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人物地理]三晋工匠人物事迹

　　五台・徐向前 　　十大元帅，九南一北。徐向前是惟一的北方元帅。他指挥的反六路围攻，八万人抵挡二十万；消灭十万；晋中战役，六万人歼敌十万；太原战役，十万人攻破十三万人坚守的古城……
　　有人说他面相最苦，是个骑着毛驴举着拖布追老虎的命，打仗勇猛却婚姻坎坷，其实，他心中自有一份雄韬伟略。
　　亦文亦武
　　1937年，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访问徐向前时，无论如何不能把他同自己想像中“气宇轩昂的纠纠武夫”联系到一起。
　　此时的徐向前已负过三次伤，站在海伦面前的他，身体极差，医生命令他休息，只允许每天交谈一小时。海伦说：“他看上去显得忧郁、沉静、谦逊，十分谨慎，讲求实际，并不多言。”
　　徐向前1901年生于山西五台县东冶镇永安村，与山西军阀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今属定襄县西头村)隔河相望。当年山西有句民谣：“会说五台话，就有洋刀挎。”阎锡山对徐向前十分器重，曾慨叹：“我山西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文有薄一波，武有徐向前，如果这两个人都为我所用，我就可以统治全中国，可惜他们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
　　
　　从广州起义崭露头角，到挺进大别山、威震中原，直至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徐向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
　　徐向前在中国军史上拥有多项第一。他是惟一把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第一副主席这三个最高军职全部当遍了的人，他是黄埔一期里军衔最高的学员；他曾是共产党中最值钱的将领，国民党以10万到20万大洋悬赏他的人头：他指挥的反六路围攻，8万人抵挡20万，消灭10万……
　　他兴趣广泛，爱唱戏、懂摄影、喜读书、会乐器、能缝补、善手工，还喜欢练书法，长征路上还养过一只猴子，是十大元帅里惟一会织毛衣的，简直跟上海男人有一拼。他80多岁时抒怀《忆响堂铺之战》“巍巍太行起狼烟，黎涉路隘隐弓弦。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豕突敌胆寒。扑天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弹指一去四十载，长看春意在人间。”
　　
　　黄埔帅才
　　当年黄埔一期共录取了470人，最初分为四个队，徐向前在第一队。他对儿女们回忆说，那时我个子虽然高高的，但由于营养不足，人长得很瘦。因而听到招考处有人说，这个人这么瘦，会不会是抽大烟的?
　　那时，校长蒋介石为笼络人才，每月都要找十几个学生当面测试和谈话。这天，又有一个学生被叫了进去。
　　蒋介石看看他，问道“你叫什么名？”
　　答：“徐象谦。”
　　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答：“山西人。”
　　问：“在家干过什么?”
　　答：“当过教员。”
　　一问一答，是那样的机械和无趣。校长俨然法官，而不肯多吐露半句话的学生，简直像个被告，尴尬得无法谈下去。
　　在蒋介石眼里，徐象谦是个“无出息”的学生。
　　然而，就是这个“无出息”的学生，几年之后，跃然变成威震中国的将领，他领导下的红军，在大别山和川陕地区，把国民党军队几万几万地消灭!
　　
　　“跨党分子”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很多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被称之为“跨党人士”。开始时有人劝徐向前加入共产党，他说：“我决不做跨党分子。”他单纯地认为一个人不能“脚踏两只船”。
　　徐向前任武汉军校分校一队队长后，薪水较高，又孑然一身，经济上算是“大户”了。一些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常常“敲”他竹杠，让他请客聚餐。几乎每星期一次，大家戏称为“星期日聚餐”。其实并非吃喝玩乐，而是借机研讨革命，谈论主义，从辛亥革命谈到三民主义，从《共产党宣言》谈到《资本论》。
　　徐向前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模糊认识，逐步得到了澄清，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1927年3月，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时刻，徐向前选定了自己的奋斗方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把名字由“象谦”改成“向前”。
　　
　　
　　苦脸怪人婚恋
　　1929年，已经学成一身韬略的徐向前来到鄂豫皖苏区，大展军事才华，很快成为令敌人胆寒的名将。
　　一次战斗中，他跳崖摔伤了腿。养伤期间，经人介绍，与湖北黄安18岁女红军程训宣于年底结婚，两人非常恩爱。
　　程训宣是金寨县委书记，4个兄弟都参加了革命。她大胆泼辣，说话爽直，徐向前曾说她“嘴边没个站岗的”，劝她谨慎。1932年，程训宣在张国焘的“白雀园肃反”中蒙冤被处死，年仅21岁。
　　程训宣的死，对徐向前打击很大。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惨遭杀害，他却连替她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此后他一直不愿再娶，对亡妻的母亲汪秀芝终生尽孝。直到建国后，也不忍把程训宣的死讯告诉老人。
　　为了摆脱老人的“追踪”，徐向前一次又一次给程训宣“调动工作”：从陕西“调”到青海，从青海“调”到新疆，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有“调”到苏联。
　　善良的老人始终相信朴实的女婿。1972年，汪秀芝以96岁高龄辞世。临终前，老人拉着徐帅的手说：“向前，你是个好心人。训宣跟着你，我死也放心了!”
　　其实当时有不少女红军喜欢徐向前，而且他手下还曾经有一个“妇女独立团”，一千多个活泼健壮的姑娘，可徐向前就是始终提不起情绪。听说有的干部没事就去妇女团瞎转悠，他对妇女团政委张琴秋大发雷霆说：“你那团是战斗队，不是老婆预备队。妇女团应作个规定，不准谈情说爱，不准男同志去团里乱串，不准结婚，不准……”结果妇女团都说徐总是个“怪人”，是“封建脑瓜”，“看见妇女就苦苦个脸”。
　　长期战斗在第一线，多次负伤，徐向前身体状况急剧恶化。1945年4月，徐向前再次积劳成疾，住进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就在这时，他遇见了黄杰。
　　黄杰是湖北人，少女时代为逃婚而离家出走，是徐向前在武汉军校任教时的学生，跟赵一曼同学，是一位拥有传奇经历的女英雄。她在上海跟着周恩来干地下工作时曾被捕入狱，被宋庆龄援救。被捕前，黄杰与中共重要领袖曾中生结婚，曾中生1935年在张国焘肃反中被杀。
　　黄杰看到当年英姿勃勃的教官如今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怜惜之情涌上心头。徐向前望着眉清目秀、干练大方的黄杰，也不由想起自己的当年，隐隐拨动了他沉睡了多年的情弦。
　　1946年“五四”青年节，45岁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副司令兼参谋长徐向前，与36岁的延安保育院院长黄杰喜结良缘。婚礼仪式很另类，先是打扑克一当时延安最高级的游戏，接着杀了一只鸭子大吃一顿，然后就入洞房了。
　　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相似的经历，使徐向前和黄杰成为肝胆相照的终生夫妻。他们生育了两个孩子：徐小岩和徐小涛。徐向前很喜欢孩子，有时候给他们拉胡琴。每当此时，他与前妻生的女儿徐鲁溪就嚷道：“爸爸又在杀鸡哩!”徐向前听了，开怀大笑。
　　1990年6月27日，徐向前住进301医院。8月 5日临终前，徐向前对家人说：“我说不了多少话，我要说的是，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遗言。”
　　
　　最年轻的总指挥
　　徐向前30岁就成为红军方面军最年轻的总指挥。他任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中国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徐向前”这个名字，在那些军阀和地主眼中，就是一个咄咄逼人的“红色恐怖”的标志。
　　红军第一次歼灭国民党一个整师，是徐向前指挥的双桥镇战役，活捉了岳维峻。当时徐向前虽然只是参谋长，但军长初来乍到，作战计划和前线指挥主要依靠他。
　　徐向前牢记着家乡一首民谣：“男人是扒扒，女子是匣匣，不怕扒扒没齿子，就怕匣匣没底子。”革命队伍中，徐向前既做“扒扒”，也做“匣匣”。生活上，他体贴下属，关怀同志。长征途中，他很少骑马，而是让给年幼的警卫员和女同志，还把自己的大米送给生病的同志。
　　徐向前很注意发挥一些土生土长的“大老粗”的长处，从行军打仗、日常生活到军民关系，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哪里最危险、最吃紧，他就出现在哪里。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恃，战斗中有缺点和失误，主动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赢得了指战员的爱戴和信任。
　　川陕反六路围攻中，徐向前用的“收紧阵地”战法，是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次成功实践，是红军战史上歼敌数量最多的一次战役，智中以勇胜，以八万人对川军二十余万，击溃川军二十万，歼灭十万。
　　
　　越是艰险越向前
　　徐向前做事严肃认真、严厉逼人、令人生畏、同时又幽默风趣，含蓄和蔼、平易近人。他精明，寡言、也很坦率，外露，让人觉得简单得一目了然。作为军事指挥员，徐向前集爱兵之深与用兵之狠于一身，显示了一个人，特别是军人的两面性。
　　
　　晋中战役时，八纵队因连续行军作战，生活补给又差，部队十分疲劳，加上烈日下在山地运动，速度很慢。纵队司令王新亭曾电话请求，让部队稍事休息。
　　徐向前知道王新亭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提出这种要求，但仍然答复：“不行!走不动，爬也要爬到指定位置!”
　　一次战斗中，坚守战略要地董村的四十一团伤亡严重，有一个连只剩下九个人，仍英勇抗击。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请示后撤稍作休整。徐向前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再疲劳也要打，把钉子钉在那里，坚持最后五分钟，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
　　徐向前带的部队从上到下都崇尚好勇斗狠，强调前三板斧就把敌人打懵打怕，在气势上压倒敌人。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几乎全是“胆子大、嗓门大、打仗猛”的虎将，如“和尚”许世友、骁勇陈再道、疯子王近山、清廉王建安、小钢炮陈锡联、喜乔装聂凤智、小旋风韩先楚、冷面王必成、“拼命三郎”陶勇等。
　　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时，徐部曾和当时名震全国、刚刚“统一天下”的国民党中央军最精锐的第一师、第八十八师(全副德式装备)等部正面单挑，以硬碰硬，集团冲锋对攻，杀得血流成河，最终还是国民党不支，退守堡垒不出。
　　徐向前作战狠、硬、快、猛，擅长打硬仗恶仗，攻则势如猛虎一往无前，如晋中战役，6万兵力一个月狂扫阎锡山10万人；守则腥风血雨岿然不动，如川陕反六路围攻的万源血战，连许世友这样的铁汉也打得叫苦不迭，军长都亲自参加白刃格斗了，可徐总指挥还是那句话：“总预备队不动，你们再坚持最后5分钟。”
　　
　　有鸡就有蛋
　　1936年10月28日拂晓，西路军奉命渡黄河西征，徐向前任总指挥。
　　河西走廊是军阀马步芳长期盘踞的重要基地。2万余名西路军将士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前仆后继，经过大小70余次战斗，毙敌2万余人。西路军7000余将士血洒疆场，9000余人不幸被俘(其中近5000人遭残害)，还有1300多人流落甘、宁、青、新一带。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在裸露的石窝山顶举行，当时师团以上干部还有二三十人。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宣布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剩下的人就近打游击。主将弃军而去，徐向前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死在一块，要活活在一起!”但陈昌浩以“个人服从组织”拍了板。
　　此时的徐向前，穿着长衫，胡子很长，本来消瘦的脸更消瘦了，面有菜色，疲惫不堪，看上去至少老了20岁，没有人认得出他来。他化装成小贩，几乎是一路乞讨，只身回到延安，遇见耿飚前来接应，他叫了声“耿飚”，眼泪就下来了。见了彭德怀，他从身上掏出10多个金戒指，说：“这是组织分给我作路费用的，那段路已走完了，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全部交公。”
　　毛泽东接见了徐向前，安慰他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徐向前很受感动。
　　
　　
　　同乡师生不解缘
　　血雨腥风的年代里，阎锡山和徐向前这两个山西“老乡”不时碰撞到一块，演绎出一幕幕历史活剧……
　　1918年底，徐向前考入阎锡山创办的当时山西第一流学校――山西省省立国民师范学校速成班，成为第一期学员。两年的正规教育，使徐向前拓展了知识，开阔了视野。
　　当时学校开设武术课，教些各路拳术，太极拳是其中一种，后来成了徐向前一直延用的健身法，坚持了六十多年，成为他长寿秘诀之一。
　　阎锡山敢于杀晚清政府巡抚，但却非常怕学生闹事，管制很严。徐向前看到阎锡山不准“闹革命”，就离开山西，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几经辗转，成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蒋介石派来“围剿”红军的王牌主力军，一个个被他打得落花流水。
　　此时的阎锡山，在与蒋介石的军阀混战中连连败北，他得知徐向前声威大震的消息，不由对这个同乡后生产生一丝敬佩之意，对将领们说：“我倒想亲眼见见这位徐向前，和他攀谈攀谈。”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确定联共抗日，由于徐向前与阎锡山的“特殊”关系，他跟随周恩来，参加了同阎锡山的谈判活动。
　　双方一见面，阎锡山就半开玩笑地对周恩来说：“周公来山西也真会选人才呀，把我们五台同乡、又是我的学生徐向前带来与我会见谈判了?你这次来山西，没有别的用意吧，可不要带徐向前来挖我的墙角啊。”说罢，向徐向前笑了笑，十分亲热地说：“向前，你可以回家看看，我对你家人怎样，我可不是蒋介石，六亲不认，我阎某人是对得起乡亲的!”
　　
　　定襄・阎锡山
　　
　　一八八三年，滹沱河水漫不经心地流过文山脚下河边村时，不经意间养育了一个山西土皇帝。
　　被称为“山西王”的阎锡山可谓名副其实的“不倒翁”，他“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翻云覆雨，纵横捭阖三晋大地数十载。 　　
　　少年老成
　　阎锡山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业贷款者家庭，16岁随父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商，经手贷款及金融业务。1900年，阎书堂的钱铺倒闭，阎锡山随父躲债流落太原，为了生计，曾在裕盛店(客栈)当过店员。
　　1902年，阎锡山被山西武备学堂录取，接受了三年初步军事教育。1904年，被清政府选送日本学习陆军。此时，正值孙中山在日本倡导革命。
　　
　　1907年，阎锡山遵孙中山令，和赵戴文由东京携炸弹回山西。到上海时，得知海关检查极严，阎锡山就将赵戴文所携炸弹集于己身，并对赵说：“如被检查出来，我一人担之，你不可承认是与我同行之友。检查时，我站前列，你站后列。”
　　赵戴文不解，问“我站前列，你站后列如何?”阎答：“站后列有畏惧检查之嫌，易被注视，仍以我站前列为宜。”果然，海关检查人员检查后列较为严格。阎锡山在度过这一难关后对赵说：“事到危难宜放胆，不可畏缩，畏缩易使人怀疑。”
　　
　　山西都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驻太原新军第八十五标(相当于团)中，受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的第二营，于10月28日夜发动起义，一夜之间起义成功。但政权却落到了第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手中。
　　当时，阎锡山把兵力部署在保护抚署(清朝太原官府)的位置上，然后派出两个排去袭击守卫抚署的清军巡防队。他自己躲到一片小树林里，窥测局势发展。如八十五标胜了，他有支援起义军的理由，如果清政府把起义军镇压下去了，他也有保护抚署的借口。就靠这手腕，28岁的他攫取了山西都督的宝座。
　　孙中山到太原视察，送给阎锡山两个字：“博爱”。
　　风云变幻的中国政坛上，阎锡山经过长期历练，既成为了一个有思想、有头脑的一方军阀，又变得工于心计，精于权衡，善于应变，诡谲狡诈，反复无常。他联冯又弃冯，拥蒋又反蒋，抗日又联日，联共又反共。因此，蒋介石既称赞他“态度光明，意志坚定”，却又揶揄他是“诡而不正”的“晋文公”；冯玉祥夸他是“革命元勋”，又骂他“背信弃义”，“不是个好东西”，日本人捧他是“有雄才大略”，“是中国的伟人”，又说他“老奸巨猾”，是个“难以揣度的人物”……
　　
　　治晋有术
　　国民党中央要员和地方封疆大吏中，阎锡山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他把山西当做自己的家来治理。
　　阎锡山建立晋绥军，以五台及附近各县亲信为军官，名义上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实际上是阎家军。
　　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醉心于军国主义。为此，专门编写了《军国主义谭》一书。这也是他创办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的宗旨之一。学校不仅设有军事课，而且学生生活半军事化。阎锡山非常重视这所学校，经常到学校听课、训话，还选派自己部队中的营级以上优秀军官担任学校军事课的教员。
　　阎锡山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基础――“公营”事业，建成太原兵工厂，修筑了同蒲铁路，创建了包括采煤、采矿、炼焦、冶金、电力、机械、化工等厂矿在内的西北实业公司，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设了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及其实物准备库，发行钞票……
　　
　　三十年代，阎锡山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用以团结干部和保证自己政令的推行，开大会必呼“会长万岁”、“忠贞会长”等口号，以树立绝对权威，同时规定严酷的纪律，来约束和统一部下的行动。还建立了“铁军”、“文人组织”、“青帮”和“洪帮”等外围组织。
　　北伐后，蒋介石任命阎锡山为内政部长等要职，请阎到南京办公。阎宁可辞职，也不离开山西。
　　
　　克难偏安
　　抗战爆发后，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积极抗日，在同日军的激烈作战中，阎锡山损失惨重，实力大减。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对山西新军的进攻，史称“十二月事变”。此举立即遭到共产党的大力反击，阎锡山的阴谋不仅没有得逞，而且威信扫地。
　　1940年5月，阎锡山宣布实行“克难运动”，偏安晋西南一隅。由于所在地南村与“难存”同音，阎锡山就把南村坡改为“克难坡”。把战区司令部驻地称为“克难城”。把1940年命名为“克难年”。阎锡山在这里一住便是五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叶落他乡
　　抗战胜利不久，阎锡山的部队率先向八路军发动进攻。1948年底，太原被解放军包围。阎锡山整集各部，加修工事，欲抵抗到底。高大的双塔，变成了阴森的碉堡，古老的寺院，成了驻扎军队的兵营。
　　1949年1月，阎锡山接见几名外国记者，指着桌上一些装有毒药的小瓶说：我决心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太原如果不守，我就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但阎深知大势已去，1949年3月29日乘飞机离开太原离开太原前，要求部下“与太原共存亡”，学习“田横五百壮士”，准备“杀身成仁”，并为他们准备了毒药。但阎的干部除少数人自杀外，大部分投降了解放军。
　　阎锡山到台湾后，住在阳明山之菁山，深居简出，很少参加公开活动，这里没有公路，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灯电话，为躲避炎热和台风，阎锡山打了一个石窑洞，起名“种能洞”，住在这里，埋头写作。
　　
　　阎锡山
　　衣锦还乡后，阎锡山在村里征地扩宅。从1913年开始，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先后建成了有30多个院落，近千间房屋，总占地面积3.3万余平方米的一组气势恢宏堂皇、格局变换奇异的近代建筑群。
　　阎锡山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建的房子很讲究。建筑离东边文山二百多米，离西边滹沱河四百多米。总体设想是八个字“文山叠秀、沱水环流”，实际本意就是他父亲的坟、东花园、西花园这三个地方都在一条线上，都是背靠文山，面临滹沱河。
　　东花园是阎锡山旧居保存最完整的建筑，为三进制，第一院是最大的一个院落，左右偏房是过去阎锡山的卫兵居住的地方。
　　东花园二院在建筑上最为豪华庄重，具有典型的晚清宫殿式建筑风格，二院东大厅更是建得巍峨壮观，是阎锡山当年会见各种重要宾客、行政议事的地方。
　　中国人非常讲究中庸之道，阎锡山有他自己一套关于“中”的理论，他为人处事非常圆滑，在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对此他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自己是站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哪一颗都不能踩破。
　　徘徊于二院的围廊中，墙壁上阎锡山亲立的18条家训随即映入眼帘。
　　阎锡山发达之后，作为一个封建大家族的长辈，像许多中国传统家族那样为他的子女们制定了一些家训家规，并且还将这些亲笔书写的家训家规刻在青石板上，嵌在墙壁里，用来教育子女，如“求人原谅是低人一头，能原谅人是高人一头”。表达很直白，但很耐琢磨。 然而，他的一些族人却仗着他的权势在乡里横行霸道，使这些家训、家规完完全全变成了放在这里给人看的摆设。
　　阎锡山旧居的建筑级别比王家大院、乔家大院都高，比晋商大院更具官家气派。那几个大院基本上是四合院，是一个院一个院重复起来的，但他的旧居建筑群中东花园是宫廷式的，主要体现在须弥座上(建筑下面的石座部分)，须弥座在王家、乔家都没有，只有他家有。须弥座只有皇家和陵园才允许做。
　　阎锡山旧居并非严格的宫廷式建筑，比如说东花园二院的院子，有一排石头砌的窑洞，是宫廷式和民居相结合的建筑，因为地势有高有低，主要建筑东边、北边和西边都是宫廷式的，南边背靠永和堡，所以又加窑洞又加传统建筑，永和堡上边的老宅都是传统式建筑。三院的建筑相对比较慎重，并不张扬，只有厅堂、基座、台阶上精美的石雕在冷静中透出一种活力。
　　阎锡山旧居里的石雕，给人印象极深，特别精美，内容比较全，人物和吉祥物、花草这些图案都有，与其他大院传统的模式化不同的是，这个院子里还有一些写实图案，比如，西花园有一个“力大拗不过理”，想法很特别，超出一般的传统图案 中间坐在“理”字上的是一个老者，旁边是两个大力士，肌肉发达，劲很大，但是就拗不动那个“理”。
　　东花园围墙内有一条狭长的汽车道，据说阎锡山回家时经常从这里直接开车到自己居住的地方，这个小院处在整个宅子的东北角落，隐蔽、安静。还有一个地道，曲曲折折，有很多配套设施，都是为了防备空袭。地道一直通到文山脚下，如果发生变故的话，阎锡山就可以从这里及时逃脱。阎锡山给它命名“行得通”，意思是说“行得通”就会路路通，事事通、万事亨通。
　　
　　晋商・平遥　灵石　太谷　祁县
　　
　　公元一八六三年，一个叫章嗣衡的御史向咸丰皇帝呈上一道奏折：“臣伏思国家承平二百余年……四海之广，岂无数十巨富之家。臣耳目浅陋，然所目击者……如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仅仅把山西这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一亿两白银，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这么多有钱人，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
　　能积累起数以百万计的家产，必定做着某种纵横天下的大生意。
　　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盖的深宅大院里，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祁县　乔致庸
　　乔家大院，并非只有一个院落。而是由6个大院，19个小院构成，房屋313间，占地8700平方米。
　　乔家大院，也并非由一代人建成，整个工程历经乔家六代人，近两百年。
　　这些老房子的历史，直接印证了晋商发展的时间脉络。
　　
　　晋商卖盐始
　　有人说山西人是中国最早的商人。早在春秋时期，山西南部的盐池得以开发，山西人就从朝廷获得经营盐的特权。
　　元末明初，天下大乱，山西虽很安宁，但由于土地瘠薄，人口稠密，生计也不好维持，山西人只好外出，以谋求一种补救。
　　“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一援，缘而取给于商，计春挟轻资牵车走四方者，十室九空。”明初的山西商人就这样推着小车，挑着担子，将中原、江南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
　　明清时，中俄两国之间的茶叶贸易导致了一条商业大通道的产生，它由中国南部的福建省为起点，终点是俄国的圣彼得堡，跨越欧、亚两大洲。这条商业通道的中国段完全由晋商把持。
　　商业大通道最终形成了“走西口”这一维系晋商三百年的生存之道。《走西口》这首古老的山西民歌也唱了两百多年。
　　山西人走西口。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向西，一条向东，过大同，出关进入蒙古。为了生存，山西人一代代前赴后继。走西口的路上，至今仍可看到山西人的累累白骨。
　　一些走出去的山西人终于有了钱，父亲回来盖起一个小院，立下了一个坐标，于是儿子又会沿着父亲走西口的路，再走出去，再走回来，接着盖院子。
　　乔家的发达，也是由先祖乔贵发走西口开始的，用几代人的血汗走出了一条百年商路。
　　
　　黄豆发迹
　　诸多显赫的晋商家族，当初走西口时，大多还是一些小商小贩，像曹家的祖先，当年推着独轮车卖砂锅；常家的祖先，在张家口摆摊卖布。
　　乔贵发刚到蒙古草原时，甚至连小贩都算不上，他靠卖苦力，给别人拉骆驼为生。
　　乾隆二十年，西口外大丰收，粮食不值钱，黄豆简直白送人。乔贵发倾其所有，买下许多黄豆，准备慢慢磨，做他的豆腐生意。不料第二年黄豆奇缺，价格疯涨。他把豆子抛售出去，换回银子一笸箩!回山西买房子置地。
　　
　　复盛繁衍
　　生意渐成规模，便挂出了“广盛公”的牌子，生意越做越大。
　　乔贵发的子弟们接手广盛公，做了几桩投机买卖，几乎把老爹的血本赔进去。好在大家帮扶着，广盛公重新兴旺，子弟们认为正是复兴基业的绝好时机，遂改号复盛公，揭开了晋商最为辉煌的一页。
　　复盛公的发展速度令人吃惊。粮盘钱盘之外，他们还开设了当铺、钱庄、票号甚至有几百亩土地的菜园子。派生出了复盛西、复盛全、复盛油房、复盛菜园、复盛西面店等等，形成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复字号的财产，大概是一个天文数字，光是当铺库房，就分为金、银、铜、铁、锡、珍珠、玛瑙、玉器、皮货、衣物等几十间。
　　乔家几代的奋斗并不仅仅发达了一个家族，复字号以其发达的商业促进了包头的市场繁荣，对包头城的形成和建设起了推动作用，故当时就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乔家第三代传人乔致庸，凭借包头等发祥地，垄断、操纵了内蒙古市场，进而把商业字号陆续延伸至平津、东北直到长江流域各大商埠。光绪十年(1884年)乔家创办了“大德通”、“大德恒”票号，成为全国闻名的商业资本家。
　　
　　两宫西幸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皇西逃。最早知道这个消息的不是山西的官员，而是乔家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高钰。
　　他接到密信后做了一生中最好的一次投资：他不仅把大德通改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大加装饰一番，而且筹措银两，为慌乱出逃、行囊羞涩的慈禧准备了一笔不小的旅费。
　　八月初十，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走进了大德通的大门。由于他们的到来，山西的这家票号暂时成了整个帝国的中枢。山西商人的接待，给那一对落难的帝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后来，慈禧皇太后给山西商人留了个大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十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山西商人一步步迈向了财富的顶峰。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 四年(公元1888年)，每股分红85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每股分红达到17000两。光绪三十二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之中。
　　
　　舍生取义
　　清末社会动荡，资本实力雄厚的大德通也历经劫难。1926年，冯玉祥的部队在北撤途中，500万石粮食，150万银元都摊派到乔家开设的商号。遭此劫难，乔家商号元气大伤。到了1930年中原大战，乔家票号大德通真正是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头。
　　当时山西发行了一种钞票叫晋钞。大战失败以后，晋钞大量贬值，二十五块晋钞，只能抵一块新币，本可以换晋钞给储户，乘机大捞一把的大德通，却把自己历年的公积金拿出来，按照新币折给储户，放弃了最后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几乎把全部积累都投入到这有始以来最大的一次赔本买卖之中，最终造成三十万两白银的亏空。两年之后，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大德通悄然歇业。
　　大德通的东家乔映霞当时说，即使是大德通为此倒闭，这样大的一个财团也不至于让自己人陷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但对于每个储户来说，如果不按新币折付，对他们的威胁将会是身家性命。两者相比，孰重孰轻，不言自明。
　　由于战乱和官商银行的出现，大德通、大德恒先后倒闭。1937年，包头沦陷，乔家银号钱庄被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吞并，不久当铺也归了日本人。到了1951年，复盛公一应字号关门大吉。
　　
　　灵石　王家兄弟
　　
　　“王家归来不看院”。王家大院虽然地处吕梁山区，但它的规模并没有受到地形的限制，相反，由于大院依山而建，看上去更加雄伟。
　　
　　积善起家
　　山西灵石静升王家，读书入仕，遂以商贾兴，以官宦显，渐成巨族，历经六个多世纪，至今已传至第二十六世。
　　据说王氏始祖王实务农之余以卖豆腐为业，他做的豆腐真材实料，鲜嫩可口，远近闻名。
　　一天，王实卖豆腐途中，遇一老人病倒街头，王实立刻扶危助急。后来，老人为他选一风水宝地。王实囊中稍有时，便在那地起了窑洞，扎篱笆，栽树木，从此子子孙孙历代繁衍，相依修建。便有了王家最早的一组建筑群，取名拥翠巷(俗称王家巷)。
　　
　　王实死后，后辈遵其遗嘱，将他埋葬在鸣凤塬那块风水宝地之内。王家自此人丁繁茂，约近千家，还分成了金木水火土五派，除静升本村外，还有许多人或散迁县内各村，或定居海内外诸地。
　　
　　官宦显家
　　公元1673年，吴三桂叛乱，王家弟兄将24匹良马献给平阳府，支援平叛，从而受命为清军筹集军马粮草，王家兄弟不仅从中得到经济利益，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
　　借清政府的势力，王氏家族很快便发展成为当地有名的巨贾大商、官僚士绅和大地主，同两渡何家、蒜峪陈家、夏门梁家并称为“灵石四大家族”。
　　王家耕读传家，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层次，为步入官场铺平了道路。从十三世至十五世期间，开始做官为宦。王家入宦者仅五品至二品官员就有12人，包括授、封、赠在内的各种大夫达42人，还有二人分别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和嘉庆元年(1796年)参加了朝廷举办的千叟宴。
　　王氏家族鼎盛于清朝康、乾、嘉年间，其时，除大兴土木，营造住宅祠堂坟茔和开设店铺作坊，办有义学外，在当地还立有义仓，而且修桥筑路、蓄水开渠、赈灾济贫、捐修文庙学宫等等，善举不断。
　　王氏家族从十八世以后，清道光年间，逐渐衰败，抗日战争爆发后，顿收家业，流落他乡。
　　
　　平遥　雷履泰
　　
　　今天，穿行在平遥这个古老的县城，很难想像灰色的砖墙、厚实的木门后面，曾发生过那么惊心动魄的财富故事：一百多年以前，票号商人就坐在这些厅堂之上，轻松调度着上千万两的白银，他们的举手投足很有可能会造成千里之外那些名城大邑的市场波动。
　　日升昌就坐落在这座县城的西大街上。一些学者把它形象地称为“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宝房出身
　　明清的山西人，对经商比科举更上劲。民谚云：“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
　　雷履泰最初的学徒生涯是在平遥城北门里头拐角的“宝房”。北方人赌博流行押宝。所谓宝房就是赌博房，宝盒落地，一窝蜂似地押注。就在这种场合，雷履泰练出了一副好眼力和快速心算术。宝盒一开，他立即就能报出各人的输赢数额，分毫不差。这一手本事，被西裕成商号的二少爷看上了。后来，就请他跳槽到西裕成。
　　很快，雷履泰就在西裕成挑起了大梁。在汉口和北京的经营活动中，开始插手金融事务。后来借鉴“钱庄”的经验，开展了生意以外的银钱兑换。在日升昌开业前，雷履泰主持的西裕成已经形成了相应的金融经营格局。
　　
　　第一票号
　　随着晋商贸易量大增，为解决资金融通、异地汇兑问题，1823年，雷履泰开始尝试用金融票据往来的方式，代替施行了几千年的商业往来必须用金、银作支付和结算手段的老办法。“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就形象地形容了山西票号。
　　日升昌是第一家晋商票号。雷履泰作为第一人，汇兑标准，汇票防伪是他亟需解决的问题。
　　票号是做银两汇兑生意的，这种生意就是在一个地方存了钱，凭一张汇票，就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把钱取出来。但各地白银和铜板重量、成色千差万别，需要一个统一的汇率标准。用不同汇率来保证各地银两成色的平均，即“平色”，平色兑现后给票号留下的赚头，叫“余利”。雷履泰的一大贡献，就是确立了当时“平色余利”的恰当标准。
　　恐怕他自己在制订这个标准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在后来日升昌的发展中，仅仅“平色余利”，就一度占到票号总盈利的四分之一。
　　为了让日升昌自己做出来的纸，成为价值千金的汇票，独一无二、与众不同，密押是汇票防假方法之一，类似于密码。票号成立于1826年，1921年歇业，九十五年以来不定期地总共换了三百套密押。而这种严密的防伪技术，为日升昌创造出了一个神话：在它的百年历史上，居然没有发生过一次被误领、冒领的事件。
　　当时所采用的防伪技术，有密押、背书、微雕等方法，更有甚者还采用了水印技术。
　　一百多年前日升昌就采用的技术防伪手段，至今还在银行业务中使用。
　　日升昌，作为票号的领头羊，得到了“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的赞誉。很快，晋商纷起效尤，在平遥、介休、祁县、太谷，榆次等地涌现出了大批票号，有的票号(如合盛元)的分号甚至设到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州等地。梁启超曾感叹说，山西票号“执中国金融界牛耳”。
　　
　　雷毛纠纷
　　就在日升昌的生意日益红火的时候，一次看似偶然的事 件，打乱了它发展的正常轨道。
　　原来，雷履泰因生病不管日常事务，但遇到大事还要由他拍板。这使二掌柜毛鸿�不大痛快，便对财东老板说让雷履泰回家休息。过了几天，老板发现雷履泰向全国各地的分号发信撤号，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万别撤分号。老板还每天派伙计送他酒席一桌，银子五十两。毛鸿�看到这个情景，便辞职去了蔚泰厚布庄。
　　毛鸿�到了蔚泰厚之后就把日升昌票号中两个特别精明能干的伙计挖走并委以重任，三个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商务快速地推上了台阶。雷履泰则写信给自己的分号，揭露他们，每每相遇必有争斗。
　　两人的手法越来越庸俗，最后竟然都让自己的孙子起一个与对方一样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孙子叫雷鸿�，而毛鸿�的孙子则叫毛履泰!
　　
　　挤兑风波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族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
　　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甚至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没有账簿，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但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却是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
　　山西这样做，无疑是承担了巨大的风险。他们以不计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日升昌也清楚地看到，来山西票号挤兑银两的多是王公贵族，他们的行为属迫不得已，是国难所致。从长远看，票号冒一定的风险，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更大的机会。
　　战乱过后，当他们在北京的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但普通百姓纷纷将积蓄放心大胆地存入票号，甚至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
　　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在挤兑风波中，以甘冒风险的代价换来了名利双收。
　　
　　票号之殇
　　从1904年开始，就有许多不同行业的人不断劝说山西商人，将信誉满天下的票号改组为现代银行。但当时各大票号的掌柜们对于组建银行十分忧虑。如日升昌的大掌柜梁谓舟所言，“家数太多，人心不齐，难以成事。”
　　1908年光绪慈禧死后，蔚泰厚总号经理毛鸿翰动用了自己的权利，否决了银行之议。
　　辛亥革命之后，各家票号的处境更加艰难。
　　1914年，日升昌票号倒闭。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
　　
　　太谷　孔祥熙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一天，孔祥熙和宋蔼龄从上海到山西，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乡省亲。宋蔼龄对这次旅行，充满了不安。她认为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
　　当她坐着一乘由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进入孔祥熙的故乡太谷县，却惊异地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
　　
　　孔子后裔
　　民谣说“金太谷，银祁县”，足见太谷的富饶有着悠久的历史。太谷也是山西最早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孔祥熙，这位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财神爷”，被称为最后一个晋商。
　　他是蒋介石的连襟，还是孔夫子第75代裔孙。孔家在山西经商风气的影响下，弃儒经商，搞起了票号经营。孔祥熙的曾祖与祖父精心经营，发了大财，成为首屈一指的富户，人称太原孔家为“山西富家之最”
　　
　　太谷办学
　　1889年，孔祥熙患了痄腮，往太谷前街基督教会所设的诊所求治，治病期间，孔祥熙扯上了洋人。1901年秋，孔祥熙赴美。1907年耶鲁毕业时，获得理化硕士学位。孔自称对未来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实业”。
　　孔回国之前，募集到一笔为数可观的办学基金。1907年秋，回到北京的孔祥熙婉辞各方邀请，返回太谷办学。
　　
　　起初，孔接办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继而在原址扩充增加中学课程，成为太谷的第一所中学，取名“铭贤学堂”，寓有纪念庚子年死难教友的意思。孔自任监督(校长)兼授史地。矿物等课程，教员多、半由传教士担任，父亲孔繁慈也在该校教授经史课。雄厚的经济实力、良好的师资力量与孔祥熙卓有成效的管理，使得铭贤学校发展成为华北地区著名的学校。
　　
　　孔祥熙宅院
　　孔祥熙宅院建于清乾隆到咸丰年间，总面积6325平方米。现存正院、厨房院、书房院、戏台院及部分残损的东花园。1934年蒋介石曾到此居住，后为日寇、蒋阎兵站、医院、特警占用。
　　正院为三进院落，建有富丽堂皇的木构门楼，前有门厅，东西两厢为敞轩，东有八角门可八东一院至东花园。东厢名“三有堂”(有猷、有为、有守)，西厢名“三多堂”(多福、多寿、多男)，皆有内眷居室。
　　过官厅即达三进院，院系楼院建筑，东西楼为女眷居住，_二层即为未婚女子的“绣楼”。南楼是主人居所，该楼建筑华丽，用料讲究，高耸宏大，是全院的最高建筑，体现7主人的地位。
　　正院西面，有书房院，称“日知月无忘”斋，乃封建士大夫自修自勉之语。书院南有一狭窄的长条院，即厨房院，又为仆人居所，建筑结构简陋，与东面的正院形成鲜明的对照。
　　书房院西便是西花园。西花园是该院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建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具有南方园林特色。院中凿地为池，池中石基上架一木构方形小亭，名“小陶然”，为主体，配以其他景点，具有小桥流水、亭榭湖石的南方园林特色。穿过“沁心”瓶式门洞进戏台院，这是主人观戏宴客之所，有戏台、耳房、看厢，布局高低合理，远近适中，声传乐收，效果甚佳。
　　藏宝室的宝物惊人，几十面古铜镜列于柜中。会客厅光线昏暗，摆设简单，仅一方桌四张檀木椅子，据说当年就是在这里接待了蒋及夫人。
　　宅院内辟有“历代货币陈列室”。
　　
　　买办商人
　　1912年，孔祥熙看到煤油生意有大利可图，便通过五叔孔繁杏设立的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了一笔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经销火油(煤油)的总代理权，这一独家经营，每年给孔家带来可观的利润。孔祥熙也成为买办商人，从此官运亨通。孔家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国中的豪门首富。
　　当年，为了和迎娶的宋家大小姐门当户对，孔祥熙买下一套货真价实的晋商大院作为这场戏的“舞台布景”。他选中的大院原是太谷商人孟广誉的老宅，始建于乾隆年问，到咸丰年间扩建成占地6000平方米、六院两园的建筑群。孔祥熙常说：“美国的楼房再高，不如太谷的四合院烧牛排再香，不如山西的拉面和玉米糊。”宋家小姐对前半句深以为然。
　　仅在这个院子中服侍宋蔼龄的佣人仆役就有七十多人。虽然太谷城许多商人家族都过着奢华的日子，但是孔祥熙作为一个官人、一个商人， 他的得意、得志，他的风光，的确无人企及。
　　孔祥熙的敛财之道和其他官僚一样是以权敛财。不同的是，他背后还有一位赚钱特别得法的妻子。
　　后人说孔祥熙是“因教得妻，因妻得官”，这足以说明宋蔼龄对孔的重要。孔祥熙之所以能成为旧中国首富，很多钱都是其夫人为他“赚”来的，外人称其为“合法的赚钱博士”。宋称赞孔“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孔对宋则“实在佩服”。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宋，孔成了蒋介石的姻兄，并且和孙中山也成为了姻亲。孔祥熙的发家史被后人称为“夫人路径”。
　　宋蔼龄知道怎么利用他丈夫手上的权转化为他们口袋里的钱，她弄钱的手段连旧社会青红帮老大都要怕她三分。她在上海的股票市场上兴风作浪，逼得不少富翁破产，一家又一家银行关门，把一家又一家的工厂归到自家名下。
　　因为妻子为他赚的钱太多，以至孔当上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和行政院院长以后，不得不为自己修家谱，编造一个有钱的历史。
　　
　　运城・关羽
　　
　　解州西面是闻名于世的最大的关帝庙――解州关帝庙。
　　关公生前为将为候，死后谥封不断，最初封号并没有提高，只是到了北宋末年，对关羽的谥封突破了以往的界线，以宋徽宗的年号命名的崇宁殿内，关公的塑像手持护板，头戴冕旒，显示着他生前为臣、死后为王的双重身份。
　　解州关帝庙成为皇帝斥命而建的祭庙，同时上升为王宫地阕式的建筑，神庙专设的戏台则堂而皇之地布置在关帝庙内，使生前没有做过皇帝的关公归天后享受着帝王级别的俸伺。
　　关公是战神，他的这把“青龙偃月刀”后来也成为了人间正义、民族精神的象征，给男耕女织、温和善良的民族注入了一股阳刚之气。关公由人到神。
　　关帝在明代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清朝，对关羽的封谥有增无减，被封为“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羽赞宣德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封号长达26个字，用尽了美好的文词。
　　据说康熙还编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神话，他自称是刘备转世，在一次临朝议事之前，忽听背后有脚步声便问“身后何人”?传来的回答是“二弟关羽”，康熙又问“三弟何在”?身后又答道：“镇守四方”，这个传奇故事道出了历代帝王想借关公安定天下的治国之术。
　　到清代为止，谥封关公的攀比之风结束了，有副被简化的对联描述了这种神化关公的过程“儒称圣世称佛道称天尊，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
　　关公的形象走下神坛、走出庙堂，走到了寻常百姓之家。不管是文人雅士、黎民百姓、富商巨贾都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关公情结。
　　
　　忻州・貂蝉
　　
　　
　　比之于与正史上有记载的其他三大美女来说，貂蝉似乎只是一个艺术形象，这个艺术形象被人熟知是因为出现在了罗贯中《三国演义》的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记，董太师大闹凤仪亭”中。“牡丹亭畔，长吁短叹”，随着这叹息之声，貂蝉出场，“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八个字勾勒出貂蝉乃一秀外慧中的青春少女，“倘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从声到形再到神，万死不辞就是貂蝉在这出美人连环计里的品格与灵魂。她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她要报答王允以亲女待之的养育之恩，她也是一个可怜天下生灵心怀悲悯的人。这出连环计最终以吕布一戟直刺董卓咽喉而大告全胜。
　　吕布白门楼殒命，妻女被载回许都，貂蝉退出三国舞台，至此生也茫茫，死亦茫茫。有说是曹操重演连环计，将貂蝉赐予关羽，意欲离间桃园三兄弟，貂蝉大义引颈祈斩，被关羽送走，出家为尼，有说被关羽斩杀；有说被曹操抓捕后扑剑而亡……
　　
　　悬空寺
　　
　　悬空寺位于北岳恒山脚下的金龙峡，距大同市约80公里，据说是北魏时一位叫了然的和尚所建，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这里山势陡峻，两边是直立百米、如同斧劈刀削一般的悬崖，悬空寺就建在这悬崖上，或者说像是粘贴在悬崖上似的，给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层层叠叠的殿阁，只有十数根像筷子似的木柱子把它撑住。
　　三宫殿是全寺两座最大的建筑物，大殿的后面挖了很多石窟，变成了一半房子一半洞的特有建筑形式。原来，当年的建筑者，就已经懂得向岩壁要空间的道理了。凌空的栈道只有数条立木和横木支撑着。这些横木又梁叫做“铁扁担”，是用当地的特产铁杉木加工成为方形的木梁，深深插进岩石里去的。此外立木(即柱子)也立下了汗马功劳。每条柱的落点都经过精心计算，以保证能把整座悬空寺支撑起来。
　　以前这里是南去五台、北往大同的交通要道，悬空寺建在这里，可以方便来往的信徒进香。加上，浑河河水从寺前山脚流过，常暴雨成灾，河水泛滥，人们以为有金龙作祟，便想到建浮屠来镇压。于是在百丈悬崖上悬空修建了寺院。
　　由于这里的山势好像一口挂起，来的锅，中间凹了进去，而悬空寺恰好建在锅底，加上寺前山峰遮挡烈日，难怪它能够历经千多年风雨甚至地震，仍然牢牢地紧贴在峭壁上。
　　
　　文水・武则天
　　
　　文水是有着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武则天当政时，将其故里文水县改为武兴县，意为武氏勃兴之地。神龙元年(705年)，复为文水县。以后历代县名不改。
　　作为利州都督的女儿，大唐帝国的皇后和武周王朝的皇帝，武则天只回过两次文水，一次是12岁回乡葬父，一次是37岁身为皇后以后。一次满怀着巨大的悲痛，一次显露着衣锦荣归的煊赫。
　　武则天身上流溢着山西女子的刚烈血气。她初为才人时，有一次太宗问众嫔妃：“谁能驯服烈马?”没想到十几岁的武才人排众而出：“我能!只要给我三样东西：铁鞭、铁锤和匕首。鞭之不服就用锤敲其头，敲之不服就用匕首断其喉。”在场者无不闻之变色。
　　武则天身上，也不乏山西女子的柔情和大度。她大权独揽后，将“东都”洛阳改为“神都”，遍植牡丹，花开冬日，满城春色。政府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改成了天、地、春、夏、秋、冬六宫。门下省为銮台、中书省为凤阁。旗帜金色、御殿紫色、官服绿色。如果这时候有人到洛阳，看到这銮台风阁控制下的花园式的大帝国，一定以为当政者必是诗人无疑。
　　文水女儿武则天主政中国半个多世纪，其故居的庙前，有一副对联颇耐人寻味：“六宫粉黛无颜色，万国衣冠拜冕旒。”这两名佳联分别取自两位山西诗人的名句，前者是白居易，后者是王维。联到一起，恰恰道出了一位山西奇女子的奇迹；美貌冠绝天下，才干冠绝天下。
　　
　　永济・杨贵妃
　　
　　大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出巡河东，在人群中忽然发现一绝世女子，怀抱锦鸡，骑坐墙头，笑意盈盈地看热闹。李瑁一见倾心，回去后念念不忘。几经查访，佳人名叫杨玉环，芳龄15岁，原是蜀州司户杨玄琰的小女儿，因从小父母双亡，跟兄嫂住在一起，就在蒲州(今永济)独头村内。 　　这段极富有民间色彩的传说被绘在了贵妃故里的展览室里。
　　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五号，随玄宗逃出长安的杨贵妃，在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被缢死，紫褥裹之，葬于道边。时年38岁。第二年，平定了战乱的唐玄宗回到西安，让人改葬贵妃。史书的记载在这里出现差异：修于五代的《旧唐书》说“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修于宋代的《新唐书》只说“香囊犹在”。打开的到底是不是一座空坟?新旧唐书的这种差异给贵妃最终下落留下了想像的空间。
　　2002年，日本影星山口百惠声称，她是杨贵妃的后代。这个消息让人无比震惊，杨贵妃的后人怎么可能跑到日本去呢?其实早在1920年，俞平伯就说过，杨贵妃可能并没死在马嵬坡，而是去了日本定居。现今的日本沿海边有一个叫做“久津”的村子，以“杨贵妃老乡”而闻名。那里有杨贵妃的雕像、墓塔。
　　
　　晋祠
　　
　　晋剧《三下河东》讲述了这样一段真实历史故事
　　公元979年，宋朝皇帝赵光义基本统一全国，但最后一个地方一一山西晋阳城没有攻克。守城主将弃城，赵光义攻入了晋阳城，但士兵和老百姓却依然在抵抗。
　　赵光义暴怒之余下令驱逐城中百姓，并焚烧、水淹晋阳城，彻底毁掉了这座城池。
　　然而不久，他却又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下令大规模重修了晋阳城附近的晋祠。 赵光义为什么敢于毁灭一座成千上万人居住的城池，对一个小小的晋祠却又如此敬重呢?
　　晋阳城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它的周围由天龙山、龙山、猛山、还有济州山等连接成了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脉，古人认为这是一条龙脉，而且带有王气。
　　晋阳一直是中原连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门户，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会派重兵守卫，但也因为这里的守将手握重兵，往往最终会成为中央政府的心腹之患，历史上的晋阳守将，有很多人起兵造反，晋阳留守李渊最终还当上了皇帝。
　　
　　公元617年7月，李渊在晋祠誓师起兵，仅仅126天之后便攻占了长安，开创了大唐帝国三百年的基业。
　　正是为了毁掉晋阳城的王气，消除隐患，稳固自己的统治，赵光义才下令毁掉晋阳城。但一切过后，作为皇帝的赵光义为了缓和矛盾，也为了得到神灵的庇佑，大规模扩建了晋祠。
　　晋祠是西周为晋国为纪念王之父亲唐叔虞而建的祠堂，供奉的是唐叔虞，一直叫唐叔虞祠，直到北魏才改称“晋王祠”，简称晋祠。但今天端坐在晋祠的正殿之中的却是一位圣母，这位圣母到底是谁呢?
　　正殿中的主神变成了圣母，原来是赵光义想从根本上模糊晋祠的唐叔虞崇拜，改变和铲除晋祠祭祀的主题思想，从而消除晋阳城危及宋朝统治的心理基础。
　　正殿建成之后，在赵光义的授意下，唐叔虞像被拖下神位。
　　赵光义要重新树立一种女神崇拜，但他们需要一个高于唐叔虞的神，或者能够与唐叔虞相匹敌的神来作为晋祠的主祭神，于是唐叔虞与其哥哥周成王的母亲、姜子牙的女儿邑姜便登上了正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