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_浅谈何兹全先生眼中的中国文化

　　摘 要：何兹全于1995年12月在台湾清华大学做关于“中国文化”的演讲，而后整理为《中国文化六讲》并予以出版。该书围绕着中国文化的起源、背景、发展及未来前途而展开讨论，主要涉及中国文化素质的根源、国家形态以及中国文化的未来等内容，前后一贯，自成一说，表明了作者对中国文化基本要素、特质以及中庸之道、中国文化前途未来的看法等。
　　关键词：何兹全 《中国文化六讲》 中庸之道 文化自信
　　何兹全（1911—2011），山东菏泽人。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留学日本、美国。1950年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代表作有《魏晋南北朝史略》、《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等。
　　《中国文化六讲》（以下简称《六讲》）是何兹全先生1995年12月在台湾清华大学的学术演讲成果。既然是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作者第一个谈到的问题便是“文化”的定义。古今中外相关的定义太多了，何先生认为文化就是人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结果和积累，畜牧业、铁路、政治组织、学术等，事态万千都是文化。在这里，有必要用钱穆先生关于“文化”的定义，比较阅读[1]。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通过“文明”与“文化”的对照论述何为文化，他谈到“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从科学机械的使用方面说，电影可以成为世界所共同，从文学艺术的趣味方面说，电影终还是各地有区别。这便是文化与文明之不同”[2]。在钱穆先生看来，电影、新机械新工业等在表面的使用、交流方面，只能算是一种文明，在文学艺术、科学精神等深层次方面，才可以看成是一种文化，这与何先生的看法有所不同。比较两人不同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对文化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
　　关于中国文化的根源，何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有两个根源：一是农耕生活（外在的），一是家族本位（内在的）。其中农耕型文化与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黄河流域及其支流产生孕育了灿烂的古代中国文化。他认为，家族在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道路上是内在的推动力，与自然环境等外在力量，共同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
　　第二讲中论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何先生把中国自古以来政治制度的演化分为五个阶段：先秦时代、秦汉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隋唐宋时代、明清时代。不管是君权、贵族权、平民权的关系，还是君权、相权的关系，他们既考虑自身的利益，也希望国家能有一个良好的统治秩序。
　　第三讲谈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四条主流，即天命观念、伦理思想、大一统思想、中庸之道。这与中国文化中天命、和平、中庸、融合等因素有很大程度上的对应。同时何先生认为“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庸的精髓“就是不过激，不不及”，当把中庸之道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时，可以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第四讲谈到了中国的城市复兴与文艺复兴，这与14-15世纪欧洲城市的兴起、15世纪左右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不管是城市复兴，还是文艺复兴，其关键时代是唐宋时期，在唐宋的关键转折期间，城市复兴与文艺复兴是相伴产生的。
　　关于“近代中国新思想——为国家寻求出路”这一讲，何先生将这些出路归纳为五条：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且对后人寄寓深厚的希望，那些前人没有完成的任务，便落到了后人的身上。
　　在最后一讲“中国文化的未来”，何先生展现了自己对中国文化前途与未来的信心。他说： “中国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有光明的前途的。”[4]这种信心与憧憬，是何先生基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内涵，并分析世界未来趋势，对中国文化前途与未来的一种肯定，同时也流露出他对中国文化前途走向的美好企望。
　　基于以上书中的主要内容，笔者认为此书的一大特点便是连贯性。此书虽分为六讲，但每讲之间都有一种连贯性，清楚地展现出中国文化的轮廓与内涵。如谈到了“影响中国文化素质的两个根源”是农耕生活与家族本位，而家族本位又与“国家形态——走向专制”相关；传统自然经济形态的变化，又影响着“城市复兴”；清朝康乾盛世以后，社会矛盾突出，许多人特别是近代中国思想的先驱，思考着如何向西方学习以及怎样学习，如何“为国家寻找出路”。这样六讲就是一个整体，“围绕着中国文化的起源、发展及未来前途而展开讨论，前后一贯”，自成体系。
　　“做学问要读一部书，至几部书。读此几部书，要该读到此几部书背后的人”[5]，读一本书，不仅读到书中的内容，也许能对作者的品性、治学态度有所了解，读到书背后的“人”。何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特质、发展道路以及它的生命力提出自己的认识，进而对中国文化的前途提出自己的信心，这种信心可以说是他“爱国一书生”的一种体现。我们读史者或许也应存有这样一种文化自信。
　　总之，本书不仅是一位终身治史者晚年的心得报告，而且也是一位身历时代变局的知识分子对于当代问题的反思与展望。何先生在《六讲》中，对中国文化的起源、背景、发展及未来前途展开讨论，清晰明了。他想要“说点中国文化整体的东西”，这虽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做起来却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之所以将两人的观点进行比较，主要是因为何先生说自己走的是胡适、傅斯年、钱穆等老师的路，并且《中国文化史导论》是《六讲》的重要参考资料。
　　[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弁言”第1-2页。此外，在《中国文化十二讲》一书中，钱穆先生也对文化的定义有所论述，并将文化、文明、与人文一起讨论。
　　[3]何先生在《中国的城市复兴与文化复兴》一文中也有相关的论述，详见何兹全：《中国的城市复兴与文化复兴》，《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第2期。
　　[4]何兹全：《中国文化六讲》，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6-157页。
　　[5]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81页。
　　作者简介：王兴（1990-），男，陕西泾阳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9级历史学基地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