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光熠熠的西南联大（连载之一）】 西南联大

　　编者按：作者房鸿机先生，1919年出生在广东化州一个贫困山村，曾在广州知用中学、广雅中学，化州一中就读。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毕业。1947年进中山大学文科研究院读研究生。1949年应吴晗先生之邀，进入北京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53年调回广州，在中大附中（即现在广州市第六中学）从事教学工作，直到1980年离休。1982年秋病逝。
　　离休前后至病逝前的三四年间，他除上班之外，闭门寡出，笔耕不辍，翻译书文、撰写回忆录等，以求让“心灵上的青春”重燃，让“灵思自由驰骋”而“别无他图”。他一生勤于思考，思维奔放，始终抱着自由民主思想不肯放弃。由于早逝，他留下的完整文稿并不多。《星光熠熠的西南联大》（原题《忆联大》）手稿完稿后一直尘封未见天日，直至20多年后被其后人翻出打印，现由本刊予以连载刊出。
　　在人的生活中，值得追忆的往事不会很多。如果追忆使我愉快，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我离开西南联大快要40年了。40年来的人世沧桑没有冲走我对母校的记忆，却是一往情深。今天我以花甲之年写起回忆录来颇不知道从何说起，信笔所之吧！让我的灵思自由驰骋，我想从中得到一些快乐，重新燃起我心灵上的青春，或者给当年一些同窗看看，以外别无他图。可是稍经思索，又觉得其意义尚不止此。廖宝昀兄告诉我：有美国某大学历史副教授给他来信，说他正在不远万里跑到中国，到昆明北京等处调查访问，以撰写《西南联大校史》，提纲已经拟就。今天又已事隔一年，想此书或已问世。外国人也在搜索联大经验，我们这些亲身受到母校培育的人，多少有些亲切的感受，怎可以漫无边际呢？而且经过三四十年来世事的翻云覆雨，教育革命的翻云覆雨，我愈来愈觉得这个科学和民主堡垒的可爱，大学就应该办成西南联大那样。自五四运动（1919年）以来，它和它的前身北大清华，总是第一次吹响时代的号角，开风气之先声。历史日益证明：科学和民主是中华民族自救的道路。“五四”时代所歌颂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始终是它的精神支柱。我们这些受过它的阳光和空气熏陶的人，尽管历尽沧桑，今天一旦见面，总觉得自己还是一家，总觉得有无限丰富的共同语言，还爱说“联大家话”。这是什么缘故呵！
　　联大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烟中仓皇迁徒的。“万里长征，辞别了五朝京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卢沟桥事变以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在国难当头，“九州遍洒黎元血”的日子里，怀着“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的豪情壮志，徒步辗转迁到昆明。那一群在昆明荒郊临时建造起来的土房，就成了它的校舍，那图书馆连普通的教学参考书还靠“捷足先登”，学生多数流浪而来，靠“贷金”过活。幸而名师云集，这是我们最大的幸运，也是联大最大的“资本”。可是从那里走出来的人，今天踏遍天涯，引起世人的注意。我常觉得教育家门虽然提出许多方针、方案和方法，却很少注意“名师出高徒”这个平凡的道理。二三十年来在教育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尽管经验如山，方法如海，革来革去却是后继乏人，这些问题常常引起我的思索。
　　人们常把教师比作“园丁”，大学生可是待放的鲜花，要使鲜花怒放全赖于高明的“园丁”善于灌溉和施肥，给予适宜的阳光和空气——浓郁的学术空气，优良的传统，自由的学风，以及教师发人思考的谈吐和坦诚率真的品格，如此等等都有赖于“园丁”的巧制和发挥。我想一个大学水平的高低大致决定于“园丁”水平的高低。联大虽然也新设了一个师范学院，但在那里四年间很少听到有人专谈教育问题，不像近二三十年那样常谈教育革命和教学方法。是不是教育问题归根到底也得靠科学文化来孕育，靠学术空气来熏陶，而不是什么方法论之类的问题呢？有职有权的校长是学校的灵魂，北大如果不是蔡元培当了校长，哪能一扫旧日的官僚风气，敢于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请进去呢？如果他不具备大学校长那种胸襟眼界，哪敢于让人争鸣，只要你“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就可以“兼蓄并包”呢？蔡元培走后如果没有一批骨干继承他的事业和不断延揽和培育人才，在军阀统治时代以“穷”著称的北大也是难有今日的。蔡校长在北大旋乾转坤，为北大树立了新风气，其功实在还不止及于一个北大，那是世人皆知的。
　　所以在往事的追忆中，我也很难逃脱这类问题的干扰，使我原来的主意受到影响。我还是尽可能的信笔直书，少发议论吧。
　　一、初到学校
　　我于1939年盛暑由湛江（当时叫广州湾）买舟取道越南，经滇越铁路以入昆明。记得到达海防的时候就听到欧洲战争爆发，英法对德宣战，战火愈烧愈旺了。我们自庆行得及时，否则一旦日寇南下，越南变色，就“此路不通”了。战争的风云和行色匆匆，使我无意观赏异国风光，经过河内时只见车站附近灯火辉煌，这城市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还记得火车一进入滇境就是峰峦重重。那山岗谷地上一片片的绿色海洋，人道是阿芙蓉即**烟草。
　　我们是在一个下午到达昆明的。一阵中雨增添了这个山城的古香古色，金马、碧鸡、近日楼等巍峨的鼓楼和牌坊先后入目。听说这些都在“破四旧”中被毁了。
　　联大设在市郊的西门外。就在这块地方，联大师生度过六七年的抗战岁月，加上长沙临时大学几个月和蒙自一年，就是所谓联大八年了。从蒙自迁到这里不过一年多，草仓建校，一部分校舍是从那里的昆华中学和昆华师范借来的，工学院还在相隔几里的托东路。那临时建造起来的“新校舍”，算是学校本部或中心，是覆盖数百亩地颇有次序而间隔颇宽的一群土房。中间一条大路把学生宿舍和教室、图书馆、膳堂、办公处等隔开。最大的一个“礼堂”——其实不过是一个大教室——也不过可容听众200来人，人们管它叫“南园”；另一个差不多大小的叫“南天一柱”，名字颇有些古风。那图书馆算是屹立中央，“鹤立鸡群”的“庞然大物”，但也不过可容数百人阅读和藏书之用。在离乱中能够带出来的图书和仪器是很有限的，连一般必要参考的大学丛书也要排队争借，专业性的研究资料就更加缺乏。图书馆前面有个宽阔的广场，旗杆之下是个砖砌的讲坛，那是学校集会的地方。图书馆后面还有两座不大的饭堂，我们都是站着吃饭。我从来没有见过学校的这种土房，它是先用竹竿和竹片搭成架子，然后用黑色的泥土糊上的，屋顶是稻草编织成的，大雨时难免滴水。学生宿舍每座可容20张架床，住40人，每座教室则分成两半，成为两个讲堂。新校舍的四周有土墙环围，自成一统。校门是一条通向远处的公路，后面却是荒冢累累。跑警报却比较容易，一出那道小门就是荒郊了。就在这块地方，联大师生在“尽笳吹笙”中生活了七八年，在那里散播科学文化的种子。“倒孔运动”和“一二·一运动”都在那里爆发，图书馆前面那块不大平整的空地变成了令人怀念的“民主广场”。这幅新校舍的情景到现在还赫然在目。听说现今变成了昆明师范学院的校舍，旧迹完全没有了。我想那条公路一定变成了柏油路，周围必然是巍峨大府，“江山不可复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