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路语录 官员龙应台
海峡两岸驰名的作家龙应台最近从香港回到台湾，即将成为台湾首任“文化部长”。此前在1999年底，龙应台曾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相隔十三年两度为官，同样都主管文化事务，也同样是呼应马英九的召唤，只是这次她的官衔从“局长”变成了“部长”。
28年前，在《野火集》序言里龙应台说：“写了《野火集》的代价大概是：这一辈子不会有人请我‘学而优则仕’出来做官了。”有趣的是，历史不理会她的预言，事实上不仅有人请她出来做官，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官越做越大。
二度为官
1986年底，蒋经国宣布“解严”的前一年，龙应台放的那把野火，烧进了台湾的大学校园。二十多年来，龙应台当年手上的火把仍然依稀在握，新官上任后的龙应台会放哪三把火还有得瞧。
作家龙应台可以挥动如椽大笔，放言批判，点出问题而不必负责解决问题。身份从作家转换成官员后，龙应台曾告诉媒体记者，当官后她才发现“大立实在要比大破难上百倍”，建设比破坏困难，批评比做事容易。
局长龙应台很拼命，一天花十五小时处理政务。刚开始当官时她经常失眠,工作压力大到食欲不振，没时间运动使她自嘲变成“肥胖的女人”，也一点一滴失去了她最珍惜的发声批判时政的权利。有时忙里偷闲逛逛市集、享受自由自在之后，必须返回官署办公的龙应台也曾无奈地说：又要回去坐牢了。
上任第一个月，因为议员陈淑华质疑她不是台湾人，她高举右手大喊“我抗议”的惊人之举，大大撼动台湾政坛。外界不了解的是，龙应台磨合了三年，怎么还是学不会政坛上那套打躬作揖的规则。“如果是作家龙应台，早就拂袖而去了！”说到激动处，龙应台手握拳头。她学着压抑自己，但这些挫折还是一度波及到“老板”马英九，上任两三个月不到，马应九就在半夜接到龙应台的求救电话。
在就任新职的记者会上，龙应台忆起前次为官期间不时与台北市议会针锋相对的情景，说自己此番已有深刻反省：10年前做不好的是要调整自己的态度，希望这次可以做到。
知识分子的傲慢
擅长社会批判、拆解威权，同时不信任政府的龙应台，一开始格格不入，适应不良。她说在三年任内随时把辞呈带在身上，放在衣服口袋里。她也对“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衙门名称反感，坚持把“政府”二字拿掉，挂上“台北市文化局”的牌子。
龙应台对马英九特别优待，甚至独厚马英九。不只当官时如此，卸任后的龙应台对马英九也只有感谢，从不曾公开批评过马英九。她不只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马英九的感谢和称赞：“感谢一个具有文化视野、宽容大度的市长，我才能放手挥洒。”
1999年马英九飞去欧洲、夜访龙应台德国居所请龙当官时，龙、马二人曾有一段对话（龙应台的《百年思索》记载如下）：
龙问：“你把她找来，是因为她有独立的精神。如果她一进入官僚体系就失去这份精神，也就抵消了你找她来的意义，你同意吗？”
马答：“如果她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那么她输了，我也输了。”
减法美学
二十多年前，龙应台曾在《野火集》里说，“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都市”（《生气，没有用吗？》）。当了台北市文化局长后，她不能像过去只作批评，而是有责任让这个城市变美，变得更有文化。龙应台用“减法”。她不热衷盖新房、拆老房，更重视“隐性”的文化建设。她不迷信砸大钱，更信细水长流。她逐渐收敛脾气，不断开拓创新的视野。
三年文化局长任内，龙应台用她的努力与胆识，将台北带进新的文化境界。局长龙应台带来了新的文化观念，提倡“台北学”，重视台北最宝贵的城市特质，也就是“人文的厚度”、提倡文化平等权，推动艺术人文向下扎根，她看重历史记忆，重新再造了许多被弃置或未被善用的文化资产。
她没有盖很多新的政绩工程，而是努力拯救老巷弄，以及曾经是名人故居的老房子，也救了许多老树，让台北留下更多历史记忆。或许可以这么说，虽然当官，她的人味还是比官味重得多，人的血性压倒官的僚气。
“部长”的考验
从局长龙应台到“部长”龙应台，她要面对的是比市议员质询火力更强的立法委员，在蜜月期过后媒体也会开始使用放大镜检视她的言行举止和施政表现。
其次，她的层级变高，衙门变大，从编制150人（最初只有80人）的台北市文化局，这次换到编制达282人的“文化部”。可支配资源变多的同时，责任也更大了。
文化政策的要旨，不在规训、指导人民如何变得更有“文化”，而在于让人都拥有创作和欣赏的自由。2005年在为《野火集》出版二十周年写的序文里，龙应台已经写道：“知识分子、新闻记者、进步的大学生，在威权时代，对政府的垄断和操纵曾经前仆后继地批判、反抗，在今天，知识分子和记者却成为政治人物的事业合伙人，进步大学生成为竞选团队。”
文化就是政治，文化无法与政治绝缘。关键在于，民间也正这样高度期待着“部长”龙应台能兼容并蓄。这次不只应放下身段，也应为所当为，同时扮演好文化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角色，让政府的力量为文化打工，让政治为文化服务。
（摘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