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村西村的故事_西村故事

　　 　　尘封10多年的记忆在2006年11月11日被悄然打开，当上百位曾经在此居住过的艺术家们在北京北郊九立方画廊再聚首时，还是禁不住热血涌动……这就是“西村”――曾经是最早一批“流浪”北京的前卫艺术家为之怦然心动的地方，曾经挟裹无数青春年华的悲欢和梦想，曾经有人将它与法国巴黎的枫丹白露和美国纽约的苏荷区相提并论。
　　对曾经生活在画家村的艺术家来说，“西村”，并不陌生。因为圆明园画家村里就有个福缘门西村，那是当时圆明园画家村的核心地段，有点像北京的王府井。许多人物的许多故事从这里开始，如现在享誉艺坛的方力钧就是在这里出名、走向国际舞台的，而岳敏君、杨少斌、祁志龙、王庆松等艺术家也是在这里确立了他们自己最初的艺术语言……
　　我第一次进圆明园画家村，已是20世纪90年代初酷热难耐的夏天。那时，画家西村在经历了前一二年国内外传媒的轮番“爆炒”和来来往往买画卖画的阵阵喧嚣之后，正渐渐安静下来。
　　在这个北面紧邻圆明园遗址，东起福缘门新村，西至骚子营、西大地，南到北京大学附近的挂甲屯、娄斗桥及蔚秀园不大的地面上，居住着几十位流浪北京的艺术家。因此，那时有人将这里与法国巴黎的枫丹白露和美国纽约的苏荷区相提并论，认为这里将诞生由年轻一代中国画家组成的新画派，圆明园画家村也有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多元艺术的中心……
　　
　　离去的“村民”
　　我记得当时我的运气不错，头次进村，就在画家祁志龙的小院里，撞上了回村访友的画家村老村民――方力钧。赤膊，光头，除了一条肥大的棉布短裤、一双旧拖鞋之外，周身毫无遮蔽的方力钧，对我们欠身点点头，又靠回到竹躺椅上，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让人联想起他的画。
　　 方力钧和祁志龙都是村里最成功的画家。方力钧被国外新闻界称做“中国当代‘玩世’画派的代表人物”。他画中的人物，无论男女老幼，常常和他一样，是光头，而且显得“平庸”而“无聊”，使人隐隐觉出藏在世俗温情背后的愚钝、可悲，和画家本人玩世不恭的情绪。
　　 1993年，方力钧同另外一些中国艺术家参加威尼斯艺术展，因作品中不动声色的幽默声名鹊起。在圆明园画家村点上炉子还看得见哈气的农舍里，那些画就的作品被买走、收藏。几个月前，方力钧搬出了西村，在位于北京东部的远郊区通县买下一座大大的农家院落，将一间百多平米的房子改建成画室。
　　方力钧的朋友祁志龙则靠他画的“政治波普”成就了―番事业。这位前中央美院教员辞职后来到画家村，以他的“红色系列”受到海外艺术界人士的广泛重视。香港画展之后，一位德国著名艺术品经纪人自愿充当他的代理，祁志龙本人不久后也成为北京卡塞尔丹艺术咨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尽管他至今仍携妻带子，身居西村，但已经在通县买下一片农田，准备盖建新房。为此，方力钧把老祁戏称做画家村里的“地主”。
　　“怎么不在这边呆了?”我问方。
　　
　　“唔，这边现在太乱，没从前那种清静了。”方力钧低声慢语，全然没有功成名就的做派。他话不多，偶尔说一两句，便又会陷进沉默，藏住自己。
　　方是最早来这里的画家之一。1989午他从中央美院毕业之后，便在圆明园附近的村子里，租到一处农民房住下，冬天生炉子，夏日挥扇，远远逃开大都市的喧闹，依傍昔日皇家园林的古老废墟，图的是一份有利创作的安祥和重归自然的灵感。那时，他还只是“村子里的画家”。
　　随着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画家的相继迁入，这里变成了“画家们的村子”。来这儿的多半是毕业不服从分配或者工作做得好好的突然辞职的那种人，他们喜欢在大多数男孩理“寸头”的时候蓄长发，而等到大家都长发披肩形如艺术家时便剃个光头；他们喜欢神聊畅饮、深夜不寐，而大白天睡到中午时分还长卧不起；他们缺乏平稳安逸的甜味而充满躁动不安和无奈的作品常常令人吃惊。
　　当时慕名而来入住画家村，现在已成就为著名策展人的杨卫说：“圆明园艺术家喜欢酒，给外界留下一种放荡不羁的印象。其实，圆明园艺术家的生活远没有外界所渲染的那么浪漫，当时我们不仅要面对社会的巨大阻力，而且还不时地要承担交不上房租、吃不上饭的日常压力。”
　　对如今已是京城著名策展人的舒阳而言，他的生活却因为对圆明园画家村的一次访问而改变。“1995年，我还在西安美院学习时，到北京造访了圆明园画家村。那时在传媒关于圆明园画家村的报道中，圆明园画家村堪称艺术的圣地，到那里造访，确实有些朝圣的意味。那时生活在圆明园画家村的艺术家，很多也是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显然那时的圆明园画家村很像是想象中的艺术乌托邦，只是在若干年后我才从一些亲历者口中得知那里的实际状况。这次造访的经验以及和北京朋友们的交流，使我在毕业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从西安出走。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在为当年的出走沾沾自喜，圆明园画家村因此成为我内心永驻的一页。”
　　终于，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艺术作品吸引了国内外新闻媒介的纷至沓来，参观者、买画者以及画家们的崇拜者把这片村落变得熙攘起来。再以后，村里的农民设法办起小卖部、小饭馆、台球室、录像厅之类的生活服务设施，又装上电话，甚至还开办了一家专卖画具颜料的商店。但是，一批成功了的画家们却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离开这日益喧闹的村落，继续流浪，去寻找新的“净土”。
　　
　　画中的自己
　　
　　尽管画家村的“星”们纷纷远迁，但村里人依然不时迎来新近迁入的伙伴。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因为听信了在圆明园画家村卖画容易的传言而来，而更多的人来这里却仍然是为了寻找自己。
　　22岁的艾莉来自河北，是西村里年纪最轻的画家。初次见面，我把她错当成唱歌的小娟。披着一袭长长黑发的她，先是点头，盯着我“吃吃”地笑，然后得意地叫道：“错啦！”
　　艾莉进村的时间并不长，来这里的原因也很简单。由爷爷带大的她，17岁时，在经历了刻骨铭心、却又没有结果的初恋之后，离家在外，到处流浪。那男孩也是搞艺术的。她进过职业培训学校，做过服务员，但―切却都无法长久，“我受不了那种日子，没意思，我也画不成画。”最后，她终于来到北京。先是独自一人在城里租屋而居。可因为她太喜欢把大街上捡来的“破烂”挂满小屋，房东难免不快。“后来，有一天晚上，我碰上画家村的两个画家，听他们一说，我就来了。我觉得在这儿感觉特好，就住下了。”艾莉把我让进她那小小暗暗、空空如也的屋子，我们一人一只蒲团，面对面席地而坐。
　　小屋的墙上挂着她的画，大多颜色深深的，给人很沉重的感觉。其中一幅的画面上，暗蓝绿色的背景中，是一对相拥而卧的人形，但看不出面貌。
　　 “这是……，你和他?”我试探地问。
　　
　　她眼睛亮亮地看着我，点点头。“我的每―幅画，画的都是我自己的故事。而且，我只画自己的故事。”她娓娓道来，语调中带着几分忧伤。“他是个特好特好的人，我们呢，也特别相爱，可是……唉，不可能，这都是命。”她从自己的床铺间翻出一张揉皱了的纸，递给我，那是一张照片的黑白复印件。照片上，一个梳短发的少女，手拿一只藤筐盖，笑得很甜。“我l 7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她燃起一枚香烟，边吸边聊：“当初，为了拍这张照片，我拿着藤筐盖到处跑，好多照相馆都不肯给我照。”
　　“后来失恋了，我离开家，离开我爷爷。他伤心极了。我也知道对不起他，可是……我喜―欢―离―开―的―感―觉。”艾莉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现在，我在这里画我自己的故事。我从来没学过画画，过去特别想学，可一直没机会。如今，就全凭感觉画出来。栗(宪庭)老师他们都来看过，他们说我很大胆，敢把自己的过去展现给别人。可也劝我：‘艾莉，你总是这样可不行。得想开一点，别把自己锁起来。’可我老也忘不了那些故事。”
　　 “不过，有一点是变好了，在这个村子里，我觉得特别安全，不会受到伤害。我可以自由地做我想做的、有意思的事。”
　　“你画这种画，能卖得出去吗?”我翻着她画作的照片，问。
　　她盯着我，摇摇头，眼中又闪过―丝忧郁：我也知道，没什么人要这些东西。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卖画可难了……也许，为了生计，我还是得找一份工作……想起这些，我就有点儿受不了。”
　　 “可是，总得过活，是不是?”
　　 “其实，我活得简单极了。住的地方也就是这样，吃呢?爱吃黄瓜，不吃肉。”
　　夜幕降临，我们拉上艾莉和另外两个画家去村里的小饭馆吃晚饭，几个画家很不好意思点要了贵一些的荤菜，一直在旁说“够了，够了。”艾莉呢，看着桌上的碗碟，只是不断地从盛着凉拌黄瓜的盘子里夹菜，然后，把其他菜碟里的黄瓜片也挑出来吃。
　　
　　合也!分也!
　　
　　 画家村里的男画家身边很少没有女人。画家的作品里，也常常有一种性暗示。在画家们看来，女人是他们的灵感，在这种最原始、最简单的关系里，他们寻找着创作的激情。专门搞装置艺术的邵振鹏曾经对我说：“性，其实是生命中最根本的东西。搞艺术的人，就是要用自己的作品表现这种根本。”
　　 所以，画家对女人们，无论是妻子、情人或者朋友，总是挺温柔的。
　　 所以，尽管有些时候，有些画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比较随便。但他们会说：“那是在寻找。”
　　 所以，尽管画家们过着清贫无着的生活，还是有不少女孩子来到他们身边，为他们而着迷，甘愿为他们做饭，与他们共同生活。
　　 所以，圆明园西村的一些画家在一周喝酒的名目里，专门有两天是留给女人的：为离婚，和为女朋友。
　　黑月和庄红是一对在画家村里认识、恋爱、结婚，而后又离婚的画家。身高一米八的黑月有藏族血统，黑黑的卷发，清瘦的脸上带着几分野性。然而一旦搭上话，你立刻会感到他其实既温和又随意。
　　黑月1989年从青海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后，只身去海南闯过几年世界。“钱是赚过不少，可也挥霍得差不多了。”直到有一天，黑月突然感到自己再也离不开艺术，便怀揣剩下的最后100块钱，来至北京。在他那些已是画家村村民的朋友的介绍和鼓动下，黑月一头扎进西村，安顿下来。
　　然后他就遇见了庄红。然后他和她就结了婚。
　　
　　庄红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院。见到她时是一头短发，脸上透出一股灵秀之气。她曾经在广告公司工作，也在外资公司画过商品画。1993年3月，庄红进了村，“终于找到了自我”。
　　 婚后的黑月和庄红曾经有一个整洁安静的小院，尽管三间干净的北房里，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但两个人在这个小天地里体味过生命的激情和这份激情诱发的灵感。
　　 分手，离婚，倒没有了断他们的友情。黑月和庄红依然来往，庄红不时地到黑月那终于变成大杂院的住处串门，即使是黑月不在家的时候。
　　 “那为什么还要分手呢?”我问庄红。
　　 “也许我太好强了。换成另外任何一个女人，这个婚姻都可能保持下去。我受他人的影响很大，两个人在―起的时候，我什么事都干不了，而黑月好像不受什么影响，他总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更多请见《文明》2007年03期
　　
　　尾声
　　
　　1995年夏天，圆明园画家村作为著名的艺术公共事件消失了。“这一悲剧性的结局却没有掩盖它的历史光彩。当时，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10年，但中国的文化艺术领域还是处在旧有的体制内。圆明园画家村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当代艺术的面貌，为人们第一次勾画了一个当代艺术的自由乐土。对画家村之外的人们来说，他们看到了一种自由独立生活的可能性，一种艺术家彰显个人价值的可能性。”因圆明园画家村的出现而改变了生活轨迹的舒阳说道。
　　在圆明园生活过的艺术家在谈及那段生活时，几乎毫无例外地说起那时生活的窘迫，时常面临饥饿。“如果说有什么变化，一定是好的变化，因为情况已经不能再坏了。”圆明园艺术家刘彦如是评说当时的生活。
　　 “随着圆明园画家村在地理版图上的消失，我们的那些青春故事也被无情的岁月所打散。” 西村故事的策展人杨卫离开圆明园后，以“中国人民很行”成为当代艳俗艺术的代表人物、策展人，现为天津开发区筹建一个大型艺术馆而忙碌奔波……
　　 “对于圆明园画家村，重要的不是艺术，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在那里，我们学会了春天怎么种植希望的花朵，夏天怎么下水捞取肥胖的河瓣，秋天怎么腌制可口的咸菜，冬天怎么生起温暖的炉火……”村民方力钧，现居北京通州，自1988年以来，其作品一直受到大批国际知名收藏家和收藏机构的青睐，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一个无法绕过的名字，一位在艺术市场中炙手可热的艺术家，40出头的他已被人誉为当代艺术的大师。集众多光环于一身的方力钧在众人的期待下，于2006年10月举行了自己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个人展览……
　　村民杨少斌，成就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人物。在他北京通州宋庄小堡最高的位置上那座300平方米属于自己的画室中，无奈而幸福地说：为了孩子上学，又住回到了城里。今天晚上还要到瑞典大使馆去参加一个为中国当代艺术家举办的活动……
　　村民祁志龙，不开公司了，还是画画，成就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人物……
　　2006年9月，村民王庆松的影像作品以31万美元在香港举行的拍卖会上成交，这位目前中国成交价格最高的影像艺术家，平和地对我解释道“那钱不是我的，是一位早期以2000美元收藏了我作品的藏家的……”
　　村民黑月，以一位成功艺术家的身份常常出现在北京艺术家的聚会场合，与张红失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