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足音（二）:空什么足音

　　谁都有理想，但没谁比她的理想更持久；谁都有思想，但没谁比她的思想积淀更深厚——《中国青年》杂志，89年迤逦的足音里，激荡着自己独有的性格与辉煌。　　青年是思想最活跃的阶层，每一时代的青年，他们的思想无不打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是社会现实的最真实反映。
　　作为一本面向青年服务青年引领青年的刊物，《中国青年》89年不衰的根本原因，是能够真实地反映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思想实际；但她又不仅仅只是一个诚实的记录者，而是能尽早敏锐地抓住某个时期青年思想的主干，发现问题并用“大讨论”的方式引导青年解决这些问题。
　　虽然我们的时代从未停止变迁，并几经浮沉，但《中国青年》始终高举理想主义大旗，她是一个满怀理想的思想者，又是一个锐意进取的理想主义者。
　　个人与社会、理想与奉献、自我与天下、享乐与责任��这些主题，几乎铺满杂志的字里行间；这些原本貌似对立的概念，被穿针引线的细密功夫加以融会贯通——无形而巨大的精神力量汩汩不竭，浸润着青年人的心田，自觉不自觉间，他们就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在纪念中国共青团成立90周年的日子里，回首《中国青年》作为共青团中央机关刊所走过的足迹，可以清楚看到：她从诞生那天起，便是中国共青团的忠实追随者与有力实践者。她几十年如一，用多色彩描绘烘托出的思想丰碑，像响亮在共青团经行之路上的号角，催青年人前进的脚步更铿锵；她收获的累累硕果证明，她无愧自己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89年与90年，不倒的不是传说，是一样的光荣与梦想。
　　【提示：本文拟以中国青年的思想变迁为线索，主要以中青杂志的历次思想大讨论为依据，按年代先后分标题写作。因为篇幅所限，按**前（上）后（下）两部分发表。】
　　“为青年的思想引导者，这是我们引为己任的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即确立“思想引导者”办刊思路
　　有那么一个历史时期，青年人所引以为豪并津津乐道的是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由北京各校青年学生联合发起并很快波及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中国青年》杂志的创始人恽代英曾经这样表述过：“五四运动，实在是辛亥革命以后第一件值得纪念的要事，无怪一般青年要崇拜五四运动。‘自从五四运动以来’，这不是一句儿戏的话啊！这一句话，是表明你们的责任；倘若你们不能担负这个责任，那这一句话便是表明你们的耻辱。”（代英《自从五四运动以来》，1924年15期）
　　这段话，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五四运动不是什么时髦的词汇，而是意味着担负与责任。
　　其实，早在创刊之初的第一年亦即1923年，主编恽代英就在回复读者的总结来信中，这样说道：“万有君来函希望《中国青年》当为青年的思想引导者��这都是我们引为己任的事。”（《编辑者的话》，1923年10期）
　　1．为什么要确立思想引导者这个主题？
　　之所以能够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地抓住思想这一人之根本，是因为，《中国青年》的办刊人很早就认识到：“一个人底内心没有信仰，就是那个人没有‘人生观’。没有人生观的生活，等于没有甜味的蜜，没有香气的花。”（萧楚女《革命的信仰》，1924年1期）
　　认识到：“青年时代是人生蓬蓬勃勃最有希望的时代，他们的行为对社会亦可有贡献，亦可有损害，所以他们对于人生观之正确决定，是他们要最先注意的了。”（《1924年的三个希望》，1924年1期）
　　认识到：“一个人的‘为什么而生活’的认识——即其人之‘人生观’。没有正确的宇宙，社会，人生之认识的人，一定不能成为一个为社会为众人谋福利的人。”（楚女《革命党人底基本质素是什么？》，1927年7期）
　　认识到：“要使他成为指导青年的，争斗的，动员的刊物，以完成它真正的使命，整顿与发展中国青年是一切革命青年的责任！我们大家来负这责任啊！”（《告读者》，1927年14期）
　　2．怎样用思想认识统领青年？
　　在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当道的黑暗旧中国，要把想法各异的青年引领到一条思想统一的革命道路上来，是件何等困难的事情。
　　翻阅最初几年的杂志，不难发现，仅以“怎样”句式为标题的具体指导文章，就数不胜数：《怎样打倒帝国主义》（1924年32期）、《怎样利用暑假》（1926年18期）、《怎样做学生领袖》（1926年29期）、《到那里找C.Y.》（1927年7期）��
　　在1925年寒假来临之前，对有志作农民运动的同学如此提醒：“一、穿农民衣服举止行动要完全仿效农民。二、说农民的话，不要说什么学术的名词。”（朱霄《告有志作农民运动的青年》，1925年43期）
　　提醒文字宣传工作者，要取一种“极诚恳”的“商量”的朋友态度，不要“把自己认为不成问题的问题当作人人公认的真理”。（《怎样做下层的文字宣传》，1926年30期）
　　复旦大学一化名淮阴儿的青年，给编辑部来信，陈述他因备受社会现实与家庭问题的困扰，意欲结束人生。恽代英在复信中劝他说：“惊风骇浪中舟子总比坐客镇定，便因舟子要去应付这种风浪的原故。”（《怎样打破灰色的人生》，1925年18期）这极富哲理的话语，岂只是规劝一名青年，分明是鼓励读者和广大青年，只有逃开安逸无聊的小窝，到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搏击去作为，才会有更广阔的视野和前程。
　　从一点一滴的具体细节，到最难把握的头脑革命、人生观改变，《中国青年》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碍，以有限的篇幅，手把手教青年人如何工作学习与做人，可谓细致入微不厌其烦，因而备受欢迎。
　　老一辈革命家邓拓回忆说：“当时全国各地青年，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很多都受过恽代英同志和他所主编的《中国青年》的革命思想的薰陶。那时候，不少年青人的衣袋中，常常藏着那样一本三十二开的周刊；在反革命统治的角落里，这样的一本刊物，又往往要秘密地传递过十几个以至更多人的手，它和《新青年》《向导》同时成为革命的群众、进步的学生、教职员乃至一部分稍有新思想的老先生们所热烈追求的读物。”（邓拓《〈中国青年〉和恽代英同志》，1949年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