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对话 何为真正的对话

　　《对话》一书收有两篇文章：一篇题为《对话》，作者是著名的诗人和学者程抱一；另一篇作者为高宣扬，他通过整理其与程抱一的八次对话，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高宣扬与程抱一之间的对话围绕着《此情可待》展开。这本程抱一的小说描写了明朝末年一个西方传教士与一位中国女性相爱的感人故事。《对话》一书则以对《此情可待》的评论为基础，高宣扬深入地探讨了一系列关于爱、美和善的问题。
　　高宣扬首先回顾了明末时代的中国，那是个社会剧烈变化的时代，西方自由之风吹进沉闷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处于变动之中，促进了自由精神和人性萌芽的逐渐勃发，“独特的人文伦理价值和异于传统的浪漫情操”亦悄然出现。而《此情可待》的爱情故事正发生在彼时的中国，于是一个传教士（道生）与一个中国女孩（兰英）心灵深处的交流具有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意义，同时他们的爱情也引导两种文化开始认真地互相观察。
　　高宣扬随后考察了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的过渡期间西方社会的状况，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矛盾的生活状态：一方面人们从公共社会领域内退入家庭，家庭成为个人生活的中心；另一方面，家庭又成为寻求自由者的“监狱”，他们渴望逃离。中国明末社会虽然与此相似，但却具有更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点——道德伦理关系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家庭生活在中国社会有着特殊的作用，使得过渡时期发生在家庭生活结构上的改变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有模式。但是，道生与兰英勇敢地冲破了巨大的阻力，源自心灵的强烈吸引将他们维系在一起。
　　在第二和第三章里，高宣扬探讨了爱的意义及其永恒性和唯一性。高宣扬指出：“真正意义的爱，作为世界存在和宇宙发展的基本动力，作为人类社会和文化创造的基础，已经远远超出‘两人间’或‘小我’的范围。”爱的瞬间可以转化为永恒的存在，而这瞬间又是不可替代的。就在道生与兰英的炽烈爱情迸发之时，一种爱的永恒亦随之而生，可以说正是他们的爱情对话造就了永恒。
　　高宣扬接下来重点讨论了美和善。在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社会中，谈论美似乎是不合适的，但美并不是绝对形而上、与现实隔绝的不可触摸之物，恰恰相反，美是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美，在本质上是善；最美的就是最高的善。”美和善让我们知道在污浊的世间仍然有灿烂阳光，它们温暖了我们麻木的情感和冷漠的心灵。此外，程抱一特别指出，“从人类的爱的历史中唤起爱的激情，从反复发生的历史悲剧中吸取教训，是当代社会最紧迫的任务。”这话不禁使我想起那被冷漠和堕落的灵魂所谋杀的小女孩悦悦。我们的社会就像一艘负荷过重的货轮，一些船舱已经着火了，一些人已经死去，只剩下无数僵尸在富丽堂皇的大厅里终日跳着圆舞曲，空剩那些愤怒的人在甲板上无助地呐喊。戈尔丁《蝇王》中的悲剧正在我们的社会里反复上演，人性的丧失与道德的沦落让我们不禁为人与人之间的隔绝所悲泣。如果我们丢掉了对话，也就自动放弃了与他人交流的权利，而这无疑是一种自我放逐。“‘美’的真正对立面，其实是‘恶’，而不是‘丑’。”恶作为美的对立面，就像牛虻一样敦促我们不断反省自己的心灵，敦促我们始终向着善和美飞去。
　　程抱一的《对话》一文比高宣扬的文章更加生动和有趣。程抱一是一个几乎将中法两种文化完全地融入血骨之中的人，两种文化自由而奔放地流淌在程抱一的思想中和笔下，令人感叹文化交流的至境乃在于心灵场中的完美交融。
　　程抱一回顾他到法国后的二十多年时光，说他的生命“仿佛一场激情的戏剧，充满了矛盾与撕裂”。在我看来，恰恰是这种“矛盾与撕裂”开启了他之后独具特色的写作和学术道路，这个裂变迫使他不得不同时直面两种文化，并在这痛苦中寻找一种最佳的生存方式。最后，程抱一选择用法语写作，因为法语对于他而言意味着无垠的表现的原野。他说：“我无数次陶醉在用新语言指称万事万物的喜悦之中，心情正仿佛洪荒时代的人们。”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早已化入骨髓的中国文化，他不像许多人那样洋装穿在身，其心早非中华心，他没有简单抛弃，而是用两种文化同时滋养心灵和思想。“离开它（指中国文化），为的只是着手另一项更为棘手的变革，为了开创另一种更根本的对话。”程抱一如是说。
　　法语是程抱一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法语和中文这两个广阔的世界同时向他展开了绝美的风景。其实语言不独是文化的基础，质言之，语言本身就是文化的精髓所在，我们绝不可将二者判然分别。“语言的权利即是生命存在的合法性”，所以在程抱一的眼中，法语不再只是表意的工具，而是成为了有生命的、可以与之对话的形象，比如他将A看作张腿站立的人，将S看作游行的蛇等等。程抱一“愿意将许多法语词汇作为表意文字来体验”。在学习一种新的文化时，中国文化给了他一个新的视角，他也因此而得到了新的感受和认识，这正是对话精神的体现。
　　那么，对话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对话首先应该是平等的，这似乎不言之明，但很多“对话”其实只是“一言堂”而已。柏拉图写了许多伟大的对话，但其中一些可能算不得平等的对话，比如在《伊安篇》里，伊安总是在向苏格拉底请教，他的思维几乎全是被苏格拉底裹挟和引导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里收录了一篇海德格尔与一位日本人的谈话，但通篇都是日本人问，海德格尔作答，那是货真价实的“访谈”，却不是真正的对话。《论语》记载了孔子和其他人的一些对话，但是其中很多也是别人问，孔子答，很少真正地对谈。严格来说，这些或许都算不上真正的对话，毋宁说更像是圣哲们的宣讲台。
　　在我看来，真正的对话不是进行价值判断，不是品评优劣，而是平等的互视，可以互相批驳；不是一方问一方答，而是去倾听对方的声音，并借此反观自己，在行动中完成自我提升。对话不是终局，而仅仅是起点。程抱一就是一个好范例，他写道，“在我的诗中，所谓的对话并没有遵循传统的‘提问-回答’的模式，它以对话者之间‘共生之象’出现。”对话既是两种文化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方式，亦是一种文化积极进行自我建构的重要手段。
　　总而言之，对话是一种态度，一种方法，更是一种存在方式。
　　我们正身处于一个飞速变化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但却充斥着冲突与丑恶的时代，对话的精神在此时此地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而《对话》一书正是对这种精神的一个出色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