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壮士 “八百壮士”后来的生活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10月26日晚，战役进行到最后阶段，守卫大场防线的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4团四百余人(报界宣传称“八百壮士”)，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八百壮士”孤军奋战4昼夜，打退敌人十余次进攻，毙敌二百多人，取得了“四行保卫战”的胜利。
　　但10月31日奉命撤退后，“八百壮士”却被公共租界工部局解除武装，软禁于胶州路拘留营四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8日，日军接管拘留营，先后将三百三十余名孤军官兵押到月浦、龙华做苦力。
　　1942年4月，汪伪政府为了拉拢这批孤军，将他们转到南京，发给优厚的慰劳金，官兵不为所动，拒不接受。汪伪政府恼羞成怒，将全部孤军关入老虎桥俘虏营。
　　老虎桥监狱是一座人间地狱，以刑罚残酷而闻名。日军强迫孤军做苦力，挑大粪，百般折磨。在一次冲突中，‘士兵邓贵清用扁担将一日本兵手臂打断，日军将整队孤军包围，以机枪威吓。雷雄团长毫无畏惧，质问日军：“我们不是战俘，为何将我们作俘虏看?”孤军的特殊身份使日军不敢胡来，只好不了了之。事后日军进行了报复。一次12名士兵越狱逃跑被日军抓住，日军当即用刺刀将他们全部残忍地刺死。
　　一天邓贵清被日军派到鼓楼做苦力时，在一座桥上被日兵用枪托活活打死。一日，一名日本军官强奸了监狱内的一名中国女俘。孤军们派出代表提出严正抗议。狂妄的日军非但不听，还对孤军代表施以酷刑。全体孤军闻讯后立即绝食，以死抗争。日军在正义面前被迫道歉，停止了对中国战俘的折磨和蹂躏。
　　由于战事趋紧，需征用大量劳力，同时也为了不让孤军团结在一起，日军实行分散看管，分别把孤军们押往裕溪口、杭州、孝陵卫、光华门、新不列颠等地做苦力。
　　1942年5月，敌人从俘虏营中调出原四连代连长陈日升等100人去杭州南星桥外西兴镇养马，后又分出25人去江西上饶。这批人在原营部通信班长刘一陵的带领下成功逃脱。消息传到杭州，敌人将陈日升痛打一顿，罚孤军长跪一天，不给饭吃，不久又押回老虎桥俘虏营监禁。
　　1942年8月，70名孤军士兵被调到南京东郊孝陵卫日军战地士官学校做工。11月6日夜，万连卿等8人成功逃出，在新四军的帮助下，将他们送到重庆。在孝陵卫的其他人于1943年2月，有28人也逃了出去。
　　1942年底，敌人又从老虎桥俘虏营中派出一百多人去安徽芜湖裕溪口装卸煤炭，裕溪口对面山上就是游击区。1943年春节前他们举行了暴动，雷雄等29人逃到新四军驻地，受到新四军的热烈欢迎，最后分两批回到了重庆。
　　1942年秋，部分孤军被转到莫愁湖畔监禁劳动。1944年日军将仍在孝陵卫等地的约120名孤军战俘迁到上海，1945年2月孤军组织了集体逃亡，其中33名官兵受到新四军在苏南游击队的接应，最后全部辗转到达重庆。
　　其他成功逃脱的还有不少人。参加裕溪口暴动的陈日升等人先期到达重庆，他们要求重新入伍，恢复原孤军建制，军方认为人数过少，未批准，于是二十多人解甲归田回到各自家乡。杨养正到重庆后因左眼失明住进长寿第九残废教养院，日本投降后入军官训练总队，任少校连长，1946年因不愿参加内战而主动退役。
　　团副上官志标于抗战胜利后任第三方面军政治部第一科科长，1947年8月被调往台湾。郑俊1943年从南京脱逃到了重庆，被保送入中央军校高级班学习，毕业后随第九十七军赴广西前线对日作战，1949年12月参加了卢汉领导的云南起义。
　　从南京孝陵卫脱险的壮士万连卿，后被提升为少尉排长，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对日作战。
　　抗战胜利后，各地幸存孤军纷纷来沪。因物价飞涨，生活艰难，政府对孤军也无适当处理，致使他们流落街头，到了冬天身无棉衣、棉裤，每日两顿粥。
　　当时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宫汤恩伯在上海大光明戏院召集孤军官兵开会，封官许愿，动员他们归队服役，但大家异口同声说：“仗我们已经打够了。不想再打了。”对于流落上海的孤军们，政府部门仅发一点救济金，百余穷困潦倒的孤军流落街头，实在找不到栖身之处，就闯进吴淞路一日本侨民住的三层楼，把日本人赶跑住了下来。几天后来了一帮国民党军官，奉命接收日本人财产，双方发生争执，领头的军官见门口挂的“四行孤军”牌子时，不禁肃然向孤军们行了个军礼，然后赔礼道歉“鄙人有眼不识泰山。”说完灰溜溜离开了。没过多久，救济金用完了，吃饭又成了问题，孤军们的遭遇引起居住在上海的谢团长遗孀凌维诚的关心，她四处奔走，呼吁社会各界关心流落在上海的孤军们的生活。在凌女士的帮助下，1947年3月市政府同意将大达码头交孤军管理。维持生活。
　　抗战胜利后，关在老虎桥俘虏营的80名孤军获得自由。1946年，二百余位幸存孤军齐集上海孤军营旧址，缅怀他们的老团长谢晋元。
　　幸存的孤军解放后大多数回到家乡务农，也有的进入国有单位工作。解放前去台湾的有3人。当年谢晋元的警卫员兼勤务兵万连卿先后在上海、安徽、新疆工作，直到1979年退休后才回到阔别42年的家乡湖北通城县黄袍乡。
　　解放后，上海市长陈毅安排一部分孤军工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特别是“文革”中。这些孤军因参加过国民党军队而受到冲击。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这些抗日有功将士的功绩得到了肯定，一些冤案也得到了纠正与平反，有的还享受了一定待遇。张秋明在北京找到国际友人艾黎，抗战时是艾黎推荐他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作，1978年5月8日艾黎为他写了证明材料，他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被民政部确认为国家一级残废军人，并享受国家给予的优待。万连卿回忆道：1983年落实党的政策后，他受到各级政府的关怀照顾，后住进了福利院，过上安乐幸福的晚年。因受错误处理而去世的郑俊，1984年在其离开人世22年后由重庆市有关部门撤销其原判，为其平反。
　　1987年5月，湖北蒲圻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李宗润，无意中得知田际钿曾参加过四行保卫战，就在《长江开发报》上做了报道，1989年当地政府每月补助他25元。万连卿解放前后在上海生活过十余年，退休后回老家通城定居。上海的四行仓库纪念馆曾派人专程前往通城看望他。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中央电视台派记者作了专访，7月9日在《新闻联播》中播出了采访实况。他曾写有《四行孤军报国记》一文。另一位生活在湖南攸县的排长陈岂，凡，口述《“八百壮士”历险记》发表。2000年又在《纵横》上发表《八百壮士后来的悲壮》一文。田际钿也发表了不少回忆文章，对大家了解“八百壮士”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83年谢晋元墓迁到虹桥万国公墓，新墓位于宋庆龄陵园名人墓园里。同年4月15日，民革上海市委在新墓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除了谢晋元的亲属外，还邀请了部分当年的“八百壮士”代表参加。
　　1991年4月18日上海市黄埔同学会举行纪念谢晋元将军殉难50周年纪念座谈会有近百人参加，当年目击谢团长遇害经过的“八百壮士”之一的李锦堂，讲述了谢团长被日伪收买的叛徒杀害的经过。李锦堂于2002年去世。五
　　当年的420余位将士仅剩居住在重庆的杨养正老人。他的事迹长期不为外人所知，2002年媒体对他的经历做过报道，遂引起全国瞩目。2002年7月4日，已经风烛残年、双目失明的老人受邀重回当年的战场——四行仓库旧址，在这里他“见”到了写有他名字的《孤军官佐芳名录》和在孤军营时期的照片。他还遇到了当年他的连长、后任团副的上官志标的儿子上官百成，以及谢团长的儿子谢继民，三个人一同唱起那首《八百壮士》，共同回忆孤军的烽火岁月。这位最后的“八百壮士”于2010年12月16日逝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