必会阻碍事物的发展。此外，“中体西用”思想也没有看到社会的统一性。现代化作为一个多方面的有机统一体，内部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如果没有政治现代化作保证，单纯地依靠经济发展来实现现代化势必会失败。所以，当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有步骤地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显得尤为重要。正如邓小平同志于1986年6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的：“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正是对“中体西用”思想的深刻反思得出的深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