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诗共舞，永远年轻】 形容女人永远年轻的诗

　　从1983年发表第一首小诗、第一篇研究诗歌的文章算起，至今我在诗路上的跋涉已近_二十载。此间的斗转星移，让我饱尝了酸甜苦辣的各种人生况味；但文学尤其是诗歌的滋养，始终不断地给予我“在路上”行走的力量。应该说：与诗结缘，是我的不幸，也是我的幸运。她让我不谙世故，难以企及八面玲珑的成熟；但更让我的心灵单纯年轻，不被尘俗的喧嚣烦恼所扰。她教我学会了感谢，感谢上苍，感谢生活，感谢生我养我的父母和土地，感谢那些曾经遇到、即将遇到的或亲切或温暖或美丽的名字；她教我在漫长的人生求索中走得淡泊自然，走得快乐永远。诗已成为我生命存在的一种重要方式。
　　诗歌似乎先在地带有一定的唯心色彩，它的创作不比小说、戏剧等叙事性文体，可以靠后天的功夫和努力奠起成功的底座，它更需要灵性和天份。人要是有这种灵性和天份，不写也“诗人气”十足，但如果缺少这种灵性和天份，即便累死恐怕都难以成为真正的诗人。我觉得一个诗人的评判标准不是看他写了多少，而应从质上去估衡，不然何以有人虽著作等“膝”，充其量只能被称为诗匠，有人一生仅有一两首诗，却家喻户晓、影响广远呢!我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从不敢自诩为诗人，因为诗乃宗教，它需要绝对的虔诚；真正的诗人少而义少，出版诗集与诗人的称渭之间构不成一种必然的联系。我不过是写过诗的人，并且短暂而疯狂的涂鸦也纯是青春期的孤独和复杂的青春心理戏剧使然”。的确，一俟戏剧闭幕，我就识趣地退出诗歌创作之门，任浪漫的缪斯定格为心灵深处一尊圣清的塑像，除了偶尔写上一二首之外，对她我更多的是凝望与思索。
　　思索的结果是这些年陆陆续续写下了六七本关于中国新诗的研究著作和二百余篇新诗研究论文。但是我的心里经常疑惑不已，因为我一直以为，从事诗歌评论和研究，要求是很高的。它要求研究者既要有相对渊博、厚实、深邃的学养，最好冉具备写诗的经历，哪怕写得不好，但总比没写过的人更能够熟悉诗歌的肌理、修辞、想象方式，更能够走进研究对象的本质深处。而要为一个优秀的诗歌批评者，还得从很多方面参悟，如该如何兼容“显微镜”的透视之功和“望远镜”的统摄之力，谐调微观细察与宏观扫描，做到既见“树”又见“林”，处理好个案批评和整体研究的关系；在批评语言上是注重学理性和思辨色彩，一味走高蹈的路线，还是具象和抽象、感性和理性、美和思辩结合，追求一定的诗意等等，也颇值得掂量……我自知我离诗学批评的理想境界还相去甚远，我只是出于热爱，写下了一些有关诗歌的文字。
　　当然，我这么多年来很清楚思想的独立和自由在心底的分量，它是一个学者即便失掉一切也必须坚守的底线。为了坚持独立、自由的思想言说，我尝过甜头儿，也碰过壁，只是面对一次次不大不小的代价，我一直都心怀坦荡，无怨无悔，依然笑对世间的一切炎凉冷暖、花开花落。本着独立和自由的精神，我尊重、善待每一个值得人们敬佩的学者、诗人、作家，和许多年轻或不年轻的思想者建立了珍贵的友谊，却从不加入任何学术帮派或学术圈子；而是长时间甘居一隅，以“边缘”为苦，以“边缘”为乐，不听作者们表白什么，专看作品们表现了什么，一切从文本和事实出发，秉承学者的良知，好则说好，坏则说坏，不溢美，不讳恶，轻易不放弃自己的判断，人云亦云。我深知，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一样，是一项高度个人化的寂寞事业，搞得过于红火和热闹反倒是不正常的；它不是空转的“风轮”，它必须严肃地承担一些什么，坚守一些什么。
　　也许有人会说，在如今这样一个诗歌日渐贬值、诗人被讥讽为神经病和疯子的时代，你不去牌桌上、舞厅里和饭厅中潇洒，却把黄金般的时光交给青灯黄卷，交给书店和格子，交给诗歌，不是过于偏执、悖时和呆傻吗?说实话，夜阑人寂、孤灯独对的凄清，腰酸背痛、眼干舌燥的疲倦，学术风气反复无常的腐化，特别是商品经济大潮车轮的碾压，曾使我的学术信念之舟几经飘摇，起起落落，走走停停。每当这时，从农民父母那儿承继来的本分坚韧，就会殷殷提醒我，“你只是城市里的一个‘农夫’，除了种植、侍弄自己的庄稼之外，一无所长”，于是我浮躁的心也随之沉稳下来，意识到自己也只适合放牧那些文字，经营学术研究的“菜地”，否则只能像个残废似的慢慢饿死。那一小片精神空间，是我活命的家园，是我生命的根啊!
　　在诗歌面前，我们是渺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