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魏晋时期的华夷之辨] 浅谈五胡乱华时期华夷之辨

　　【摘 要】我国古代的民族观里，“华夷之辨”的思想是其主要内容。“华夷之辨”是汉族政权用来抵御异族政权的强大思想武器。其观念促成的是一种凝重执著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以抵抗异族的征服。在魏晋民族大迁徙、大冲突的历史背景下，“严华夷之辨”的思想第一次被推向历史的极致，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发展，成为这时期民族观中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魏晋时期 华夷之辨 民族观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16－0038－02
　　
　　一般说来，大一统思想中的华夷之辨和正统之争是中国分裂时期的民族观的一大特点。魏晋时期以政治上的分裂为基本特点，民族迁徙、冲突尤为剧烈。相应地，华夷之辨的声浪日高，诸政权均以华夏正统自居，内诸夏而外夷狄，主张以夏变夷，从而使华夷观日益彰显，成为民族观的主流。笔者试将其内容归纳如下。
　　早在先秦以前，我国古代的民族观就已产生。西周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位儒家代表人物提出的华夷观，孕育并构建了之后中国两千多年民族观的基本内容。夏商之时，华夷之说就已出现，但华夷之别清晰呈现则始于西周。西周统治者强调“分服”，《国语?周语上》对此有详细记述：“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全国从邦畿到蛮夷戎狄，据其与周王的亲疏关系分为“五服”。虽有划分，却是在整体之中划分，在整体之中区分内外。日祭、月祀的甸服、侯服是邦内之属，时享、岁贡、终王的宾服、要服、荒服是邦外之属。内外之分是相对于邦内邦外而言，即与周王的亲疏远近。除此之外，这段记载还提出处理中原与其他民族关系的思想——先教化后征伐的策略。这个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处理民族关系的总的原则。
　　春秋时期，孔子作《春秋》，明确主张大一统，且在大一统之下明“华夷之辨”。“华夷之辨”把文化标准放在区分华夷的首位。它强调华夷有别，夷不乱华。这个文化标准包含了语言、风俗、经济形式等要素，更重要的是包含了周礼这种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奉行中国传统文化（春秋时期指周礼）的族群是华，不奉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族群是夷。也就是韩愈在其著作《原道》中所说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华夷的界限并非绝对，夷狄可进而变华夏，华夏可退而变夷狄。二者的区分不是与生俱来的血统，而是可以通过后天培养获得的文化。随着历史的演进，到了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言人孟子依旧主张天下一统，但其强调“用夏变夷”，反对夏“变于夷”，强调以华夏文明教化落后的夷狄。当时各国林立，但仍认为中国的统一只能在于华夏而不能在于夷狄。虽然内涵有所出入，但天下一统，“华夷之辨”的主张始终如一。明辨华夷有别，把文化落后的四夷边民统一在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的华夏文化中，是实现天下一统的手段。诚然，当中原政权不稳，边地四夷内迁之时，“华夷之辨”的呼声就会高涨，“华夷之辨”成为汉族政权用来抵御异族政权的强大思想武器。然而乱世之中的“华夷之辨”正如同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并非仅是大民族主义作祟，亦非只是歧视异族。从更深层次来看，“华夷之辨”的观念促成的是一种凝重执著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凝聚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顽强地抵抗异族的征服。表面的一味拒绝和言辞语气上的歧视表现出维护华夏尊严，捍卫华夏文化，维系华夏生存的深厚情感。每每这种时候就会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如东晋乱世，五胡内迁，祖逖率领家人、部族渡江北伐，中流击揖发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东周末叶至春秋时期，游牧的戎狄大量内迁，在中原与诸夏交错杂居，而南方自称蛮夷的楚国实力日益壮大，进逼周王及华夏系各诸侯国，出现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的局面。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华夏系各诸侯国在处理华夷关系时更加强调“华夷之辨”，从管仲主张的“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到孔子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再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极端看法，“严华夷之辨”的思想第一次被推向历史的极致。
　　东汉末年战乱纷起，天下三分的同时，北方、西北方的民族也趁着战乱内迁。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掌握了汉朝的大权。曹魏在三国中势力最强，辖区最广，据有淮河以北的中国北半部，并曾于西域设长史府。境内的少数民族有匈奴、鲜卑、羯、氐、羌、乌桓、卢水胡、丁零等，他们中有不少与汉族交错杂居。蜀汉地处西南，境内主要有青羌、叟、巂、僚、濮、昆明等族。孙吴据有我国东南部，境内少数民族大致可分为蛮族和百越后裔两大集团。虽然天下三分已定，但是壮大自己的实力以图一统全国一直是各位统治者的心愿。
　　西晋结束了三国的分裂，实现了短暂的统一。可三国境内原有的少数民族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进一步增加，以至出现了“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局面。大量少数民族的内迁，使“严华夷之辨”的心理再度空前强化。对“四夷”民族抱歧视态度，在这一时期统治者的民族观里再次显现出来。曹操认为“夷狄贪而无亲”，“羌、胡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善人难得，必将教羌胡妄有所请求，因欲以自利；不从便为失异俗意，从之则无益事”。邓艾认为，“戎狄兽亲，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江统则认为，“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
　　分析“华夷之辨”的内涵，不难发现，之所以强调“华夷之辨”为的是贯彻“华夷大防”。华夷之辨的标准是文化，强调的是保卫先进的华夏文化以求发展，反对的是屈从于夷狄习俗而倒退苟安，重点所在是“以夏变夷”，并以此确保以华夏文明教化夷狄文化，中国一统于华夏民族，传承华夏文明。这也是“华夷之辨”能够成为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人们心目中一个重要的行为准则的原因所在。为了防止以夷“乱华”和夏“变于夷”，就必须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存在“华夷大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