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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_铜陵的色彩

发布时间:2019-06-19 04:35:48 影响了:

  铜陵我去过多次,上世纪九十年代去得多。那时去铜陵,多看的是工厂、企业,比如铜陵有色、铜化集团等等,这些大企业,气势逼人,让人感受到工业化生产的规模和阵势。后来有近十年时间,常经过铜陵,或在铜陵打尖吃饭,却未能下马近花,更谈不到零距离赏花了。前些时候铜陵市邀请国内知名作家看铜都,我与铜陵市文联的同志陪著名作家王蒙从合肥至铜陵。下得车来,只见江水浩荡,铜雕矗立,碧水绿树,黛瓦粉墙,几天下来,铜陵在我眼中和心中,是一个全新的面貌。大家交谈交流时,我总是说,铜陵的色彩是非常丰富的,到铜陵来,至少要注意铜陵的绿、紫、白。
  绿,是铜陵的绿化。
  铜陵位居江南,山多水众,为城市的山水绿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铜陵市园林部门的同志告诉我们,铜陵市以打造生态山水铜都为总目标,充分利用铜陵依山、靠江、含湖的自然优势,投入巨资绿化、美化、亮化城市环境,努力建设显山露水、连水成湖、明珠荟萃、城郊一体的城市山水园林体系。近年来,新建了观湖广场三期工程、乌木山太阳历广场、铜陵站站前广场、翠湖公园二期工程、铜陵植物园二期、铜都大道三期工程等大型园林工程,并实施了对天井湖公园、笔架山公园和螺蛳山公园等一批老旧公园的扩建、改造。铜陵市还实施绿化配套工程建设,完成了木鱼山大道、环城北路等22条主次干道的绿化建设工作;并启动了中心城区绿化美化工程,采取整治增绿、见缝插绿、拆违建绿等方式,先后对铜都大道等中心城区8个主干路段30余处节点进行整治和升级改造。近年来,铜陵市公园绿地和道路绿地面积已经由270多公顷增加到560多公顷。漫步在天井湖公园里,我一路感慨万千,多年前游天井湖公园时,它还是个围墙内的园林,现在则开阔开放,游人如织。一路走去,只见湖光潋滟,曲径通幽,绿荫漫地,小桥流水,实在是美不胜收。
  紫,是铜陵的铜雕。
  当然,铜陵的铜雕有青有紫,这里的紫,只是代指铜陵的铜雕。铜陵是中国著名的铜都,铜陵出土的青铜器从商代开始,经西周,盛唐,一直到清代,足以证明铜陵的古铜都地位。专家向我们介绍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由于史料和考古的缺乏,中国青铜的起源问题一直困扰着国人。从考古资料看,商周青铜器数量巨大,解放后,经过考古界的努力,也先后发现了郑州二里岗商代早、中期青铜文化,用事实说明了中国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发展序列,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自然发展的;并且从形制,到合金成份,到铸造技术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但制造这些器物的铜料是从哪里来的?外国和国内的一些专家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青铜文化是外来的,是从西方传来的,理由是中国境内没有找到铜原料产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长江流域铜考古工作有了重大发现,随着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被发掘,大量的采冶铜遗址和青铜墓窑陆续被发掘,铜陵铜官山铜矿历史也不断地被发掘展现,尤其是金牛洞古采铜等一大批古采冶铜遗址被发现,铜陵与其他古铜遗址一起,用不容置疑的事实证明了中国青铜文化是中国人独立建立的。
  如今,在铜陵,铜的雕塑随处可见,铜在这里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越过八百里皖江第一桥,即可见右侧山壁上一组巨型铜雕,恢宏壮观,这组铜雕高四米五,长度为五十四米,是铜陵市最大的一组青铜雕塑。铜雕《丰收之门》造型优美,新颖别致,坐落在铜陵市义安南路与铜官路交汇处的大转盘景点的中心位置上,由三尊巨大的经变形、夸张的手法制成的“丰”字和一个直径为两米的大铜球组合而成,该铜雕高六米,占地面积约一百五十平方米。翠湖公园的铜雕艺术园更是铜雕的荟萃地,这里的数十件铜雕作品风格多样,中西相融,洋溢着铜质文化的独特魅力。
  白,是指唐代大诗人李白。
  李白在皖南时有数首诗写到五松山,其中最著名的一首为《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李白在这首诗里说,他住在五松山下,郁郁寡欢不快乐;农家秋收秋作十分辛苦,邻家的妇女寒夜里还要舂米;荀家人按风习跪着把当地的饭菜送给我,月光把简单的盘子照得发亮;这让人想到韩信年轻穷愁潦倒时,有一个为人浆洗衣服的老妪时常把自己的饭食分给韩信吃的感人故事,想到这些,我再三致谢,内心哽咽一时吃不下去。
  李白为什么和平头百姓的感情这么深?这里有许多渊源。李白的父亲,既没有做过官,也不是地主,在中国的历史朝代中,如果这两项都没有,那就基本上算一个彻底的布衣平民了。所谓的布衣平民,在古代,包括了“士农工商”,没有当官的知识分子,都是布衣平民。李白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布衣身份,他说过,“白,野人也”,“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这个“野”,既可理解为在野,没当官,也可以理解为平民百姓。唐代的官员政治,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皇亲大族,他们是当然的政治要人;第二种是科举考试,通过分科取士的形式,选拔官员进入政治管理队伍,这种形式从隋代就开始了;第三种就是布衣,像李白这样,通过一些特别的方法,比如推荐,名气,来介入政治。李白的出身,基本接近于一个市民家庭。李白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才在他的道教朋友贺知章和玉真公主的推荐下,成为待诏翰林,而且不久就被赐金还山了。所以他思想上的平民意识,是很有基础的。
  铜陵三日,还是走马观花,连五松山也未能往游,都是遗憾。但走了铜陵的天井湖、铜雕艺术园、大通镇、和悦洲,又听了王蒙先生的讲座,收获也颇丰硕。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蒙先生做《人民文学》主编时,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库库诺尔》就是先生手发的,这在先生的自传中已有介绍。那时我也曾赴北京看望王蒙先生,和先生在编辑部里聊了半个多小时,先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库库诺尔”是藏语还是蒙语。此次在合肥骆岗机场接机,先生见面的第一话题,还是同我探讨“库库诺尔”与西北湖泊的民族语言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王蒙先生转变角色,专注写作,在当时情况下,我给先生去了一信,先生很感动,在当时的《随笔》上写了一篇文章,还提及此事。此后竟未有机会再聚。这次陪王蒙先生几日,餐前饭后,途中闲时,方方面面的话题,多有言说,在铜陵的山水氛围里,也真是一种缘分。自然,铜陵的内涵,十分丰富,不是三两日或四五天,就能参透的。期待着再有机缘,再走铜陵,再结新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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