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安东尼奥尼斗争”的日子] 安东尼奥尼

　　北京之于我的第一印象是令人迷惑的。那是1973年10月的一天，漫长的飞行终于结束。这座呈现在我眼前的城市是那么的昏暗，以致我一度怀疑是否真的抵达北京。在那个年代，前往中国的飞机是不允许途经苏联领空的（中苏关系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破裂），航班不得不绕道而行。当时的中国内部动乱不断，对外大门紧闭，前往北京的航班需求寥寥。我们乘坐的航班从伦敦起飞，经停欧洲数国，然后在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卡拉奇着陆。
　　晨曦沐浴下的喜马拉雅山脉金光灿灿，在这样的景色中，我们飞离卡拉奇，前往北京。在近23个小时的飞行后，我们终于抵达北京。机场一片漆黑和荒凉，看不到其他任何起落的飞机。于我们而言，这好似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么的遥远、那么的与世隔绝。
　　初到五道口
　　前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年轻的英国外交官。在今天的中国，若是有12名英国留学生到达，没有人会留意；而在1973年，我们一行人的到达则象征着中英邦交正常化的重要一步。自“*****”爆发以来，我们是首批抵达中国的西方留学生，亦是1967年8月英国大使馆遭遇袭击以后，第一批来到中国的英国留学生。早先，因一群中国人纵火烧毁了位于北京的英国驻华大使馆，并袭击殴打了英国外交官员，英国政府曾一度断绝两国的外交关系。后来，中英关系逐步修复，而我们一行人的到达便是其中一项标志。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完全受欢迎的，正如我们后来意识到的那样。一名医生在机场迎接我们，身上穿着大了好几号的白大褂，他的职责似乎是保证中国免受外国病菌的侵入。不过不久后我们便了解到，他们想要阻拦的传染病可不仅仅是限于生理上的。比起生理上的传染病，中国政府显然更忧心思想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病毒入侵。在“*****”开展近7年之后，留在中国的外国人少之又少，而所剩无几的外国人则无外乎如下几类：住在北京东边使馆区的外交官；为高校和出版业中形形色色的外语相关工作提供帮助的“专家”；“友好组织”（主要为来自西方的政治同情者，中国政府允许他们到访参观，作为这些组织在报告中热切宣扬中国官方价值观的回报）以及少数外国留学生。
　　随后我们便乘上了巴士车，经过颇长一段时间后来到北京语言学院。一进校门，便能看到主楼前矗立着一尊巨大的毛泽东像：雕像背朝北京语言学院，面向对面的建筑，凝望的眼神中饱含着忧思。随后的几个月里，不断有外国留学生到达。但在1973年9月，只有5名柬埔寨留学生、3名日本留学生、1名科威特留学生和3名坦桑尼亚留学生。随着我们一行12人的到达，留学生队伍立刻翻了一番。第二天，我们中的几个人走出校门，在附近溜达。我们沿着一条静谧的道路慢悠悠地散步，道路两旁绿树成荫。不久我们便来到了一个安静的小广场，这儿分布着几家杂货店、洗衣房和小餐馆。稍远处则有一片田地和鸭池。这儿便是五道口了。我们的到来引发了一阵骚动，因为对于当地人来说，看见老外们四处闲逛，没有陪同的人也没有坐车，简直是不可思议。当我们从杂货店结账离开后，身后传来了巨大的声响。原来人们纷纷围在玻璃窗后，想要更清楚地观察我们这些奇怪的老外，以至于薄玻璃窗不堪重压而碎裂。
　　生活日久，作息也逐渐形成了规律，每天早上6点半，窗外树上绑着的喇叭准时把我们“咳”醒。紧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东方红》，然后是军乐和早锻炼音乐，最后是国内外新闻。生活条件相当简陋：我们的枕头填充物是干稻草，每次一翻身，便会吱嘎作响；食堂的饭菜很难下咽；找不到酒吧和咖啡馆，喝不到咖啡，吃不上奶酪，听不到西方音乐，看不到西方电影。唯一的娱乐形式便是偶尔组织观看的为数不多的革命样板戏，我们很快便全部看完了。每逢周末，我们往往会骑着自行车游北京，试图寻觅北京那些著名的庙宇和古迹，结果却往往徒劳无功，我们发现大部分并不开放，而且许多已被红卫兵损毁。
　　学校的老师工作很勤勉，但当时他们的日子很不好过。第一天上课时我带了个小型录音机，想把上课内容录下来以便回头复习。结果老师一看到录音机，脸就刷地一下变得惨白。他哀求我把录音机关了，看着他痛苦的样子我不得不同意了。当时我无法理解在语言课上录音竟然不被允许。而那时的我还尚未经历他所经历的。
　　出于对20世纪中国小说和短篇的热爱，我来到这儿学习文学。作为老舍先生的崇拜者，我一直梦想在这座带给他灵感的城市里阅读他笔下的北京，掌握他所热爱的北京话的美妙和神奇。可是，我不幸赶上了历史上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最糟糕的年代：在不断的迫害之下，老舍先生于1966年去世。老舍先生以及同时期大部分杰出作家的作品都被封禁。可供我学习的只剩下鲁迅的散文（我之前已读过）、江青的样板戏和毛泽东的诗歌。无论是从智力角度而言，还是从文化角度来看，这两年留学生涯都将无比漫长。
　　与此同时我还兼修汉语课程。课程进度缓慢，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为了迎合“*****”，修改后的语言教材中充斥着大量政府宣传话语。这些教材内容极度乏味、无聊，起码对于我们西方留学生而言是如此。我们很快便了解到，比起语法，政治观点的正确性更为重要。无论写什么，若是没有提及该文是受毛主席思想激发的话，那么休想拿高分。
　　我们老老实实地看着革命样板戏，挖空心思地想找出些隐藏的深度来。几个月后，我们观看了朝鲜的电影（当时唯一获准播放的外国电影）。由于之前看的戏实在太过于单调和沉闷，以至于我们居然在朝鲜电影中品到了新颖和生动。
　　遭遇安东尼奥尼
　　最终，正是一部电影使我陷入了麻烦。1974年春节期间，冗长的“批孔”运动正盛，广播和报纸里铺天盖地的都是相关的内容，中国的大学生们纷纷写着揭露孔学反动性的长文，指责正是孔子的学说导致了中国的封建落后。而我们作为外国留学生，原本一直免于参加此类政治运动。但该年年初，新展开的两次政治运动似乎把我们也卷了进去，很难置身事外。第一次运动是“批斗贝多芬”，谴责这位伟大的德国作曲家为资产阶级分子，并且声称他的作品比不上纯粹的无产阶级音乐《黄河协奏曲》。对我而言，再多的政治宣传都没法使《黄河协奏曲》好听过贝多芬的作品，但我的看法又实在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