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光在这里闪现|闪现
《中国青年》和舞台设计国际有限公司(英国)联合举办的新星系“TT”杯小说处女作征文,是一项富有远见富于开创意义其结果也完全在组织者预料之中的文学活动。不嫌作者之卑徽,不避披沙拣金之艰辛,不争抢名家作品以装潢门面,全心全意于文学新人的培养,这令人感动。新星系》中的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所取得的成绩,既证明了青年一代中存在着巨大的文学创造潜力,也表明他们对现实生活特别是对他们自身的生活、心理、使命和责任的思考愈来愈清醒和深刻了。他们既不盲目趋时,也不信而好古,既欣赏西方现代主义那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自由的投入和不拘一格的创造,同样尊重现实主义一切诉诸形象的客观、含蓄、简洁、朴素、典型化的描写,二者兼收并蓄以附丽于对民族生活、民族心理的研究和表现,他们将会有大出息的。
获奖作品给我的突出的、贯穿性的印象,是它们大都把当代青年的现实生活和心理动势置于文学观照的中心,自审性的倾向异常鲜明,而在进行道德和审美的评价时又表现了一种不弱于目前一些已成名的作家的历史意识。出现在他们笔下的当代青年形象是复杂的,既是他们歌颂的对象,也是他们批判的对象。这种对自己双重身分的确认,意味着当代青年正在结束他们的浮躁阶段而开始走向成熟。突变》名列榜首,原因便在于它通过准确而细腻的心理刻划和环境衬托,严肃地表现了当代青年自省意识的觉醒。应该看重当代青年由严肃的“审父”到严肃的自审这个心理发展过程,这可以加强我们对青年的亲近感和信赖感。从小说所选取的描写契机来看,作者有可能受到弗洛伊德学说的启发。遭遇车祸的主人公本可以在逃命的同时顺手救下一个孩子而未救的道德过失是在无意识中发生的,但这无意识的道德过失却引起了主人公有意识的道德自谴,这就又不是盲从于弗洛伊德了。无意识难于审视,但无意识下的行为之是否合于道德却是事后可以凭借意识予以判断的,其结果便是潜意识也受到了清算。作者观察生活的深刻性,在于他不是孤立地描写主人公发生在下意识中的道德过失,而是在一种社会氛围的描写中揭示出产生这种道德过失的某种社会必然性。在江边、、轮船上的幸灾乐祸的人群,引证、发挥弗洛伊德的学说来为主人公的道德过失开脱的大学生老成,其麻木不仁令人触目惊心。小说写得富于生活实感,但耗费笔墨于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未能全神贯注于大学生在探索自己的潜意识的过程中出现于自己显意识中的心理思辨活动及其外在冲突,则是小说的缺点。
《灰色的年轻人》中的魏方印是一个由一系列富于讽刺意义的生活细节组合成的人物形象,取媚于当权者,迎合世俗,抑制个性以图在仕途上有所发达,构成了这个委琐、灰色人物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殊堪悲悯。魏方印的性格蜕变是在保守僵化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威逼利诱下完成的,这个对我们具有警示作用的过程在小说中描写得尚嫌简单,但所提示的思想是重要的:“在下边练出来的”。小说也有对于他的内心矛盾和痛苦的描写,但之所以不全然抱以同情并旋即转换笔调继续施以嘲讽,那是因为魏方印的利害之较终究胜于人格自尊。小说的稚嫩处在于把一个远不是复杂的变动着的性格首先作人为的切割然后又作拼接式的组合,这与成功的作品中所常见的、在一个较为重要和复杂的场景中让人物的诸多性格侧面一并投入以求人物形象的浑然而出的描写相比,就有了距离了。
何谓人生的价值以及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现实面前永不遗失赤子之心,是青年作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这也构成《新星系》作品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指向。这类作品往往情真意切。《夜》是唯一出自女作者之手的获奖作品。它刻划了一个曾经迷失了自己终又找回了自己的当代女军人形象。当主人公回首那由人施于我,我加于人的痛苦所构成的不幸命运的时候,那哀愁、悲怆的情调是可以打动人心的。入党、分配、爱情,均被权势所污染而变形变质,甚至连赴前线参战这神圣的责任,也因搀杂私念而损害着它的光辉。在这种描写中,我们可以感觉出年轻作者的忧愤是颇为深广的。然而,调子终于高昂了起来,那便是当血与火的战争锤炼了她的灵魂的时候不掩饰生活阴暗的一面,但总是着力去呼唤去表现光明的力量,这是获奖作品共同的思想倾向,合于生活的实际也合于艺术的目的。夜》中那个患精神病的漂亮、纯洁、执著的小女孩是个不露斧凿痕迹的成功的象征意象。她不断触发着主人公的思绪使主人公的人生回顾因有此依托而愈显合情合理。孩子在寻找她丢失了的手绢,女兵在寻找丢失了的自我,这一小一大,一实一虚所形成的追求纯洁、光明的人生理想的抱合形象,可以引发人的哲理之思。
无论就表现由不同的价值观念所形成的矛盾和冲突的内在尖锐性而言,还是就人物形象塑造的生动性以及艺术表述中文学气息的浓郁性而言,我都愿意高看《元方的岸》它对当前时髦的诋毁一切权威,自命不凡、夸夸其谈的某些青年文艺沙龙的讽刺,对小市民式浅薄的艺术趣味的嘲笑,对当前屡见不鲜的一面压制人才一面**人才的文化官僚的揭露,都是针砭时弊的好文字,又恰好构成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典型环境。发生在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冲突,不是狭隘意义上的性格或曰个性冲突,而是观念价值上的冲突,是与世俗同流合污还是追求独立人格和社会奉献之间的冲突。我们不好苛责女主人公咪咪对人生对艺术的实用主义设计,因为对于观念更新尊重个性鼓励探索等等,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至今仍不过是说说而已,因此我们有理由耽心男主人公执意要做流浪画家会有怎样的结局。但作为一种自由的人生选择,作为一种一无反顾的冲破庸俗的个性,却是令人钦佩的。
不少改革题材的文学创作常常因不能摆脱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而被冷落,而一些青年业余作者的作品却能让人感到对生活新鲜而真切的反映。他们拘束不多,以能尽识尽言尽情尽意为满足,因而常有惊人之笔。《部长那天没来》对新近出现的社会矛盾的反映是相当尖锐的。它以一个女工愤而自杀的悲剧证明:没有工人的民主权利予以制约的厂长责任制,就有可能照旧是封建家长制。“寇厂长”语曰:“谁要是对我不仁,就别怪我对他不义!”一句口头禅,岂不就写活了一个人物!对工人的描写竟然用了“闪现着麻木关切明哲过瘾的神情”这样初读以为不伦不类,再读忍俊不禁,再读又觉怆然的字句,皆非深知工人在企业中的实际地位者所能为之,这篇小说令人感到震动的有两点,一是虚写的封建家长制在当今仍有赫赫声威,一是实写的名为工人实与传统的小生产者相去不远的人们的麻木之深。后者的典型代表就是“我”了,既是个不乏判断力的明白人,又是个缺乏气概和行动勇气的懦弱者,看着自己的亲爱者单身鏖战,遍体鳞伤,却不敢挺身而起。因此,我们看到了作者对懦弱者灵魂的无情的解剖!在小说的叙述中交织着两种调子,忏悔的与调侃的,与“我”既不满于世事又不满于自己的心理状态相吻合。但比例不尽妥当,调侃性有余而忏悔性不足,王翠花自杀从事件到性格上的根据未必充足的缺陷因此也愈见显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