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论术语“性灵说”的英译] 三金片对比银花泌炎灵

　　摘要：通过对“性灵说”文化内涵的分析，结合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和相关跨文化因素，探讨“性灵说”的翻译，提出采用音译法译为“Xingling Theory”能较好地保留和体现源语的文化色彩。
　　关键词：术语，性灵说，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NO4；HO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1)03－0028－04
　　
　　引言
　　
　　“性灵”一词很早就出现于我国文学批评领域，至明清形成一种比较完备的诗文理论――“性灵说”，可见“性灵”和“性灵说”当属中国文论术语。文论术语的翻译涉及许多因素，如文化内的语义求证和文化策略、文学传统、跨语言和跨文化语境的话语分析以及文学意向等。也就是说文论术语除具备术语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深厚的语言和文化内涵；“不仅有语内因素需要考虑，还有语外因素需要考虑，即所谓文化因素等”，其翻译本质上是文化的翻译。“性灵”一词的译法很多，笔者通过网络查到的译法包括soul、spirit、tempera－ment、disposition、personality、intelligence等，这些词的指称意义显然是有差别的。在此笔者通过对“性灵”及“性灵说”文化内涵的分析，结合相关翻译理论和观点，对“性灵说”这一术语的翻译作些探讨。
　　
　　一、“性灵”的含义及翻译
　　
　　百度百科对“性灵”含义的注释如下：
　　(1)内心世界，泛指精神、思想、情感等
　　《晋书・乐志上》中有：“夫性灵之表，不知所以发于咏歌；感动之端，不知所以关于手足。”唐朝孟郊在《怨别》诗中说：“沉忧损性灵。服药亦枯槁。”秋瑾的《精卫石》弹词第一回：“只有英雄忠义辈，肉身虽死性灵存。”杨朔在《望南山》中提到：“在人们眼里，大南山似乎不是没有性灵的石头，倒像最知心知意的亲人，有什么酸甜苦辣的话，都可以对他说。”
　　(2)性情
　　唐朝元稹《有鸟》诗之二：“有鸟有鸟毛似鹤，行步虽迟性灵恶。”宋朝徐铉《病题》诗：“性灵慵懒百无能，唯被朝参遣夙兴。”
　　(3)智慧，聪明
　　唐朝段安节的《乐府杂录-琵琶》有云：“教授人亦多矣，未曾有此性灵弟子也。”《红楼梦》第九十一回：“你的性灵，比我竞强远了。怨不得前年我生气的时候，你和我说过几句禅话，我实在对不上来。”
　　根据第一种含义应译为soul或spirit，第二种应译为natural disposition或者temperament，第三种应译为intelligence。
　　由此可见，对“性灵”一词的不同译文从不同的角度对“性灵”进行了诠释，传递“性灵”不同的含义，没有一种译文可以掩盖其他译文的存在。虽然“单义”是术语翻译的重要原则之一，但是许多术语，尤其是文论术语，其含义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很难找到可以完全适用的译文，所以不妨允许多种译文的存在，它们的关系是平等互补的。
　　
　　二、“性灵说”的文化内涵及翻译
　　
　　基于“性灵”一词的不同译文，“性灵说”的翻译也是莫衷一是，比如theory of disposition、theory oftemperament、soul theory、spirit theory、personality the－ory，等等。“性灵”在不同的语境中传递不同的含义，从而有与之相呼应的译文；而“性灵说”作为一个比较系统的诗文理论，含义单一，其翻译也应当遵从术语翻译的单义原则。
　　为使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转换减少差异，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即“功能对等”翻译理论。功能对等是建立在译文让读者产生的反应与源文让读者产生的反应对比之上的对等；不仅包括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奈达认为，在功能对等的各个方面中，“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因为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根据奈达的理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以功能对等的各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因此，对“性灵说”一词，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比较贴切和准确的译文，首先有必要对其文化内涵进行分析。
　　1.“性灵说”的文化内涵
　　“性灵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审美理论，其代表人物包括明代“公安三袁”中的中郎袁宏道和清代的袁枚。他们都主张独抒心灵，强调真情个性，但后者进一步对各种艺术表现手法进行了总结和探索，内涵更加完善，体系愈发完整，是“性灵说”发展的成熟期。许多学者对袁枚的“性灵说”做了分析和归纳，认为其诗艺追求主要体现在真情、个性和诗才三方面。
　　(1)“性灵说”的真情论
　　袁枚论诗，“性情”一词用得最多，他认为性情的真实自然表露才是“诗之本旨”。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又说：“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其《续诗品》中说：“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著文学。”这些都可以充分说明袁枚把“性情”视为其“性灵说”的主要内涵。
　　“性情”二字于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中，原是分为性与情的。孟子主“性善论”，荀子主“性恶论”，董仲舒则根据情欲的多寡与能否为善分人性为“三品”。韩愈继承“三品说”，并把情与性相对而论，认为性为情的基础，三品之性分别决定三品之情。李翱《复性书》又进一步提出“性善情恶说”，主张“复性黜情”；所谓“性”指“仁义礼智信”等先天道德概念，所谓“情”指人之“喜怒哀惧爱恶欲”等感情。宋明理学更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天理”即性，“人欲”即情，主张存性灭情。袁枚反对“复性黜情”，并认为“须知性无可求，总求之于情耳”川，所以他所谓的“性情”实指具体可求的“情”，而不抽象空洞的“性”。这也决定了他所说的性灵中的“性情”的含义与理学家“性情”分道扬镳，而仅落在“情”上。
　　(2)“性灵说”的个性论
　　“性灵说”的提出，也是针对当时文艺上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一复古主义的风气而发的。袁枚认为古人创作也要学习，但是不能泥古，要以自己性灵为基本出发点：“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所以，袁枚主张诗人必须具有鲜明的个性和艺术表现上的独创性，即诗人要具有独自的思想和生活艺术方面的积累，有其自己的审美感受，并采取别出心裁的艺术构思、艺术手段反映其抒情对象的特征，从而形成独具一格的作品。袁枚笔下的“性情”一般指情，前已详述，但“性情”有的指个性，其《仿元遗山论诗》日：“从古风人各性情，不须一例拜先生。曹刚左手兴奴右，同拨琵琶第一声。”“曹刚左手兴奴右”是“从古风人各性情”的例证，这里强调的是他们各自的思想气质、艺术修养等方面的个性特征。
　　(3)“性灵说”的诗才论
　　袁枚的“性灵说”不仅指“性情”，还包括“灵 机”。“灵机”是指是人在灵感来临之际，所表现出的强烈敏锐的感受、新颖独特的构思和准确完美的艺术表现。这既取决于天资禀赋，也取决于艺术修养，天分和学力共同构成了作家的艺术才能。袁枚首先强调的是作家的天分：“诗文自需学力，然用笔构思，全凭天分。”他认为情的表现有借于“才”，“才”由天性使然，非关学问。聪颖之人一指便悟，灵心敏慧故能见景物而成诗，运技巧而传性情。当然，袁枚同样也重视学力，认为只有具备丰富的学识积累，才能有旺盛的艺术创造力，才能有灵活的创作思维。但学问不是第一位的，而是从属的，这也正是清代“性灵说”的特色。
　　2.“性灵说”的翻译
　　了解了“性灵说”丰富的文化内涵，笔者参考《美国传统词典》(1994)，试图对“性灵说”的翻译做些探讨。显然，现有的各种“性灵”一词的译文似乎都无法全面地诠释“性灵说”。比如“soul the－ory”和“spirit theory”没有体现出“性灵说”中“性情”的实质。soul和spirit主要指“人类所具备的有生命力以及充满生机的本性，具有思考、行动以及感情等能力”，而非袁枚所强调的真情。另外这两种译文也没有涵盖“性灵说”的个性论和诗才论。“theory of disposition”中的“disposition”在中的解释为一个人“一贯的性情和脾气”，没有体现其个性和才能。“personality theory”中“personality”一词倒是强调了个性――个人聚集的品质、行为、脾气、情绪和精神的性格模式，但未体现“情”和“才”。另外，心理学中已有“personality theory”，译作“人格理论”。“temperament”常常被译为性情，“tern－perament”可以“广泛地用于指影响或决定一个人的行动或反应的身体的、情感的和智力特征的总和”，既可以表示“某一特定人的思维、举止或反应的特征和方式”，又可以表示其“与众不同的精神和肉体的特征”，即“气质”。所以相对来说，“tern.perament”一词还是比较全面地涵盖了袁枚“性灵说”的三大内容，但是，中国传统哲学“心性论”常常译作“theory of temperament”，另外也很容易与波兰心理学家斯特里劳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著名的气质调节理论(regulative theory of tempera－ment)相混淆，还是无法满足奈达的功能对等标准。
　　同时，“性灵说”作为中国传统文论术语，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代表了一种特定的诗艺风格――“诗文贵曲，独出灵机”，是中国历史上反理学、反复古模拟在文学理论上的具体表现。王东风教授曾撰文论及作用于翻译过程的四类跨文化因素，其中之一为词语的文化身份，即词语的附加意义和语用意义。两种语言中语义对应的一组词，其附加意义和语用意义不一定相同。如汉语的“月”所包含的丰富的附加意义和语用意义，如“团圆”及引发思古之幽情，思乡之愁绪等功能是英语“moon”无法对等的。“性灵说”一词的翻译亦需考虑这一跨文化因素：虽然在目的语中能找到与“性情”和“灵性”指称意义相对应的词，却无法表现这一术语所蕴含的极具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诗歌艺术。
　　权衡之下，笔者认为还是用音译法来翻译“性灵说”，即“xingling theory”，既满足了术语翻译简洁的标准，又最贴切地表达了其作为中国传统文论术语的独特性，避免文化误读。目的语读者开始可能只知道它是一种中国传统的诗艺主张，但是通过接触“性灵”一词在不同语境中的含义及对中国诗艺文化和变革的了解，必然对“性灵说”的音译名逐渐熟悉。
　　
　　三、结语
　　
　　“文化的形成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文化的翻译也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历史过程才能达到真正交流的目的，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文论术语的翻译更是如此，笔者水平有限，“性灵说”一词也许有更贴切的译文，但对于这类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术语的翻译，既要遵从术语翻译的原则，又要力求体现其文化实质，笔者认为音译不失为方法之一。“神舟”一词最初是音译加解释，现在则只用音译“Shenzhou”，因为从“神舟1号”到“神舟7号”的发射，每次都备受世界关注，“shenzhou”已成为中国崛起的符号，比任何译文都更能体现源语的文化色彩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