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塘梦寻] 夜枕石塘梦秦川

　　石塘梦寻之一　寻访石头镇 　　 　　阳光毫不吝啬地从窗户照射进来，工作室里弥漫着一股好闻的中药味。郭修琳老人一边听我们说话，一边用毛笔在纸上写着。虽然十一年前喉癌夺走了他的声音，但是命运女神试图让他彻底噤声的企图显然是徒劳无功的。除了用书面文字之外，这位身经沧海的海洋画家还用画笔、用相机、用敲击电话听筒的方式顽强地表达自己。看着这位不屈的老人，我想起了一位墨西哥诗人的话：“濒临死亡，造就了我的表达。”
　　
　　在郭老的书桌上，放着一个从英国寄回来的包裹。8000公里之外，他的女儿郭小橹正在用异国的语言表达着自己，包裹里正是她刚出版的两本新书。在英国，郭小橹已经成为外来移民作家中的佼佼者，她寂寞地挖掘起自己的故乡和童年。这本汇聚了她心中“荒唐言”和“辛酸泪”的《我心中的石头镇》刚一问世，立即吸引了英国文学界的注意，兰登书屋将它翻译成英文版。
　　石头镇的故事有一点忧伤，有一点黑暗和暴力，很多读者读得心惊肉跳、热泪盈眶。在海外，虽然人们不知道石头镇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但是对这本小说的作者却充满了好奇。正如一位外国读者在亚马逊网站上问：这本书在多大程度上是郭的自传?郭小橹在结束采访时说，她笔下的石头镇是“超现实的现实”，这本书让她获得了解脱和自由，而为了这种自由，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说，“我终于写了那个渔镇，写了观音，写了妈祖，写了我自杀的祖父，我觉得我这辈子会舒服多了。我心里的阴影不再每天增长，或是一直让自己住在那个阴影里。”
　　让我们把生命中的某一阶段想象成一条隧道，狭长、幽暗，散发着浓重的鱼腥味，就像我们从温岭开车到石塘，所穿越的隧道一样。然而一旦我们从山体中挣脱出去，眼前就跃出一片澄明，阳光妩媚，鲜花欲燃，石头镇用一年中最好的模样来迎接我们。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东方巴黎圣母院”，在20多年以前，它曾是艺术家们心中的圣地。
　　郭修琳回忆起1984年画家吴冠中再次来写生的情景。当时，这位大画家已经旅居巴黎，但他没有画过巴黎圣母院，因为巴黎圣母院无法令他激动。只有石塘却让他倾倒，他住在简陋的小旅社里，一连十一天早出晚归，如痴如醉。
　　
　　中央工艺美院(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甫这样回忆在石塘的创作：“八十年代初我和吴冠中先生带了七九级学生去浙东石塘深入生活，真是一派起伏变化绝佳的临海古镇，要认真地刻画如此完美的宽银幕大结构，没有三张高丽纸的自描是抓下扎实的。后来我只能下决心向渔民家里借来大门板为画案，在上面铺满宣纸，苦心勾勒，作业十几个小时，终于完成夙愿。”
　　那个年代的石塘吸引的不仅仅是吴冠中这样的大腕，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就曾把石塘开辟为写生基地。而当时的石塘是名副其实的“画中镇”，处处都是“屋咬山，山抱屋”的石砌建筑，石屋、石街、石巷、石级，像凝固的音乐，错落有致，节奏分明。陈祥勇当年还是一个小孩子，他每天漫山遍野跟在艺术家们的屁股后面跑。
　　二十年后，吴冠中在石塘写生创作的《渔港》在拍卖会上以一百多万元的价格成交，陈祥勇已经成为中国民俗摄影协会的常务理事，郭修琳还在执着地埋头画着石塘的老屋。
　　我们能够理解艺术家对石塘旧貌的眷恋，然而如果深入地了解这个石头镇，你会明白有些沧海桑田式的变化不是偶发的，也不是个人意志可以决定的。石塘的历史是人与自然相互对抗、此消彼长的历史，也是人在教训中慢慢长大，终于学会与环境和睦相处的历史。
　　
　　石塘梦寻之二　石头守护的渔村
　　
　　只有到了石塘，你才能明白石头对于这个小镇是何等的重要。
　　
　　石塘渔港分为南北两个港区。南港区即石塘本港，海岸线10公里，港池面积180万平方米，水深3.4-4米。北面有海拔237米的石塘山为屏，东南有岛屿掩护，形成有效应北、西北、东北大风的天然良港。北港区包括粗沙头、车关渔港。海岸线总长8.5公里，海域面积280万平方米，只避南风，不避北风，最忌东北风。石头正是石塘港湾的天然守护神。
　　尽管是一片天然良港，又是阳光最早眷顾的地方，但石塘也同样承受着大自然的考验。首先每年夏秋季节的台风是石塘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温岭渔业志》记载了建国以来每一年石塘遭受台风灾害的情况，可以说几乎年年受灾。例如，1985年7月30-31日，6号台风在石塘登陆，台风中心滞留时间长达3小时，中心风力12级。渔村倒塌房屋650间，几百艘渔船损坏，8名渔民丧生。而2004年8月12日在石塘正面登陆的台风“云娜”，风速45.7米／秒，最大降雨量586毫米，创下了1956年来最高记录，渔业直接损失3.1亿元。其次，这里不但受台风威胁，而且时常受到强冷空气的袭击。1991年12月23日，强大冷空气带来10级以上大风，造成沉船5艘，死亡18人。
　　了解了这一些，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当地人要垒成石屋，不仅是为了好看，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安全。
　　
　　在民俗摄影家陈祥勇的带领下，我们从千年曙光园下行，来到了一个数十户的村落。这就是石塘镇后山村，属于温岭市级文化保护区。后山依山而建，山凹里有保存相对完好的石屋群，西南面向石塘渔港敞开，斜对着梅花屿，像一张巨大的龙椅坐落在海湾边上。站在高处向下望，只见石头山下石头屋，石头屋前石头路，屋咬山，山抱屋，错落有致。古石屋墙体很厚，用内外两层乱石和泥浆砌成，墙体中每隔一定距离，中以条形石为栓，虽经百年沧桑，旧貌依然。石屋一般两层、层高较矮，门窄窗小，小青瓦盖顶，上压石块，抵御台风。这些压瓦的石块非常讲究，都是扁平的石头，不会被风吹跑砸伤人。在郭小橹的小说《我心中的石头镇》里，就记叙了小时候被大人们派出去四处捡这种石块的故事。
　　陈祥勇对石屋素有研究，他告诉我石塘的石屋有四代。第一代石屋是小石块垒成，用�泥抹缝，一般有斜坡；第二代石块比较大，并且窗户上有一块平石板，阳台上有条石的是第三代石屋；第四代石屋则用上了水泥和混凝土，更加坚固。对于石屋来说，最要紧的是房顶。只要屋顶不被大风揭掉，那么石屋就是安全的。
　　站在后山山崖上最高的石屋外远眺渔港，我们的摄影师陈维沪忽然惊喜地叫出声来，“我想起来了，22年前我就是站在这同一个位置，拍过一张照片!”我们问他为什么前一天来的时候没有回忆起来，他说原因是渔港的景观已经变了，1986年，他站在这里的时候，视野中的渔港没有这道大坝。
　　陈维沪所说的大坝是防波堤。由于南面外护岛屿难以抵挡强南风和台风，从1990年开始，当地政府进行了渔港建设综合工程。其中修建了335米的防波堤，该工程请资深专家设计，先后经历了两次强台风正面袭击的考验(1997年8月18日11号，2004年8月12日“云娜”)，固若金汤。另外当地还修建了两条穿山隧道，三条沿港公路和一座跨海大桥。
　　石塘石屋保存完好且密集的村落，除了后山之外，还有 里箬村。里箬，又名内箬，1961年改名东方红大队，后来又恢复现名。据2004年统计，全村有1260人，多姓陈，有渔船48艘。它位于石塘镇管区西南部，东和北与箬山南新区、兴建村毗邻，南与东山村相接，西面临海，房屋依山而建，村民们世代以打鱼为生，是一个纯渔业村。村中民风淳朴，渔味十足，是几近失传的大奏鼓的发源地。大奏鼓表演，更是具有浓郁的闽南风情，代表了箬山闽南文化的全部内涵，村内有陈和隆旧宅，是市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沿着一条主巷道拾级而上，沿途小巷小道纵横交错，处处相通。半山腰上鳞次栉比的民居，清一色的石砌，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在村里人的指引下，不一会我们来到了一处别具一格的标志性建筑，这就是清末民初渔业资本家陈和隆的故居。由于我们到的时候已是黄昏时分，旧居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我们只能在狭小的院子里观赏了一圈。据资料记载，陈的故居属于木石结构，总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分前后两幢。前楼六间面海而立，上下四层，西边是客厅，客厅底层为地下仓库，开有水门，涨潮时船可直接泊到屋内卸货。楼前有80多平方米的观海凉台，青石栏杆上雕刻着各种戏曲人物和海洋动物，设计别致。前幢的门框、凉台石柱、栏板上的图案装饰都精雕细刻。东面建有花园，现尚存一角，立有《陈氏小园记》碑一方。后幢共楼房七间，分三个部分：东边三间是主人住宅，名曰“振声庐”，中间一间是楼梯过廊，西边三间是生活用房。后楼依山而筑，两边建方青石炮台。两幢楼之间有飞桥相通。
　　在故居的门口，细心的同事发现了一个石头砌成的洞口，大家猜测这是做什么用的。旁边的文字介绍揭晓了谜底，原来这是为了看家护院而修的射击孔。
　　在历史上，石塘渔民除了忍受大自然的坏脾气，还经常应付海上匪盗的侵扰。宗教在这里是渔民们精神的安慰剂，妈祖庙、禹王庙，基督堂在这个渔港中并存。人们都明白，若想过上平静安稳的日子，仅靠石头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们从祖辈开始就向吉凶难�的大海讨生活，他们给自己取了个谦卑的名字――讨海人。
　　
　　石塘梦寻之三　讨海人
　　
　　“讨海人，不是淘宝的淘，是讨饭的讨!”石塘人家饭店的林老板看我的采访本上写着“淘海人”，就一字一顿地给我订正着。
　　温岭市石塘、箬山的渔民绝大部分祖籍福建惠安。据《琅陈氏族谱》等资料记载，从清康熙年间开始，惠安、白奇铺的闽南渔民，到大海中讨生活，来到此地做短暂居住，并陆续迁徙定居。渔民中以陈姓最多，郭姓、庄姓次之，至今已历时300余年。
　　
　　林老板14岁就下了海，那时的他踏上的是父辈们曾经走过的路。渔民有一个术语叫“船伴仔”，指的是过去渔家的男孩九、十岁就下海，他们随着父兄或亲戚到渔船上，适应海洋生活，同时做力所能及的劳动，如船舱地底刮水、腌鱼理鱼等，吃饭之外，只有微薄的收入。30多年的讨海人生涯，使林老板见证了石塘渔业的发展。他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给我们讲述了石塘渔文化的变迁。
　　海洋特殊的地理环境，渔业作业的特殊性，造就了温岭渔区渔民鲜明的性格。《温岭渔业志》中载“渔民既胸襟开阔、断事干脆、顽强刚毅、直率豪放，又有固执己见、不听劝说之嫌。”
　　出海捕鱼是危险性很高的职业，渔民中流传“三寸板里是天堂，三寸板外见阎王”的谚语。正是这种严酷的环境，造就了讨海人严格的时间观念和很强的组织纪律性。由于船舶的开启是依潮水而定的，无论谁都得服从。因为如果错过潮水，也就贻误了捕鱼的好时机，甚至会遇到漩涡等危险。所以民谚有“走船不等爸”的说法，意思是说到了开船的时间，哪怕是自己的老爸还没上船，船一样要开。在海上遇到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必须无条件接受命令。当遇到暴风的时候，需要降帆或者砍断桅杆。只要老大一声令下，船员哪怕没穿衣服都会立即冲到甲板上，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讨海人的纪律性还体现在一些细节上，比如，特别爱清洁。渔船不但是渔民的生产工具，还是栖居之所，因此他们格外爱惜。渔民一有空就把甲板、船舱清洗得洁白如雪，进机舱不用穿鞋。
　　正因为大海危机四伏，渔民出生入死，渔民之间自古有着共济互助的传统。渔民不但待客热情，古道热肠，而且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遇到海损事故，见死不救会受到众人的谴责。如果遇到溺海浮尸，会毫无顾忌地捞起带回，并出资埋葬。死人出葬，人不分贫富都会主动争相抬棺，深恐自己少出一份力，而且从不收取酬金。当地有个俗语叫“见人见份”，意思是对零星的收入和意外收获，如在海面上捞到东西，无论是老大还是船伴仔，甚至是乘船的搭客，都见者有份。
　　
　　海洋环境使得渔民自发的组织性很强，他们更倾向于服从乡规民约的管辖。在里箬村的禹王庙内，就有一块禁止赌博的石碑。1948年当地居民生活相当困苦，红白喜事又崇尚大操大办。据记载，当时的乡民就自发组织起来，立下约定：凡遇到结婚红事，宴席不得超过12桌，白事不得超过8桌。有违反者，村民将率领箬山所有的乞丐到他家里吃饭。
　　讨海人彪悍机敏，心胸豁达，没有那么多儿女情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亲情。长期在海上作业，造成渔民与亲人之间聚少离多，因此他们特�重视与家人的短暂相聚。渔民特别孝敬父母，民风尚厚葬。夫妻之间，不在乎朝朝暮暮，而在于天长地久。男主外赚钱，女主内经营，平常的人情往来、家里大事小事，基本都由妻子做主。在此地，天天守在女人身边的男人会遭人耻笑，女人认为男人走南闯北才有出息。因此，洞房花烛夜，出海捕鱼的事并不鲜见。
　　摄影家陈祥勇回忆到，他小时候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渔港传来汽笛声，渔村里留守的人们在黑暗中只看船上的灯语，就知道谁家的船回来。比如，船上亮两只红灯，那代表是里箬二村(现在的前进村)的船，三白一黄灯，代表第六号船。
　　不过，放纵而艰险的海洋生活，也给以前的讨海人性格中带来了一些陋习。比如，固执己见，不易劝导。平素生活放纵不羁，无拘无束。尽管在船上严格守纪，但到了岸上却自由散漫。有点粗鲁，不修边幅，平时说话带脏字，好饮酒。
　　在讨海人种种陋习中，歧视妇女最让人诟病。按照旧习俗，妇女不得上船，凡是女性接触过的东西都视为不祥。女人的手不得摸男人的头；洗衣服时，不能男女的衣裤同时洗，家里的脏活必须女人去干，一些场合禁止女子露面。郭小橹关于石头镇的小说里，就写到了祖母年轻时因为屡屡触犯渔家的禁忌(比如吃鱼时给鱼翻身，用筷子戳鱼眼，以及无意中泼了渔民一身水)，而倍受歧视。某种意义上讲，这可以算得上是一部石塘女性的精神自传。1949年后，一些陋习被破除，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才逐渐淡化。
　　最初打渔的船只是钓船。石塘渔民传统的作业方式是一艘大钓船开到作业区之后，放下去许多小船。大船是母船，小船是子船。子船的任务是捕鱼，母船的任务是护子。一艘母船最多可以带十几条子船。由于子船本身没有动力，遇到风浪、海流，经常会被冲散。 因此母船“失子”的现象经常发生。这种作业方式的危险性也比较高。
　　尽管从今天的目光看，那时的渔民装备落后，但由于近海渔业资源还没有遭受破坏，那时候是讨海的白银时代。那时候捕鱼非常简单，渔船当天出海，最迟隔 日就可以满载而归。那时候在海边，光小孩子用鱼篓抓的鱼就可以够一家人吃一天。林老板回忆说，那时沙滩非常洁净，经常可以发现五彩斑斓的类似热带鱼的鱼类，还有野生的白对虾，通体透明，抓住后把虾头一拧，就可以放进嘴里活食。
　　然而，随着人们毫无节制地向大海索取，近海的渔业资源日趋枯竭。陈祥勇说，这都是渔民的毁灭性捕捞造成的。在众多杀鸡取卵式的捕鱼方法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敲罟捕鱼。这种捕鱼方式，肇始于广东，1956年引入温岭，由于产量特高，渔民纷纷仿效。捕鱼的时候，由一艘大渔船，携带一二十艘小渔船，组成一个生产单元，俗称一艚。在小船上的人不停地敲击黄檀木板和竹筒，把声波传到水里。这种声音是黄鱼等石首科鱼类最害十白的。因为声波会刺激惊扰鱼类的耳石，使之生理失衡，行动迟钝。罟板响彻之处，黄鱼往中央惊逃，最后，挤在一起，小的被吓死，大的也肚皮朝天，难逃厄运。很多渔民说，黄鱼多的时候，拢起来像座小山，把停在中央的渔船都托了起来!其结果是黄鱼到了断子绝孙的地步!温岭政府三令五申，禁止敲罟捕鱼，但直到1969年才完全禁绝。
　　除了敲罟捕鱼之外，墨鱼笼捕杀幼仔、电捕鱼和电脉冲惊虾仪，对鱼类资源的破坏也是严重的。还有机帆船底拖网，俗称大拖风，也严重杀伤经济幼鱼。
　　上世纪九十年代，温岭提出了“造大船、闯大海、发大财”的口号，这是为了远洋捕鱼的需要。可是随着我国与日韩分别签订了渔业协定，温岭外海捕捞渔船的作业规模锐减，失去了大小黑山、济州岛等传统的外海作业渔场，渔业面临严重挑战。2002年农业部提出了海洋捕捞“减人、减船、转产转业”的指令。温岭每年从市财政中拿出300万元，用于海洋捕捞渔船报废转产配套补助，同时也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300多年以来，石塘人受惠于大海，如今大海却变得越来越吝啬。面对困局，何去何从?林老板已经改行做了餐饮，但是他的一些朋友们却选择了继续做个讨海人，仿佛这就是宿命。
　　

　　石塘梦寻之四　船老大
　　
　　“讨海人不好做啊!”张文军见到我的第一句就是诉苦。他是仍然在从事远洋捕鱼的船老大，也是一艘长45米、宽7米的双拖船的股东之一。“你听说过山西的煤老板亲自下矿井挖煤吗?肯定没有吧。但是我们必须要亲自下海捕鱼。”
　　张文军的双拖船每年有六个月的时间漂浮在韩国济州岛附近的大海上，如果是拖虾船的话，要在海上待九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渔业协定》2001年6月30日生效以后，温岭外海捕捞渔船进入韩国管辖水域、韩方一侧的过渡水域的作业规模减少90％。张文军的船必须十分小心，与韩国海岸线保持36海里以上的距离，因为闯入韩国水域的后果是面临高额的罚款。1995年，一艘温岭渔船进入济州岛附近韩国专属经济区海域，结果被韩国海事警察罚款1450万韩元。
　　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前后，张文军双拖船从温岭渔港启航，航行40多个小时到达济州岛附近海域。出海的这半年，他的渔船每天要消耗18桶柴油(每桶180公斤)，油价上涨，渔民受到的冲击最大。“根本赚不到什么钱!”张文军感叹道。15年以前带鱼一元多一斤，现在还是一元多一斤。二两重的小黄鱼四元一条，十年来没有什么变化。如今一网下去，也只有七八千元的毛收入。
　　在石塘经常看到墙上张贴的“介绍船员”的广告。如今，只有很少的石塘本地人做普通船员，也就是“小工”。大部分船员来自陕西、安徽、贵州等不靠海的省份。对于外地打工者来说，船员是一份比较有吸引力的职业，虽然出海危险而辛苦，但按照目前的行情，“小工”可以拿到3000元以上的月薪。而这恰恰又是让张文军等船老大们大倒苦水的地方。
　　“他们哪里是小工，他们是阿公!”张文军说最不敢得罪的就是船员，因为一艘船上也就十一二个人，作业时需要全员满负荷运转。如果有两个小工罢工，这鱼就没法捕了，船也没法开了。那样只好把两个人送回渔港，来回的油费就要5万元，“相当于欧洲18日游。”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船老板在雇用海员的时候往往应用一条潜规则：确保同一省份的船员不超过两名，以免他们在船上抱团。
　　以前船老大是船上说一不二的人，现在不得不对小工们陪笑脸，而且还要担负起做饭、打扫卫生的任务。过去船上的那些规矩也渐渐不在了。比如，崇尚清洁。外地的船员根本不管这些，还满地丢烟头。“现在的船老大一个个像小绵羊一样温顺。”
　　
　　抱怨归抱怨，张文军还是承认，到了海上大家就平等了。在船上，每个人的作息时间都不由人决定、是由鱼决定的。网放下去的时候，大家可以休息，而到了起网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必须起来干活。一个萝卜一个坑，缺了谁都不行。而从下网到收网的间隔，多则四五个小时，少则只有两、三个小时，睡也睡不踏实，因此每个人的生物钟都是乱的。船上没有医生，只备了一些常用药，如果谁得了病，要靠身体的抵抗力撑过去。如果病得严重的话，就要等运输船来的时候“寄”回去。运输船往来于石港与济州海域之间，负责运送柴油、蔬菜，也运人。
　　船员的生活是非常枯燥的，他们跟陆地用三种方式联络，一种是单边带(远洋通话系统)，一种是卫星电话，还有一种是传统的口信，通过运输船上的人传达。海上没有报纸，也收看不到电视，他们闲下来的时候，只能看看DVD。
　　我在温岭采访的日子，看到《台州日报》上对石塘渔业的困境也做了报道。文章说，油价不断攀升和工价不断上涨，提升了捕鱼成本，再加上产品质量和销路的不稳定，制约着温岭渔业经济的发展。
　　远洋渔船的效益究竟如何，利益又是怎么分配的?石塘一位陈老板现身说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本。他的船实行的是股份制，具体做法是：包括陈老板在内的4名投资人每人出资33万元，共计股本132万元。这笔股本金分成37股，其中25股属于投资人，12股属于船员。船上共有11位船员，船老大拿1.5股，轮机长等技术工种拿1.2股，其余小工每人1股。
　　投资人负责船舶维修、保养、鱼网和钢管的费用。而柴油、冰、食品等维持船舶运行的费用由大家平摊。
　　去年一艘渔船总产值140万元，减去柴油、冰、食品等成本，最后毛利为近80万元。80万元的毛利被分成37等份，也就是每股收益，约为2万元，这也是一名普通船员分得的红利。
　　陈老板等四名投资人可以获得25股的收益，即50万元，但这必须减去一年花在船舶维修、网具购置上的费用，约8万元，最终陈老板分得红利10.5万元，除以他最初33万元的投入，投资人的年收益率为32％。从以上这组数字可见，在远洋捕鱼业中，投资人的收益还是比较可观的。但是对于大半年都在风波浪里打拼的讨海人来说，收入跟付出似乎并不匹配。 　　到了农历的六月十五，捕鱼的船会陆续返航，回到石塘渔港。而船员们上岸后，也就各奔东西。然而过了春节，那些老船员们又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石塘。他们一般都会去找过去的老大，而张文军也乐意召集旧部，他说，“因为大家曾在船上相依为命，像兄弟一样。”
　　
　　
　　石塘梦寻之五　习俗与信仰
　　
　　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人类有感情无法用语言表达，所以发明了仪式和节庆，经过对石塘习俗的粗浅考察，我们发现这话说得太对了。讨海人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风里来、浪里去，当忙碌完一年好不容易来到岸上，他们内心有太多炽烈的感情需要表达，不是用语言和歌喉，而是用舞蹈、祭拜和欢庆。他们继承和发明了渔家独特的习俗：扛台阁，大奏鼓，以及小人节。
　　
　　扛台阁
　　作为温岭石塘镇箬山一带传统的渔民庆丰收习俗，扛台阁流传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台阁就是用桌子扎成一个小戏台，挑几个长相俊俏的儿童，化妆咸戏曲中的人物，坐在戏台里。再由十几个年轻力壮渔民抬着，紧跟着锣鼓和火镬，走街串巷，遍游各村。
　　2008年石塘镇的台阁由兴建村发起，并得到了附近7个村的响应。2月19日晚上一到，附近的小巷里就人山人海，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群众将“台阁”围个水泄不通。锣鼓响起，两名渔家小伙抬着的火镬率先出场，随后的是兴建村的第一扛空“台阁”，大人们把真正的主角――渔家孩子抱上“台阁”。随着阵阵的锣鼓声，各村的“台阁”相继扛到，按照相应顺序停下。喜庆热闹的锣鼓声再次响起，兴建村的“台阁”最先抬起来，接下来是东兴、东山等村。一扛“台阁”实际上就是一台戏。火镬每到一处，参与响应的村就往火镬里放一片木柴。火树银花，人声喧天，渔民用自己的方式欢庆来临的一年，并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大奏鼓
　　早就听说箬山大奏鼓是我国罕见的渔村传统舞蹈，可惜这次到石塘没有亲见，只能通过视频领略和想象它的盛况。据1992年版《温岭县志》记载，大奏鼓，原名“车鼓亭”，它的表演方式非常奇特，是“由男性7至9人扮演女角，身穿类似戏曲中的媒婆服饰，手执扁鼓、木鱼，跣足上场，且敲且舞，伴以锣鼓唢呐，热烈粗犷，幽默诙谐”。
　　
　　据温岭市资深文化记者黄晓慧介绍，如今箬山大奏鼓的表演与书上的记载已经有所不同。早期的舞蹈至少需要8人，分别掌持大鼓、木鱼、锣、大钹、小钹、唢呐等8种乐器，其中一人扮作男性，头上扎红绸，身穿红衣，持木鱼或敲大鼓。其余扮作女性，脸上搽白粉，两颊用胭脂分别涂一个红蛋蛋。其衣饰，则头戴一顶黑底金边装饰珠花图案的帽圈，帽后高翘着一只羊角，两耳戴一副金色大耳环，上身穿海蓝色的斜襟上衣，衣上装饰金黄色鱼纹等，下身穿朱红或橙�色的大裤，滚边上配鱼与水图底。如今，因为经常要参加一些大型节庆活动，人数相应增加，但乐器种类不变。在表演时，十几个小伙子扮作“渔婆”，一边敲着手中乐器，一边随着节拍扭动，常用的舞步有马蹲跃步、摆浪步、颤肩四方步、小踏步等，无不轻松诙谐、令人捧腹。表演渐渐进入高潮，十几个“渔婆”以大鼓为圆心围成一圈，持木鱼的“渔公”被包在大鼓和圈子中间。唢呐吹出激动人心的曲调，似乎还带着那么点忧伤。“渔公”手持木鱼绕着大鼓疾转，边转边击，试图突击重围，“渔婆”们则边敲锣打鼓吹唢呐，边扭动身子，起劲狂舞，不一会儿，又变换阵型，“一箭绕八”、“双箭翻浪”、“双箭门”、“元宝阵”、“半月绕八字”、“滚浪翻花”、“十门阵”、“龙门阵”，花样繁多，时而如梅花间竹，时而如万花戏蝶，看得人眼花缭乱。
　　如今大奏鼓在浙江省已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其知名度也越来越高。更令人欣慰的是，在石塘不但有男扮女装的传统表演团体，而且还有了一支纯正的娘子军，她们让这种古老的舞蹈又多了一份温柔的亮色。
　　
　　小人节
　　温岭当地渔民把农历七月七日，即“七夕”称为“小人节”。这一天是16岁以下的男孩女孩做生日的佳节。箬山的渔民习俗，凡“信佛”(不是佛教意义上的崇信，而是泛神的民间信仰)的人家，一般没有在小孩出生日或周年为小孩过生日的习惯。小孩不论是哪一天出生的，都集中在“七月七”做生日，当地通称“做七月七”。小孩出生一周岁开始做，一直做到16周岁为止。
　　过“小人节”要拜七姑星。祭祀品首要的是玲珑剔透、五彩缤纷的彩亭，当地人称其为“纸亭”。通常是用五彩纸和竹子为主要原材料，扎成精美绝伦的立体的二、三层楼台，每一层又犹如民间的台阁，装饰着民间戏文舞台场景，有《八仙过海》、《西游记》等。人物长约10厘米，立体泥塑头像，彩纸躯体服饰，举手投足，惟妙惟肖，十分赏心悦目。纸亭大小高度不等，一般在50到100厘米左右，“纸亭”由自家制作或购买，现在，大部分人家是购置的。当地习俗以为16周岁的男孩即将转为大人，以后就不再过“小人节”了，因此为他们制作的“纸亭”尤为考究。在底层戏文人物场景外，再加上一个外出赶考的举子，楼台最高层屋脊两端，金色的鱼龙尾冲青天，暗示金榜题名。整个“纸亭”金碧辉煌，故又名“金亭”。
　　为女孩做的“纸亭”，过去一般没有楼台样式的，而仅是传统的花轿样子。不过女孩子在这一天有专门的乐趣，女作家郭小橹说，石塘女子的习惯，在阴历七月六日傍晚采集其中鲜花，放进水盆里，并在夜间放到屋顶上承接露水。次日凌晨女孩子起床后，就用这花露水清洗自己。因为这个花露水是妈相娘娘的香汗，也是牛郎织女的仙泪，所以用它沐浴的女孩，无不长得娇嫩欲滴。
　　据学者历时两年多次实地考证，小人节“这一习俗是我国古代七夕祭拜七星娘娘遗风在石塘特有生态环境中的变异”。甚至可以看成是宋代爱情文化的“活化石”，只是由当初对男女爱情的讴歌，转向了对爱情的结晶――小孩未来的美好冀望。延续这一节日对于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传承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渔民的禁忌
　　石塘当地有很多禁忌，都与渔民内心的惧怕有关。渔民下海最怕翻船，所以他们在言谈中最忌“翻”字，在生活中最忌“翻身”这类动作，吃鱼也不能翻。另外，吃鱼时不能拿筷子去插鱼的眼睛，因为那象征着渔船会在大海里失去方向，最奇特的是，不能冷不丁地泼渔民一身水，被泼的渔民会认为那是最不吉利的象征，意味着要葬身大海，有人甚至因为被泼过水再也不下海了。
　　不过一般陆地居民认为不吉利的事物，到了渔民那里反而不再是禁忌。一般的人到家俱店买木床，要是有人讲睡这张床会死人的，那将是天大的不吉利，而石塘人却希望能有人说这样一句话。因为死在床上是有福主人，这样就不会被风浪吞噬葬身海中了!同样道理，这里的人们把参加送葬扛棺材看成是吉利主事。路上行人，看到出丧，素不相识之人也要挤进去扛上一程，这样才是大吉大利。
　　
　　长存的信仰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这段话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讨海人的信仰。有学者分析说，在马克思的时代，鸦片是最重要的镇静剂，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是鸦片的说法未必是贬义。
　　迁徙而来的惠州渔民把妈祖文化带到了石塘。当地渔民在传统上把妈祖视为“天后”、“圣母”、“女神”，到处建宫立庙，温岭规模较大的妈祖庙就有26座。关于妈祖还有一个凄美动人的传说。相传妈祖是一位美丽的渔家少女。一次她父亲和两个哥哥出海打鱼。妈祖夜里梦见自己变成一只飞鸟，口中衔着落水的父亲的名字，爪子抓着两个哥哥的名字。正当要将他们的名字救上岸时，妈祖的母亲把她从梦中惊醒，她父亲的名字落到水里。后来他两个哥哥哭哭啼啼地带来父亲淹死的噩耗。妈祖悲痛欲绝，化作女神，天天为每位出海的渔民祈祷。
　　我们来到东海村祭拜妈祖的天后�，看到墙上写着“保我黎民”、“舟泰人安”等祝福的话。相隔不远的里箬村有个水神庙，供奉的是夏禹王，渔家尊称为“平水禹王庙”。大禹是中国古代的治水英雄，讨海人长年跟海水打交道，相信水神也能保护一方平安。在石塘后山村最高处的寺庙里，暮鼓敲晌，香芬缭绕，僧人们立在晚风中颂经，僧袍飘飘，仿佛乘风而来，又好像踏浪而去……
　　天光暗下去，灯火亮起来，市语渐歇，潮声浩荡，石塘在大海的怀抱里安然睡去。在千里外的济州岛海域，黑暗的洋面上漂着一艘渔船，机舱里，灯光下，船老大捧起一本书默念：“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石塘梦寻之六　尾声或唱给石头镇的歌
　　
　　春天第一缕曙光，
　　鲜花欲燃似火，
　　你的透明的眼睛，
　　还有我热烈的歌。
　　台风过后的小镇，
　　水仙绽放的岙，
　　海底分明的石头，
　　海面上坚固的桥。
　　午夜启航的风帆，
　　黎明放下的锚，
　　石屋里不熄的灯火，
　　天边外孤飞的鸟。
　　地上笔直的大路，
　　人们直率的心，
　　风雨如磐的石塘，
　　青春美丽的人。
　　
　　责任编辑　赵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