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一张纸]一张纸怎么穿过一个人

　　谭进不讳言自己是个成功者。不过，他品味到的成功和别人对他的理解并不一样。在别人的眼里，他是《电子文摘报》和《家庭电子》杂志的总编辑，总是手持大哥大，自己开奥迪车，再就是对手下的编辑们很“歪”（厉害）。总之，他似乎活得有些风光和气派。而在他自己的心里，所感受到的成功却仅仅是“这十来年的苦和累算是没有白挨！”
　　异想天开的起步
　　最初的起步在今天看来仿佛是异想天开。
　　那时，谭进正在成都市公安局从事技术工作。没考上大学的他和一群同样命运的朋友组成了一个自学团体——成都市青年电子爱好者协会。有一天，他和协会秘书长钱卫东及另外几个朋友闲聊时，突然生出了办一个“会刊”的想法。单是这个想法本身，并不值得惊奇，值得惊奇的是，谭进们从一开始就想把他们的“会刊”办成一张正规的报纸。一个无品无级的青年电子爱好者协会居然要办一张报，说给谁听谁都会认为是做梦。
　　就是这样一个在别人看来是做梦的事，居然被他们部分地变成了现实。他们通过成都团市委，以其下属成都市青年自学咨询站和成都市青年电子技术协会的名义申请到了一个内部刊号。接下来，他们每天晚上便聚在某个朋友的家里，废寝忘食地策划、编辑。他们请省政协主席杨超给题写了报名，请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电子专家刘盛钢写了支持文章。没人能画电路图，他们费尽周折在劳改农场找了一个已服刑期满的“**”前的大学生。为了找到一家最便宜的印刷厂，他们利用星期天几乎跑遍了整个成都。终于，《电子文摘报》（月报）试刊第1期于1984年10月15日送到了成都的青年电子爱好者的手上。
　　这第1期报纸的问世，令谭进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了一阵。但兴奋过后，他们又陷入了焦虑。毕竟，办报纸要钱，而他们有的只是青春和热情。他们的报纸第1期就印了7000份，但由于是内部刊号，不许打广告，不准公开销售，一下子就赔了几百元。几百元在今天听起来微不足道，但在人们的月薪只有三四十元的当时却是个大数。这张报纸无异于一个先天不足的孩子，一出生就面临着天折。
　　病急乱投医，谭进想了个“以书养报”的偏方，将协会中一班弟兄搞的小发明编成一本《电子制作成果专辑》向社会发行。似在情理之中，又有些出乎意料，这本专辑竟卖出3万册，总共赚了2200多元钱。
　　钱的问题得到了暂时解决。但报纸在出了第3、4期合刊后，由于 朋友的分化，还是停刊了。
　　两“死”两“生”的成长
　　是在接到市委宣传部的一份通 知后，谭进才意识到，《电子文摘报》 虽然只出过4期，停刊也已两年，但 自己和她的感情已然很深。那份通 知说，凡一年以上不出刊的报刊，此 后将一律停刊。就像一个母亲听到 医生宣布自己的孩子得了绝症一 样，谭进在绝望中生出了要想尽一 切办法将报纸救活的强烈愿望。
　　他再次找到团市委，请团市委 出面向省委宣传部打了复刊报告。 为了使报社像个报社的样子，他还 向团市委要了一间由厕所改成的六 七平方米小屋作“编辑部”。此后，他 在公安局的同事们发现，每个中午 他都要“失踪”，下午下班后往他家 里打电话也很难找到他。不久，复刊 的《电子文摘报》又回到了久违的读 者的手中。
　　回忆起复刊那段日子，谭进的表情很凝重。他说：“那时候，我又要上班，又要上电大，编报纸编书全是靠熬夜，很少能在晚上一点钟以前睡觉。为挣钱养报，我又编了一本《电子制作成果专辑续集》。这本续集赚了7000多元钱，使报纸得以熬过了大半年。”
　　1988年春天，谭进又接到一个“凶讯”——由于在报刊整顿中发现《电子文摘报》曾停刊两年，此次将不予登记。情急之中，他采取了一个最不是办法的办法——每天到单位露一下面后就跑到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处长的办公室静坐。心诚所至，报刊处长感动之余终于高抬贵手。问谭进记不记得跑了多少次，他笑着答：“数不清了，反正是把人家跑烦了。”
　　争得了报纸的合法生存权，谭进请示团市委同意，向社会公开招聘了几名编辑和工作人员。为稳定军心，他不敢暴露自己只是业余兼职的身份，每天都巧妙地在公安局和报社中间打穿插。最后，由于实在是分身乏术，他才向单位打了请调报告。
　　但他的请调很不顺利，市公安局不放——他是单位的技术能手。处长和科长找他谈话，说很快就发展他入党，不久就可提拔。他笑笑，还是铁了心要走。他甚至找在医院的朋友给开了一张假证明，说他心率过速，不宜再干公安工作。
　　拖了一年多，谭进终于在1989年底调进团市委，更准确地说是调进了他自己的报社。在这软磨硬泡地争取调动的一年多时间里，除了每月正常出报，他还领着手下的编辑们先后编了《国内外黑白电视机特殊故障检修333例》等十余本书。这些书都是由他自己一个人反复审校。他的认真负责，赢得了与他打交道的各家出版社的信任。自此以后，他主编的电子类图书，在这些出版社出版都获得免审。一道差点没翻过去的“坎”
　　1991年，谭进碰到了一道差点没翻过去的“坎”。
　　他的一位手下人由于私欲没得到满足向市财政局“三查办”写了一封匿名信，“举报”他贪污。这一封只贴4分钱邮票的信果然引起了重视。检查组来报社前前后后查了3个多月。
　　对于检查组的到来，谭进这样坦诚以告：“我说是诬陷，你们也不会相信，那你们就查，我一定配合。如果查出来我真的贪污，我进监狱就是！”话虽然这样说出了口，但在那几个月中，被误解而又无法申辩的委屈还是时时充塞了他的心。他承认，那时他有很多个无眠的夜晚，想着自己几年来没日没夜地为报纸操劳，1990年正式调过来以前没在报社拿过工资，主编了那么多书没拿过稿费，结果竟受到这样的冤枉，他曾在无人处哭过，不只一次生出过撂挑子走人的动摇。
　　在他感觉最无助的时候，是同事们的信任给了他慰藉。在一次全社会议上，他在介绍了被查的情况后宣布：“报社现在的状况不好，大家要信得过我，就继续留下来干，要信不过，愿意离开的可以走，我一点不怪你们！”让他感动的是，在那一段时间没有一个同事离开，而且大家在工作中都比平时要主动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