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 美国突破性疗法 [中国医药在美国]

　　初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在满满的行囊中，总忘不了挤进大包小瓶的各色药品，我自己便是一例。回想起来，当时这样做，原因还真复杂：既有经济上的考虑，也有心理的问题，还有语言—信息的阻碍……随着时间的延续，上述因素在渐次消遁，不过，另一个重要考虑却顽强地生存下来：国人对中医的信奉。时至今日，我依然在返美时携带若干药品，所不同的是，现在带的清一色的都是中药，用来对付像“上火”、“虚寒”等杂症，补补泄泄，以收到西药起不到的效果。
　　相比之下，世纪之初的前辈留学生们，恐怕难有与我们相同的心境。鲁迅等多位文坛宿将，对中医与整体中国文化的批判异常尖锐，也失之过于情绪化，十足映现出人们对遗产与国势的信心不足。几十年过去了，中医在变，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中医可以说已经部分“西化”，但大体上维持住了自己独立的一套“话语”和思路，也至少在慢性病、疑难病以及日常诸多小病小症中顽强占有一席之地。几次波折之后总的结果是，国人对中医的信心有所恢复，而洋人也在理论上逐步重视起这笔人类远古文明中硕果仅存的医学财富。
　　可是，身居异域的切身体会也告诉我，洋人们这种重视也颇为有限。尽管出名的杂志如《时代》、《新闻周刊》等对“alternativemedicine”（代替医药，包括中医中药在内的各种非西方医药）都做过纵深报道，尽管在美国连三尺小儿也会说一口“Yin”、“yang”（阴、阳），但在西方，连研究中医的专家也不如我等普通的中国人知道什么是“上火”而什么不是，若让他们再大着胆子囫囵服用中药，就愈加困难了。
　　我清楚记得我的一位教授喉咙肿痛，我向这位亚洲学专家推荐“胖大海”泡茶。他直直眼，“那里边有什么成份？”我笑笑，说还真不大清楚，但总之管用。他正色说，这就问题所在，不清楚成份，怎么能服用。我反问说，我们人类每日的饮食，是由祖上传下来的，还是专家推荐的？“你知道芹菜的成份吗？但它可以吃，而且入（中）药呢。”他这下可得意了，从身边抓起一罐可乐，一盒即冲快餐：看，当然要有专门说明介绍，“没有的，迟早要有！”我一时语塞，望着这些工业流水线饮食，只好皱眉。
　　时代不同了，我当然不会因这种小小不言的遭遇而改变对中医中药的信赖。但是，我也清楚地感到，在盛行至今、统治全球的现代知识话语里，中医的确处于一个相当不利的位置，这是个基本事实。这情形可比作你身为律师，赴公堂对质，你同情某人而且明知其有理是一回事，能以清楚、有理、有据、有力的语言为其辩护是另一回事——而这律师所本的语言，就是一整套“一是一，二是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分析逻辑，及负载这套逻辑的、不乏问题但同时卓有成效的西方科学知识体系。而这代代发展且常常自我批判的、发达而庞大的知识体系，可不是三人五人能一朝撼动的。何况，未来医学的最前沿——基因疗法——也依然是以分析而不是综合为利刃开辟出来的。
　　不错，从理论上说，颇有一些西方人士懂得中医的价值。用某位专家的话说，中医至少在三方面有潜力对世界做出重大贡献：对某些方剂或品种有效成份的提纯与精炼而可能产生的新药（典型的“洋为中用”，也正是目前中国国内规模生产中成药的基本方向）；对某些疑难症的“替代治疗”（比如针灸治偏瘫）或“替代理解”（如对某些身心疾病）；对人类医学理论上的丰富，比如耳熟能详的“平衡”、“综合”等西方理论体系原已包涵、但常忽视的思路。尽管如此，让“洋人”以哪怕非常现代的中医方式受医，可能性已非常小，不要说行医了。
　　事实上，由于对中医中药的不理解与不认可，中草药生药的许多重要种类是禁止入境美国的。至少在加州，许多中药成药（包括牛黄解毒丸、六神九等常用药）被视为非法。州府甚至公布举报电话，奖励投诉。这样做，在桌面上的理由很多，有些可以理解，（如难辩真伪，如保护珍稀动植物）；有些则难做评论（如认为多种中成药含有有毒元素，像铅汞之类，中医对此的解释是“味”为药之本：丹砂就是丹砂，不等于汞；另外有“以毒攻毒”的理论）；还有些理由则是莫名其妙了（如一一实验后难于检定是否具有疗效）。你很难说这道理不带有偏见成分，可你又很难确切详细地加以指出。在此种情况下，中医在美国发展的难度不难预想。
　　迄今，中医的有效实践，恰好限于杜维明先生所定义的广义“文化中国”。这个现象，难道不值得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