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三化”和新“三化” 化新为旧

　　新上任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韩震向全校师生公开承诺“三不”：担任校长期间，不再做自己的专业(外国哲学)学术研究，不再申请自己原有学科专业的研究课题，不再谋求与教学有关的个人荣誉。不仅一个大学校长这么承诺了。从去年以来，已有多所大学的新任校长宣布，担任校长期间，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不再带研究生，全心投入校长工作。如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承诺：在任期间不申报新课题、不招新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不申报院士。
　　这在内地大学颇为新鲜，但放眼世界范围，却显得“落伍”。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有的国家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学者担任校长之后，不得再从事学术研究；而即便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的国家，从利益回避出发，校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也成为不成文的规定。耶鲁大学校长列文就曾说，在担任耶鲁大学校长的12年里，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
　　与国外大学校长早已职业化不同，中国大学校长有着另外的“三化”。一是“官员化”，大学校长有着从副厅到副部的级别，显然是“高官”一枚，主管部门有时在任命大学领导时，就将其作为考虑某位官员晋升的台阶，自然，校长本人也就把自己的身份首先定位为官员，而不是“教育家”。
　　二是“兼职化”，大学校长一心只做教育管理的，几乎没有，哪怕是由政府官员转任大学领导的，此前没有教育教学经验，也不从事学术研究，但进大学以后，立马会有教授的身份，也开始招收研究生，并承接课题，开展研究，非此不能体现领导的能力。就更不用说担任大学校领导之前本身就是学者的校长了，理由十分冠冕堂皇：这是为学校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上级部门和学校在评价其“贡献”时，也把学术研究成果作为一项重要标准，在各大学的官网上，经常可见校长获得某项重大课题等消息。
　　三是“福利化”，作为官员的大学校长，享受相应的待遇自不待言，而他们一边掌控学校行政权，一边进行学术研究，还把校长岗位“福利化”，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院士出任校长，以及校长在任上或任期后当选院士，所谓院士和校长互为福利。
　　大学校长的“三化”，是大学严重行政化的结果，并且已经造成中国大学办学水平的下降和大学精神的迷失，因此，多名校长宣布在任期内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得到舆论的广泛好评。但这毕竟是校长的个体行为，要让大学校长的旧“三化”得到改观，必须推进新“三化”，即校长的职业化、专业化和去行政化。
　　在现代大学制度中，校长应是职业化、专业化、非行政化的。道理很简单，校长必须是教育家，懂教育，懂教育管理，尊重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而不是一心追求官位，信奉官场规则的官员；校长只有全身心投入，才能管理好一所大学，这不是靠兼职就能完成的；校长的行政权力必须得到约束，而不是教育权、学术权一把抓。为此，应该按照这一要求遴选校长（不愿意放弃学术和教育工作的，可自动放弃遴选），考核、评价校长（只考察校长管理学校的业绩，而不再考察校长的学术成果和教学业绩）。如果一名院士懂教育、懂管理，也有意愿投身学校管理，他可以参与校长遴选、接受任命，上任后就按职业化的要求，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而如果院士没有管理能力，也无意愿放弃学术从事管理，让其担任校长不是既对学校不负责，又对他自己不负责吗？
　　实现校长的“新三化”，最关键的一步是，要对校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教育教学做出制度化的规定。这会促使大学校长遴选标准发生根本变化，关注候选者的教育管理能力，而非其他表现；也可让校长人选对自己有清晰的定位，不要指望既当校长，又从事学术研究，继续“多栖”，谋其多重福利。更重要的是，可以由此重新构建大学的内部权力关系，真正实现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