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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义忠:再了不起的摄影家,充其量也不过是50%的创作者]台湾摄影大师阮义忠

发布时间:2019-06-27 04:00:32 影响了:

  对阮义忠在摄影史上所作贡献的经典评价,认为他是“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传道者”,因为他1980年代出版的《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等著作,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华人地区的摄影教育;1992年~2004年,他又与夫人袁瑶瑶以二人之力创办中英双语版《摄影家》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杂志,在介绍西方摄影大师和摄影思潮、推介大陆摄影新锐等方面功德无量。
  拍照的第一个老师,是我镜头前面的对象,而不是任何其他的
  问:您22岁从《汉声》(ECHO)英文版开始摄影生涯,当时台湾的纪实摄影、报道摄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您与前辈和同代摄影家又有怎样的互动?
  阮义忠:我学摄影就是一个意外,跟台湾摄影界完全不相关的。我本来喜欢画画跟写文章,而且也发表了不少东西,是因为找工作找了《汉声》杂志。我不晓得他们是要摄影,他们本来是要艺术编辑。那个时候我已经小有名气,创办人之一黄永松先生一看到我要去,几句话后就问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我说越快越好,然后闲聊一下,他送我到门口,握握手,说,“请问你用什么相机呢?”我说我不会拍照。他脸都绿了,可是他的表情几秒钟后就转过来了,他说你只要多走多看多拍,很快就会上路了。
  当时,我不知道台湾任何人的摄影作品,一拿起相机来也没有学习的范本,这样反而好,因为我只是练习而已。《汉声》给我一台老相机,告诉我怎么装底片怎么调怎么弄,建议我有空的话到台北万华街头试着拍一拍。那时,几乎清末民初所有行业在万华街头都还活生生地营业着,画糖人、捏面人、说书的都还有,还有画像摊、补伞匠、补锅。万华街头几乎是一个拍照的宝库,可是很少有人在那里拍照,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已经开始受西方影响,一切都要现代,要揭批落后的。《汉声》杂志专门注意整理中国民间文化,甚至做过一本“万华专辑”。
  我拿起相机来到万华街头,去了也不晓得拍什么,一种非常羞愧的感觉猛然把我整个人震撼得无地自容。以前,我的创作从来没有认真看过别人,我的创作一直在观念上打转,是在自己的想象当中发挥;所看到的事情,只看自己觉得能够用的,大部分人都是视而不见的。写文章跟画画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中编织,可是摄影绝对没办法,你看到什么都要透过别人来传达,有对象你才可以有影像嘛!那一刻我真的是冷汗流下来,但也是决定性的一刻,那真是转捩点,相机让我发现,自己的生活过下来是一场严重的偏差。我相信,如果人有那么严重的羞愧心,那是很大的力量,它会让你拐个弯或者彻底地反省。
  还好,那个时候在台湾,人很容易被外面的人信任,我拿起相机来没有人会避讳,我都会不好意思—怎么那么欢迎你,那种对陌生人的信任,把你先当成好意的—他会觉得我被你注意到,你要拍我,好荣幸啊。做人最基本的那种自然而出的信任的可贵,马上开始影响我。所以,我拍照的第一个老师,是我镜头前面的对象,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之后,我所有的照片都很尊重拍摄对象,我拿起相机是要把我看到、感受到的对别人的好,尽我的能力把它呈现、强调出来。所以,我是直接从我拍摄的对象那里来学东西的。学习拍摄之前,我根本不晓得台湾有什么前辈摄影家,因为摄影那个时候是非常冷寂的。
  后来,我当然知道前面有很多摄影家,比如说张才先生就是一个好的摄影家,我自己的《摄影家》杂志后来都还介绍过他的作品。
  台湾的摄影界在我起步之初几乎没有参考作用,是《汉声》提供给我一个机会,虽然创始人黄永松跟姚孟嘉这两位是很好的摄影家,可是台湾当时没有人把他们当摄影家。我后来又做了一本寿命不长、专门介绍台湾摄影家的《影像》杂志,就把他们当摄影家。《摄影家》是全世界发行,《影像》只针对台湾,我在外面很少提这个杂志,因为它对我来说水准一般。《影像》有一期专门向黄永松、姚孟嘉致敬,强调他们对台湾文化界、摄影界的极大贡献。我在文章里,都写他们是我的老师,可是私底下可以说,他们也的确没教过我什么,真正教过我的是被我拍摄的人。我很珍惜在《汉声》的这个机会,可是它没有让我充分发挥,因为那个时候是它最不稳的时候,出刊不顺,我拍摄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发表,只是记录。可是,它让我真正地越来越掌握摄影,一直到我开始可以真正踏上摄影这条路,到我1975年离开它去《家庭》月刊。
  一去《家庭》月刊,整个人爆发开来,因为我可以决定要做什么、去哪里,照片拍回来我要怎么编就怎么编。《家庭》是妇女刊物,我什么都要拍,明星要拍,服装模特也要拍,这些我可以听杂志的指挥;有一个十几页的篇幅,我当家了,他们的条件是每个月介绍一个值得去旅游的地方。《人与土地》的所有照片都在那本刊物上发表过,它是从六十几期的旅游资料当中抽出来的。
  “生活的方式就是最好的风景”,我介绍《家庭》第一期旅游专刊的最后一句话就这样写。那个时候真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到现在想起来都很幸福—出差费有限,所以他们希望你也写文章。我一个人既拍照又写文章,很孤单,可是完全自主,不必妥协。那时台湾完全没有任何一本旅游指南,我看了一个台湾客车运价价目表,就是让人知道你在哪一条线,坐什么车,坐到哪里要花多少钱。这个价目表有一个很简陋的路线图,我就是凭着它知道客运车可以抵达的终点,因为越是终点越表示没有现代化嘛。
  终点又那么多,要从哪里找起呢?也没有人告诉我,我就看哪些地名比较漂亮,就先去,所以才有美浓之行,美得都浓得化不开?多纳,多少要接纳我?专门去那种地名很奇怪的地方,有时当然也失望,可那种意外的收获也常常让我好开心。每一次都是一个新鲜的探险,由于你是带着一双去发现、去体会和了解的好奇的眼睛,所以每一个地方你都会看到它的特别。
  台湾还是很小,你要是没有那种好奇心,去过两个地方就腻了。可是,对于我来说,每一次都是新鲜和意外的,所以我也作了不少画,写了不少文章。我一个人埋头在那工作,台湾发生什么我根本就不会晓得,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过很多大家谈论的电影大师的电影,台湾的文化圈我也并不是很熟,就是一个人很幸福地去记录那个时候台湾乡村最宝贵的一些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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