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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仲卿刘兰芝悲剧原因_论刘兰芝\焦仲卿婚姻悲剧的必然性

发布时间:2019-01-15 03:59:38 影响了:

   [摘要] 《孔雀东南飞》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忠贞不渝的爱情和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被迫害者的无限同情和追求婚姻自由、珍惜爱情生活的强烈愿望。本文分析了刘兰芝、焦仲卿婚姻悲剧的必然性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反映,也是他们的性格使然。
  [关键词] 《孔雀东南飞》 婚姻悲剧 必然性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最早的一首长篇五言叙事诗,也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民间叙事诗,全诗357句,1785字,被称为“古今第一首长诗”。这首诗通过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婚姻悲剧故事,揭露了家长制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罪恶,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忠贞不渝的爱情和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被迫害者的无限同情和追求婚姻自由、珍惜爱情生活的强烈愿望。
  
  一、刘兰芝、焦仲卿婚姻悲剧的必然性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反映
  
  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诗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力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和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建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
  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的选择第三个可能。《礼记•本命》中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刘兰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长的威压,那么刘兰芝,焦仲卿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没有。刘焦两人反复所辩解的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封建规范。他们的认识不能不受到时代的局限。与焦母、刘兄不同的是,刘焦的爱情思想与这些封建教条冲突,而焦母、刘兄则以为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亲人的幸福。显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焦母、刘兄是强者,而刘兰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处于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时期,而是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于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自觉而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他们的死,是历史的必然性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他们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思想上的局限,并不能转移或否定实践意义上的客观作用,刘兰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因为他们没有逆来顺受的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他们的毁灭。如果他们屈从了,那么他俩的肉体还存在,但是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他们为坚持爱情理想而坚决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他俩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
  所以,刘兰芝、焦仲卿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示出了极其普遍的问题。《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二、刘兰芝、焦仲卿婚姻悲剧的必然性是他们各自的性格使然
  
  焦仲卿生于官宦之家,自己又在太守府里作吏,虽然职阶卑微,但在严格的门阀社会里已经具有被“品”资格,所以她母亲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将来还要凭借靠山飞黄腾达。很显然他是笼子里长大的金丝鸟,养成了拘谨懦弱的个性,一个比较善良的白面书生。作者基本上肯定了他的斗争,但描写时却又紧紧的扣住了他的特点――人物经历和性格上的特点。仲卿是深爱妻子的,当他知道母亲要驱逐兰芝的时候,先是“婉启”,然后是“跪告”,等到母亲“槌床便大怒“,他就“默无声”的退了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对着兰芝“哽咽不能语”,劝兰芝低声下气,暂时回娘家,约定将来再去找她,但他其实只有一点幻想的期待并无什么实际的好办法。兰芝被逼将嫁,他声言要独个儿自杀,甚至还要把这个计划去告诉自己的母亲;兰芝死后,以他爱兰芝之深,终于以身殉情,作者写他在庭树下徘徊了一阵,然后上吊,活画出了这个怯弱的书生的性格和面貌。
  刘兰芝则和他不同,尽管诗篇以古典作品特别是民间文学惯用的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她的知书达理,描写了她的装扮,但在门阀社会里,“生小出野里”就说明他的家世还不入“九品中正”之眼。她是一个在小康人家生长起来的有主见的女子。美丽、聪明、能干,虽然作者也极力写她的善良和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中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具有反抗意味的刚性――人民想象中的被压迫者自觉意识的一种形态。这种刚性不一定要从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上去理解,而是更广泛的散布在兰芝的全部行动细节里,当她明白了焦母的意图,不等对方开口,便自请:“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仲卿对她泣不成声,一筹莫展,她便说:“勿复众纷纭。”劝她暂回娘家,再图后会,她便说:”何言复来还!”她看清问题,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的人格和尊严,不过作者也不是简单地片面地处理这一点。兰芝了解仲卿的性格,然而她爱仲卿,也知道仲卿爱她。儿女深情使她对冷酷的现实抱有一丝幻想,仲卿和他告别,她这样叮咛:“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这是在具体条件下产生的她的唯一的希望。县令差人给她做媒,她这样婉拒:“自可断来信,徐徐更为之。”最后她哥哥说了:“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刚性又立刻占据了兰芝灵魂,处于弱者和被压迫者地位的那种凛然不可犯的尊严感在她的心底升华,她决定以生命来表示最后的抗议,所以仰头回答,很快应允了。
  离开焦家的时候,拜母别姑,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在嫁期定的时候,裁衣作裳,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乃至最后“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也不表示一点迟疑和犹豫。她从来没有向环境低头。很难考察有多少人在传唱过程中丰富了刘兰芝的个性,然而这的确是一个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光辉人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美的表现。环境的残酷和转变提高了人物的精神。作者以朴素的描写,将细节一缕一丝扣入行动,使作品在真实的基础上产生了追魂摄魄的感染力――诗的感染力。
  作为古代民间文学伟大的诗篇之一,《孔雀东南飞》以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不仅暴露了封建门阀统治的罪恶,而且深广的记录了一千七百年前人民真实的感情,它是艺宛的奇葩,也是历史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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