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性的困境中发现价值与美] 人性困境

　　李勇：田老师您好，非常高兴采访到您!首先祝贺您一年之内推出了《父亲和她们》、《十七岁》两部长篇。读过之后，感触良多。两部小说叙事手法迥异，一个延续了您一贯的忧患写作，但是更老到，大气，形式更富于创新；另一个则非常不同，对时间和记忆的书写诗意而伤感、沉迷又超脱——我觉得，对您过去的整个创作，这两部长篇构成了新的爆发力，不但没有陈旧、乏力的迹象，而且更具现代性、更有活力。这里便有一个特别想问的问题：中国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创作力往往会日渐衰退，您现在看来却似乎相反，我想问，您写作的激情来源于什么?不断超越的创造力是怎么保持的?
　　田中禾：“因为好作品还没写出来，所以不敢老。”我常用这句玩笑话回答别人关于“老”的提问。今年总算把写了十年的两部长篇拿出来了，可文学对于我还像初恋的情人，我觉得自己依然是个初出道的文学青年，我所做的一直是在为写点好东西做准备。人生的准备，学养的准备，艺术的准备。转眼人就老了。人老了反而有更多优势。阅历多了，社会俗务少了，功利心淡泊了，不再有养家活口的压力，更有时间读书、写作，如果能保护好一份童心，人会更纯粹。也许退休后才是一个作家最好的时光。读书、写作本身就是激情的源泉。语言是一个浩瀚绚丽的世界，它激发你历险的激情。
　　李勇：国内外对您影响较大的作家和作品呢?能不能回答?
　　田中禾：恐怕我也很难回答。中国作家我最崇敬鲁迅。他骨子里的反传统、对现存体制与秩序、道德的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文字的辛辣、尖锐、幽默，艺术上的先锋迄今无人超越。在犬儒主义泛滥的今天，在精英向权势、金钱投降，向庸俗大众化靠拢的潮流中，鲁迅精神更加可贵。我是相信了鲁迅的话，从中学时代起就注重读外国作品，诗歌、小说、戏剧、哲学。俄罗斯诗人和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都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最近十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我比较喜欢奈保尔和库切，拉美作家中我更喜欢略萨。虽然我也读了不少冷僻的作家，一些另类的作家，他们给了我很多启迪，可我更喜欢历史感、人性感、忧患感强的作家和作品。这跟我的文学观有关，我不保守，也不先锋。我崇尚超然的、坦荡的自我状态。
　　李勇：从您的文章里可以看到，您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命运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但作家的理性能力、批判意识对写作来说并不一定都是有益的，您认为呢?您觉得自己的创作偏于感性还是偏于理性?您又是怎么处理二者关系的?
　　田中禾：你提出了一个对于重视思想、理性的作家至关重要的问题。作家不能靠理性去创作。作家不能靠理论来支撑。文学作品不是政治、文化论文，如果不把思想融入情感，化为艺术，理性就成了作家的制约。我不很喜欢萨特，他作品里的思想驾驭了他笔下的形象；我也不怎么喜欢卡尔维诺，他美丽文字中哲理的闪光并不能掩盖他叙事艺术的乏力；中国作家大多崇拜博尔赫斯，可他的交叉小径的花园里的智慧，不如马尔克斯对拉美历史的奇幻讲述更大气。然而，中国作家的确缺乏萨特的思想修养、卡尔维诺对表象世界的哲理表达、博尔赫斯对内心智慧的开掘。作家不靠理性写作，却不能忽视自身的学养建设。批判意识是文学的本质，是文学的价值所在，作家必须有批判意识，但不能靠批判、靠政治来支撑。像库切那样既有宏大的对人类、人性、现存世界秩序与体制的深刻理解力与批判力，又能把思想融入感性的生活故事，以形象与情感诉诸读者，他就是处理思想与艺术的成功的范例。他的近作《凶年纪事》胸怀宽广，批判人类体制和西方政治锋芒锐利，情感故事又很流畅，构思巧妙。我把一部好小说归纳为：讲一个新鲜的、有趣的、有意思的故事；把一个故事讲得新鲜、有趣、有意思。尽管新鲜、有趣、有意思是一部好小说的基本元素，但我主张宁可没意思也不可乏味、落套。我认为，文学作品的感性是第一位的，美是第一位的。有趣，新鲜，比有意思更重要，虽然我更欣赏有思想内涵而又惟美的作品。
　　李勇：在《父亲和她们》中，您对“娘”是持批判态度的，说她代表着“传统”，但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娘”却是慈悲善良美好的，寄寓着强烈的情感认同。您否定“娘”，其实否定的也正是这种“情感认同”，也就是说，您在作品中实际上也在否定着自己。可以这样理解吗?
　　田中禾：批判，是一个思想者的知性；文学形象，是一个作家诉说历史的感性。“娘”的形象也许正好回答了你刚才的问题，我是怎样处理理性与创作的关系的。做为我在思想上的批判对象，呈现于读者的并不是一个理论概念。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可怕，正因为她有自己的人性逻辑、伦理原则、善恶是非，她是中国母亲的典型。在写作中我对她投入了深厚的感情，理性上却不能认同她的人生观、价值观。我认为她就是社会体制改造自由思想、消灭个体价值的帮凶。社会体制使用的是政治高压、思想扭曲，而“娘”用的是忍辱负重的生存哲学，几千年中国儒家奴化教育的行为方式。“娘”的感人之处正是传统文化的强大和不可战胜的力量所在。政治高压、思想禁锢最终必然会被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冲决，传统文化却无法用革命来改变。传统深入我们的道德、行为，它的再生能力、衍生能力无法遏制，所以，“娘”是这部小说里惟一的胜利者，她始终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
　　李勇：“父亲”马文昌左突右冲最终还是回到了“娘”身边，以致他忍不住感叹自己是在“兜圈子”。马文昌的处境是不是也是您的、我们大家的处境?我们都摆脱不了“娘”，摆脱不了传统——您是否感到了绝望。当您谈论“自由”的时候?
　　田中禾：《父亲和她们》是一部对自由和人性被改造的思考的书。人性被改造的历史不自马文昌这一代始，人对自由的追求也不会止于马文昌这一代。人的自由与个人价值的追求如人类文明史一样是一个混沌运动，它在旋转回荡中前进，看似轮回，其实是在前行。历代作家不断重复这个主题，因为人类面对现实从未绝望。揭示无奈，无望，是一种念念不忘地追寻。用一句流行歌词说，“至少我们还有梦。”自由，对于人类是个永恒的梦。
　　李勇：您强调文学的“激情与幻想”，是不是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您实现自由?如果我们只能在幻想中获得自由，这是不是一个悲剧?即使文学帮助我们实现了某种自由，对自由的焦虑其实仍然存在。您让儿子“我”飘泊海外，大约是想要象征下一代追寻自由的空间更为广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