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艳情章回小说在线有哪些

　　逝去的一年，书摊上悄然兴起的“明清艳情小说热”，被某些报刊评为该年度文学界“十大新闻”之一。时至今日，这种“热”仍未降温。本刊特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古代文学研究室副主任石昌渝先生为青年读者谈谈——
　　近来图书市场上出现了一批明清艳情小说的排印本，有的还标榜“皇室孤本”“宫廷秘藏”…很是引人注目。如何看待艳情小说，又如何看待图书市场所呈现的这种文化现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艳情小说”这个概念，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解释。潘岳《笙赋》曰：“fan淫汜艳”，“艳”指放纵自己的样子。“艳情”或者是由此义而来，意谓男女之间比较放纵的爱情。但从已经出版的称为艳情小说的作品看，有的把它当作“情爱”的同义词。这是一种广义的解释，作品范围很大，凡是以情爱为题材的作品，都囊括在内。狭义的解释则专指含有性爱描写的作品。台湾天一出版社“中国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影印明清小说236种，其中“艳情小说专辑”25种每种都有程度不同的性描写，它所取的就是狭义的概念。最近国内排印出版的明清艳情小说，有几种也是使用狭义的概念，作品没有超出天一出版社专辑的范围。本文讨论的艳情小说，是狭义的艳情小说。
　　使用“艳情”而不用“色情”这个词，不是为了遮掩，它们的含义是不同的。艳情小说有性描写，但不能说有性描写的小说都是色情小说。艳情小说包括色情小说和非色情小说。性描写的文字，哪些是色情的，哪些是非色情的，这是社会舆论界、学术界长期讨论的问题，西方国家多少年来试图在法律上制定一个尺度，迄今并没有得到社会公认的结果。不过，基本界线还是可以划出来的。第一，看它是否以性刺激为目的。以性刺激为目的的小说，故事情节只是容纳它一连串淫秽描写的框架，如果删掉淫秽文字，就什么也没有了，干瘪的情节毫无可读的价值。现在刊行的几种艳情小说，淫秽文字多半或者全部删去了。第二，看它对性行为的描写是否是审美的。色情小说的问题主要不在它描写了性行为，而在于它对性行为作了歪曲的描写。人与动物不同，人的性行为容涵有高于肉欲的精神内容。这种精神内容在性爱中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而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决定作用。形体和精神是统一的。《庄子·德充符》记载了一段孔子的话，孔子说他到楚国去，看到一群小猪正在吃母猪的奶，忽然母猪死了，小猪都惊恐地抛开母猪逃走。孔子得到启示说：“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就是说它们爱母亲，不是爱它的形体，而是爱主宰她形体的精神。这个认识对于我们理解人的性爱是不是有所启发呢？色情小说渲染和强调性行为中肉欲的一面，屏除性行为中的精神性内涵，从而歪曲了性爱的基本精神，把人降低到毫无灵性的动物的地步。这种描写除了官能的刺激之外，哪里有一点审美价值？
　　明代后期的色情小说，如《绣榻野史》描写一对秀才夫妻与朋友母子之间的淫乱关系，动物性的欲求把伦理道德和人类羞耻之心全然掩没了，作者特意安排一个报应的结局，让纵欲乱伦的人都不得善终，但这种稀薄的道德劝戒的幕纱遮掩不了全书淫秽的内容。这种以劝惩为幌子而贩卖淫邪货色的手法，被后来的同类小说所袭用。《昭阳趣史》用传统的媚狐母题敷衍汉成帝与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俩的性爱关系，作者把男女性事描绘成一种采战，即所谓性榨取。吸精导气，采阴补阳，通常是使对方精竭而亡，性事变成一种却老还少的功利行为，本质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这种观念以道教的内丹说为依托而发展到更荒谬更卑劣的境地。《浪史》讲述一个号称浪子的秀才相继与一些女子私通，浪子科举获得功名，堂堂正正将这些女子娶为妻妾，一夫多妻，纵情淫乐。其描写不仅着眼于官能刺激，而且极尽夸张之能事，表现了色情观念支配下的妄想心理。这三部作品基本上代表了古代淫秽小说的不同情节类型。情节虽然不同，但在性爱的观念上和基于这个观念对性事的描写上却完全一致，它们都是把灵与肉、性与爱分割开，过分强调性爱中肉爱的一面，完全歪曲了性行为的基本精神。由于作者无视性爱的精神内涵，他笔下的男男女女就只是一些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由于描写仅仅停留在感官的物质表层，不但令人作呕，而且千篇一律。
　　色情小说既然没有文学价值，又为何能够销行？关键在它投合了一般人对性的好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而推动这两种生产的力量就是人类本身对饮食男女的欲望。但性的问题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是一个禁忌。性心理是客观存在，禁必然同时伴随着纵。正如恩格斯评论德国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时所说，“我不能不指出，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平地扔掉德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其实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言谈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禁忌恰好掩盖了淫秽小说的暗中传播。当人们“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时，猥亵的故事便失去了隐蔽的市场。
　　色情小说在明代后期勃然兴起，又有它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在经济方面，明代中期商业有长足的发展，市民阶层迅速壮大。市民不论是商人、作坊主还是店员、手工业者、佣工和小知识分子，他们都与乡村中从早到晚在土地上辛劳耕作的农民不同，他们住在城市，有较多的闲暇，他们精神方面的娱乐比较大，通俗文艺就是迎合着他们的欣赏口味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当时造纸业和印刷业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又为小说的刊行提供了物质技术的保证。文化方面，在明代中期思想潮流有一个重要的转变。明代前期主宰思想界的是朱熹的理学，朱熹有一句名言，“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明代中期崛起王阳明的心学，王学虽然没有背离天理人欲的信念，但它认为心外无理，心就是理，穷理不必读书格物，只需向内心求之，并且认为士、工、农、商，不论贤愚贵贱，只要在良知上下功夫，都可以由凡入圣。王学的崛起，使士人发现通向下层民众心灵的通俗文化的意义，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通俗文化的发展。此外，心学主张心即理的观点是对朱熹理学的反拨，它为后来的李贽的“童心说”开了一个小后门。不只是李贽，明末通俗文学家都是认宗王学的。李贽的“童心说”认为自然之性就是真道学，肯定人欲的合理性，为明代后期通俗文学提供了哲学基础。不过“童心说”毕竟是抽象的人性论，一方面冲击理学思想禁锢，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对自然之性缺乏社会的具体的分析，容易被纵欲主义者所利用，又有其负面的影响。色情小说的泛滥，除了经济的和文化的背景之外，更重要的还有政治和受政治制约的社会风尚方面的原因。明朝270多年，开国皇帝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算是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们之后就再也数不出一个贤明的皇帝了。太监用事，官僚营私，统治集团骄奢淫逸，迅速腐败下去，再加上边患不息，财政负担超重地压在老百姓头上，弄得全国哀鸿遍野，民怨沸腾，国家社稷危若累卵，末世氛围笼罩整个社会。对于王朝末日来临的预感，对前途的痛苦绝望，导致颓废情绪在统治阶级中普遍蔓延。皇帝大臣们服丹御女，士人以好美婢、好娈童为风雅，在这样的时尚风气中色情小说应运而生，并且很快发展起来成为一种潮流。这个潮流不因明朝的覆灭而销歇，入清以后仍保持很大的势头。一方面是因为这类小说仍有广大市场，另一方面，清朝统治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处理上，一时无暇过问文学的风化问题。一直到嘉庆年间，色情小说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并非一纸公文的禁止后才渐渐有所收敛。
　　色情小说是写性的，但它却已走到性的反面。人类的性欲本来是人类生命的动力，色情小说却是麻醉生命、戕害生命的精神**。一旦染上**，轻者消蚀意志，重者坠落而毁灭自己。这类作品对于没有生活经验、正在成长的青少年又更具诱惑力和腐蚀性。因此，禁止它作为文学读物出版是完全必要的。时下有一种见解，似乎认为封建时代的禁书都是好书。封建统治者的图书禁毁政策确实是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它的确禁了一些好书，但同时也禁了一些并没有什么价值的书，还禁了一些坏书。色情小说就是坏书。不能因为封建禁毁政策不好，就说凡是被禁的都是好书，而且今天都要将它们解放出来重见天日。标榜“禁书”招徕读者，是今天书商使用的有效的促销手段。
　　对于书籍，当然不能重复老祖宗的禁毁办法，历史已经证明，绝对的禁是禁止不住的，禁止和疏导应当配合起来。再说，色情小说固然没有文学价值，但它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却是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和性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作为一种史料提供给研究者，则又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有一点失控，一些色情小说贴上“艳情”的标签在书摊上招惹路人。这类书通常编得很粗糙，文字任意删改，错讹之处多有所见。且不说它们的内容如何，单就出版物的编辑印刷来说，质量也是不够水准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前社会拜金主义的抬头有直接关连。与它伴生的就是享乐主义，享乐主义所追求的正是官能的满足。所有这些理应引起全社会的警惕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