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寓言的交汇，真实与虚构的对话】虚构故事的作文

　　当苏童的《河岸》在叙事后半段脱离了对**自身的专注，当贾平凹的《古炉》仅仅凝视着一个村的世界，当伤痕、反思的文学创作将**叙述重复成为一种固定模式，当王朔式的调侃解构导向了**的消费化叙事，当**渐渐成为写作的背景，成为一个遥远的文学记忆时，阎连科的《四书》不啻是一个新的开拓。他用寓言式的手法建构了一个悬浮的世界来装置他的**世界，(也许可以增加对《苍蝇》的映照)阎连科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完整的，透明的世界，我们带着距离观看，思考，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空间来反思，喟叹。也正因为此，《四书》在大框架上就获得了一种反思的深度。
　　如果说阎连科成功的在**这个题材上建立了庙宇似的宏大结构，那么在他建筑的庙宇内部，他同样成功的完成了精致的内部构建。是的，这是一部结构精致的书。章节的命名呼应着《四书》这个书名：《天的孩子》、《故道》、《罪人录》和《新西西佛斯神话》既是《四书》的小节，也是四本独立的书名，而四本书中的章节被截取和组合，构成了《四书》这个全新的整体。在《四书》的最终章《书稿》一节，阎连科现身了，讲述这四部书的前世今生：
　　关于这“四书”中的《罪人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历史史料出版的。而作家的《故道》这部将近五百页的纪实书，直到二〇〇二年前后才出版，时过境迁，反响平平，无声无息。而《天的孩子》这一本，是我几年前在一个旧书摊上买到的，作者的署名处，写着这样两个字：佚名。出版者是中国典籍神话出版社。唯一没有出版的，是学者那本思考数年、没有写完的《新西西佛斯神话》的哲学随笔稿。
　　阎连科的此番现身有着双重意义。他让我们更加明晰的察觉到《四书》结构的精致，原来那些不同的叙述方式呼应着不同的著书者，而更重要的是，阎连科的此番现身，让我们从阅读的完整性中脱离，让我们意识到原来我们渐渐适应的那些跳跃的、风格不同的叙述，原来以为正在欣赏的小说家先锋的叙述方式，它们不是为炫耀技巧而存在，它们是因为真实而存在。《天的孩子》仿圣经风格的句式，穿插着《罪人录》**式的口号标语，还流淌着《故道》对育新区细腻的讲述，以及《新西西佛斯神话》充满寓言和哲理的卒章显志，这些风格相异的文字使《四书》不仅仅在叙述一个已经发生的故事，而是指向神秘的远古，指向开阔的初始，也指向似乎一直悬挂在全人类头顶的命运。而小说呈现的寓言式风格被小说结尾的仿真叙述冲击消解了。原来我们看的不是某个寓言，某种神话，我们看到的是一本娓娓道来历史的书，这些历史是我们切身经历的，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印迹。
　　而阎连科的出现却也宣告了作者的退位。当然，这里的“隐退的作者”不是阎连科，而是我们读者所假象的、将《四书》作为一个整体来创作的作者。我愿意将《四书》看作不仅是由四本相关联的书构成的整体，更是一本由书写作的书。此番感觉就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美丽的妇人从字里行间活了过来，摆脱作家的控制走向铁路、选择死亡。《四书》里的书，互相孕育而生，互相印证阐释，形成书本之间隐秘的对话。《天的孩子》里我们知道了《罪人录》的存在，也知道了“学者”隐秘写成的《新西西佛斯神话》；《故道》中“作家”一直喃喃要写一本书，“我要写一部真正善良的书，不为孩子，不为国家，也不为这个民族和读者，仅仅为了我自己”而这本真正善良的书正是我们一直阅读的章节“故道”——“作家”说“我确定我的书名为《故道》”；《新西西佛斯神话》里西西佛斯承担由上往下推巨石的那座山坡，正是《天的孩子》里“宗教”和“孩子”去镇上献黑沙铁时碰见的那座颠倒重力定律的怪坡，西西佛斯遇见的，爱上的小孩正是“天的孩子”；而“孩子”为了取暖烧掉的所谓禁书，《魏晋七贤》《野草》《唐宋律》《高老头》《罗密欧与朱丽叶》《少年维特之烦恼》《大卫·科波菲尔》《石头记》等，突兀的又固执的在被绚烂的火焰埋葬前，将自己的名字告知读者，譬如一块耸立在黄河岸上的墓志铭。这是一部由书写作的书，当“作家”意识到自己应当用笔记下这一切，不为“孩子”，不为国家，不为红花，不为五星，当“作家”天启般觉得自己创作的作品应当被命名为《故道》时，由《故道》组成的章节才真正显现了魅力，“作家”这个形象才真正变得立体和丰满。如果将“作家”“确定我的书名为《故道》”那一刻作《故道》一书自觉的标志，那么此前的《故道》仅仅是作为《四书》的章节存在，行文中采用的第三视角叙事方式仅仅同《罪人录》、《天的孩子》产生一种补充的效果；而此后的《故道》具备了独立于其它三本书的特质，甚至在《故道》中存活的“作家”也从此具备了肉身。那个只会流水账般记录育新区大小琐事的“作家”突然间唤醒了自己的鼻子，他闻到了“劈柴的木香味，浓得仿佛让人走进了油坊间。从烧柴上滴出的木油汁，一滴滴呈着红色落在火道边，然后又因炙烤和火温，嘭的一声燃起来。那木汁的香味吞进肚子里”；他的耳朵被打开了，他“听见了来自地面碎细吱吱的响，以为那是来自大地和田野夜间必有的声息和细语，尤其在星星高挂、月亮当空、万籁俱静的子夜中，月光和星光落在地面的游移会有那水流似的响，还有这荒野间草长花开在子夜时的神秘响声和语音”，他“隐隐细细地听到我的枕头下有蛐蛐爬动的声响走进我的耳朵里……我听到来自麦田那边麦棵和草根在沙土地下跑动的脚步声，似乎还有你争我夺的扯拽和不安，仿佛那些麦苗、草根在地下打架样；他的眼睛重获了新生，他看到“天上血雨漫舞，如半银半红、一丝丝透明的细柱扭着身子竖在麦地间。脸和地面垂直时，穿过那红白相间的雨帘雨帐朝前看，能看到雨外晴天处的太阳光明彤照，金黄灿然，如燃在大地漫卷在远处的火”。
　　伴随着感觉的鲜活，“作家”的人性也得到了复苏。事实上不止是“作家”，“宗教”、“音乐”、“学者”、“孩子”、整个育新区的罪人、这些曾经的知识分子都在此后经历着人性的磨练与考验。我仍然愿意将《故道》的自觉作为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育新区的人们还承受着回家的诱惑，他们在红花五星的机制下劳作，生活，互相监视；在对家人的思念和渴望中，放弃自己的常识，放低自己的尊严；在此之前，“孩子”还经历着前往京城的诱惑，像一名初生的婴孩般不顾一切，争报产量，损毁自然，大炼钢铁；在此之前，“宗教”还无法放弃自己的信仰，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和黑色封面的《圣经》是他甘愿用肉身护卫的；在此之前，“音乐”还沉浸在和“学者”隐秘的恋情里，神谕般的梦让她堕落至此，却也找到了心中最爱；在此之前，“学者”还为了给“音乐”挣得永久离开育新区的五星，抛开自己的理性和清高，游离在大众之外；在此之前，“作家”还只受着五颗五星的诱惑，监视同僚，记录言行，讨好“孩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育新区的人们适应了这样的生活，甚至那些逐渐增加的红花五星还带给他们仿佛近在咫尺的希望，和遥远的家的影子。而在此之后，发生在“孩子”帐篷的大火不仅烧毁了“孩子”的奖状，还烧毁了属于育新区罪人们的红花和五星。谎言，猜忌弥漫着曾经有条不紊的育新区；愤怒，嫉妒使这些曾经的知识分子用最粗俗的语言，用最原始的方式惩罚那通过出卖而率先拿到五颗五星、偷偷离开育新区的“作家”。当尿液被自然的视为侮辱的手段，当生殖器被坦然的当作惩罚的武器，育新区的生存环境已经退回到人类初始的蒙昧状态。我们曾经冲破黑暗时代的勇气、我们经历启蒙后的痛并快乐、我们掌握了自然规律时的兴奋、我们探索着科学边界的小心翼翼和宏图壮志、我们改善着人和人之间相处原则的欣慰，这一切被一场映红了天边的火烧为灰烬。罪人们抛却了所有获得的红花五星、他们因承受回家的诱惑而获得的宁静，在这场火光冲天中变为乌有。这一刻催生的谎言猜忌和愤怒嫉妒，亦如《新西西佛斯神话》中的西西佛斯“开始懊悔他在山的那边路上碰到的那孩子，懊悔他对那个孩子的爱”。不同的是，西西佛斯在新的惩罚中重新找到了宁静：“他越过神的惩处看到了山下的禅院和俗世炊烟图。他爱上了这俗世的禅院烟图”，而育新区的罪人们却在继大火之后再次面临着大饥荒的考验。这是来自神的惩罚，“神说话：‘人都狂妄了，让他们白白滴血劳作吧。”’这是对我们无限自信的惩罚，这是对我们热衷现世的惩罚，这是对我们惰性的惩罚，因为“惰性产生从适，从适蕴涵力量”，而这力量是摒弃了独立而理性的思考换得的，这力量源自各种不同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