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txt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33-2738（2012）07-0011-01　　摘要：政治体制的发展与转变因其独特性而令人着迷。然敢于俯下身去真正做研究者寥寥无几。此类现象不外乎其需要较高的史学功底和敏捷的观察力。钱穆先生敢为人所不敢为，创造性的以汉、唐、宋、明、清五朝为代表，陈述历代利弊，令人敬仰。其以政府组织、经济赋税、兵役制度等主要方面来比较优劣的方法多为后世学者所效仿。
　　关键词：历代政治；优劣；制度发展与转变
　　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钱穆先生应邀做一系列演讲，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分汉、唐、宋、明、清五代略述各项制度的因革演变，并指陈其得失所在。书中介绍，钱穆先生后在台中养病，又应约写一本“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由于截稿期限甚迫，遂以之前的讲稿稍加修改补充，正式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付梓成书。2010年6月已是此书的第21次印刷，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全书用九万八千字，抓住这五个最具代表性的朝代，从政府组织、考选制度、经济赋税、兵役制度几个方面入手，提纲挈领地讲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与转变过程。
　　第一，政府组织方面，中央由汉代的三公九卿到唐代的三省六部一台再到明朝的皇帝独裁，后至清代的部族政权，中央政府逐步集权。地方行政区划由汉代的郡县到后来的行省，无重大变化。
　　第二，选举考试。自汉代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以后的科举制，科举制度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打通了一条道路，让社会可以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掌握政治、预闻政治、运用政治。
　　第三，经济赋税方面，汉代轻田赋，那时的盐铁政策恐怕应该是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垄断经济制度了。唐代有租庸调制和两税制，明时有一条鞭法，而宋、清则多承唐、明制。
　　第四，兵役制度，主要有汉代的国民兵役、唐代全兵皆农的府兵制，然后是宋时的募兵制、明代的卫所制度、清代的八旗兵役。
　　论衡历史，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评价态度。钱先生在其《国史大纲》卷首就要求读者要对本国的历史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中亦无不表现出对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的脉脉温情与深深敬意。下面我将带着敬意来重点展开书中提及的政府组织中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组织以及考选制度这些我感兴趣的观点。
　　一、所谓“专制”。在学校的教科书中，一向都把中国历史简单化为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虽然现在“封建社会”这个名词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否定，但是对于“专制”一说，人们还是普遍认同的。钱老说倘使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是可以的，若论汉唐诸代则不然。在汉唐时期，中国已懂得把皇权和相权分开。政府的职能都直接间接的由宰相掌管，宰相从管理皇帝的家事转变成了管理国家的政事。皇帝虽然有时也绕过宰相发布命令，但都是些不足以影响时局的小事，凡重大事物若无宰相附属即被视为不合法。“三公坐而论道”体现了相权的重要和地位，相权是皇权的唯一有效监督力量。直到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掉宰相一职，并且下令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中国社会才渐渐变成皇帝专制独裁的社会。到了清代，为了维护其部族统治，延续了明朝的体制，将专制主义发展到顶峰。
　　二、发达的汉代地方政治。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一问题。因为中国地域广大，地方行政之好坏，关系最重要。钱老书中在谈及历代行政区域的划分，几次提及汉代。他说，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最像样的还该推汉代。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汉代的制度，之所以好，首先是因为行政层级少。地方政府只有郡县两级，且数量合理，另外官员队伍也不臃肿浮杂。其次，官级少，升转灵活，地方长官的地位高。郡太守调到中央可以做九卿，两者是平级的，再进一级可以当三公。到唐代，虽不如汉，但整体上也还好。自宋至清，中央政府吸取了唐代地方权力过重、藩镇割据的教训，分化地方权力，行政区划层级逐增，并且增设官职以达到分权制约的目的，造成大小官吏无数，逐渐出现内重外轻的景象，最后实现中央集权。
　　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现行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一直把元代创建省区制度标榜为行政区划史上中国省制的开端。历史上“省”字原始是官僚机构的名称，非地域名。在金元两代开始有行中书省。行中书省是由中央宰相府（都省）分出一个机关驻扎在外，这是因为蒙古人征服中国，不敢把政权分散，所以连地方政事，也由中央政府最高领袖来亲自统制。所以如果要将行中书省正名定义，并非一般概念上的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元朝对这种行省的设置，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然而“省”字经明清延续至今，仍旧名不正言不顺地沿用着。钱老认为，省区的省字，根本是一个不祥的名称，最好以后能在新的地方政治区域划分下把这个字革除，再不沿袭。
　　三、考选制度。汉代实行察举制，从昭宣以下的历任宰相，几乎全是经由地方选举而来的读书人。此后的九品中正制和延续至清末的科举制，也都是通过课考等方式选举有才能的读书人出来做官。“学而优则仕”，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可是一直以来我们对科举制度的认识都存在偏颇，认为那是统治阶级从思想上驾驭百姓的工具，是一种愚民政策，甚至还有人将科举与其后来的八股取士等同。然而事实上，科举制创立之初意在公开竞选、开放政权，在政府和社会底层间打通一条通道，使得庶族地主和平民子弟参与政治成为一种可能，更好地实现了社会内阶级的流动，相对于世袭制、血统论，科举制度是一项更公平、更进步的制度。科举制以及明清八股取士在封建社会的实行，自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在地方上举足轻重的绅士阶层，维系着社会的稳定。然而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面前，在科学日益昌明的新时代形势下，科举八股显然已经穷途末路、难以为继了。我们既不能用明清的八股取士指代整个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也不能以时代意见去代替历史意见，不能以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的制度，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其实，历代考选制度对中国历史发展实有大贡献，较之分封制的社会，政府官员不再世袭，而是凭才取士，使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制度的局限性，传统政治规定只许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读书人通过考试合格就可以做官。结果，读书人越来越多，做官的越来越多，使得工商、手工等行业不能积聚最优秀的人才，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配置就有了问题。当下中国挤象牙塔、公考热，着实有着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但无论怎样，我们应正确地看待历史，应该古为今用而不是一味的批判和否定。
　　奇怪的是，对本国历史一直持“温情和敬意”态度的钱老先生，在提到满清政权时却唯独不客气。他在论及清朝政治制度时，迎头痛批其“部族政权”之下的“法术”和“私心”。钱先生认为，清代可说是完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是为了便于满洲人对中国各民族的统治而设立的。我不知道钱老先生的这一观念与他们那一代人革命排满的情绪是否有关。但清朝统治极为偏私的痕迹却确实清晰可见。一方面极度压迫汉族知识分子，分化士人和普通民众；一方面为自己到处留下后路，作为政权垮台后的生存资本。这样制度统治，终究是失了民心，丢了政权，最终还成为了中国近代落后的开端。
　　制度、法术、私心，历代政治的得失似乎尽在其中。但是，无论是论得还是论失，我们在看待历史变迁时，应该采用一种历史意见的态度，即通过了解该项制度的时代背景来理解该制度的废立的意义，而不是片面地用今人的价值观或态度来评价古代的制度和人事。此外，我们要更多地借此以认清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以及其内在的根本意向，使人们对国家以往之传统政治和文化有一种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以期返本而开新。由此亦可以看出，钱先生对历史“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并不是盲目地崇信，而是一种理性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