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技术教育_治事、安身：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范式

　　摘 要 范式作为一种特定社会成员共同接受的信仰、公认的价值和技术的总和，反映在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中是“治事”、“安身”的追求。“治事”、“安身”的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范式，是在自在性教育制度中发展和通过强制性教育制度不断强化的。在古代职官教育、职医教育、艺徒制教育和农业技术教育中，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范式体现为“治事、成物”、“试验候症”、“以技安身”、“人为物本”等思想与实验观测、取象比类、问难论辩、观察模仿、示范推广等方法相结合，通过实学思想总结，使“中体西用”成为近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内部文化力量，对近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
　　关键词 治事；安身；职业技术教育；范式；中国古代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16-0067-06
　　技术是人的基本规定性，人类在“尝试—错误”中积累创造工具、使用工具和适应环境的经验，同时在自然崇拜中通过祭祀、祈祷、巫占等仪式建立秩序，并将通过符号交流思绪和心情形成的集体表象变成公认的观念，创造了价值追求下的生存、生活方式，即文化。古代文化的成果，一方面被“圣人”垄断着，在对世界现象与神秘力量的解释过程中转化为知识和技术，形成“思想”对“知识技术”的统领；另一方面，被“圣人”掌管的下级职官并不参与“神秘化解释”，只是进行着具体知识与技术的操持和世传。教育作为实现人的社会化的“中介”，一开始就诠释了“职业是教育之根，教育是职业之果”的本质联系。在以职业为发端的中国古代教育中，“思想”的知识不仅具有毫不动摇的统领地位，而且是专为培养“治术”人才所用的，技术知识及其操持的规范是为培养“治事”人才所用的，“治事”、“安身”是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范式。
　　
　　一、中国古代知识及职业技术教育范式的形成
　　
　　范式是一种特定社会成员共同接受的信仰、公认的价值和技术的总和。形成或改变一个范式，人类都需要许多的积累[1]。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是在自然封闭、气候温润、适宜农业生产的环境下开始生存和生活的，最初的知识技术探索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知识是人与自然互动的中介和保障，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很长时间都是处在与生产、生活直接联系的技术知识的发展与总结之中，人类长期追求从自然中解放出来，总是试图通过技术占有和支配外部世界，技术是人的基本规定性。
　　中国古代先民在自然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着知识技术的积累，一方面不断总结来自生产、生活经验中的实用技术，另一方面又迷茫于自然界的无穷变幻之中，怀疑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支配能力。对于宇宙的认识是先民们最迷茫的，来自生产实践积累的宇宙空间知识和历史时间知识，一方面给思想世界提供一种经验与技术上的合理性支持，另一方面又被思想世界转化为一种方法论来解释这些知识，“通过象征、暗示与种种相关的仪式，把一种据说正确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空间格局传达给人们，使人们建立合理的思想基础，并使人们各种各样的观念与思想在这个基础上保持统一连续与和谐”[2]。这些知识一方面通过传授和实际运用，逐渐汇聚在种种实用性知识与技术中，另一方面被公众化和理性化，作为公开的教育材料，逐渐形成种种经典及思想。这些思想还没有完全隔离并排挤它所依据的知识技术的时候，很多技术知识与思想是相通甚至是混融的，但思想的方法论地位已决定了其对于知识技术的统领。
　　从中国古代社会所经历的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与农业、商业与农业的三次社会大分工，石器、铜器、铁器的使用、制造技术的进步和各个生产部门的独立及由此引起的职业分工来看，职业技术教育至迟发生并存在于石器时代，或原始社会已经能够提供个人学习的“可靠方法”的人类活动之中的“前制度化教育”阶段，很早就有了“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提出了相对“四民”的职业要求，开展了劝工、劝农等职业教育活动，历史地诠释了“工具和教育是人类进步不可分割的中介”和“职业是教育之根，教育是职业之果”的真谛[3]。最早期职业技术教育的“口传身授”是个人学习的“可靠方法”，经验技术实用知识完全靠这种方法世袭传承。在思想世界形成中，被称之为精神或道德层面的“思想”与一般社会生产、生活知识逐渐分离，从而成为促成新范式产生的根源。按照思想史学家的认识，古人的意识活动超越了实际生活和生产的具体意味，具有了“非实用性”，能够以图饰、器物或文字符号交流思想与心情，将交流而形成的集体表象变成共同认可的观念，掌握着这些观念的人都是早期的官吏。在殷周时期，“宇宙秩序”通过“巫”、“史”、“祝”、“宗”作为观念在仪式中体现，作为秩序的象征性表现和合理性来源，以数字形式进行传递、暗示与规范，建构着一个重要文明时段的集体信仰和价值认同。到了西周时期，职业分化和职官分类管理，“巫”、“史”、“祝”、“宗”仍掌管对世界及其秩序的神秘解释，维护“礼”对“秩序”的统领，但他们掌管下的各类下级职官，并不参与“神秘化解释”，只是进行着具体知识和技术操持的世传。这些职官都是“治事”的，“巫”、“史”、“祝”、“宗”是“治术”的。“治术”的教育属于“思想”或“道德”层面的教育，“治事”的教育属于职业技术教育。
　　在古代，“术”的本意是城邑中的道路。《说文》曰：“术，邑中道也”，“邑中道而术，大道之派也”；又引申为“途径”,《礼记·乐记》有“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郑玄注：“术，所由也”；也有作为“技术”、“办法”用者，但都是由“道”引申的，《礼记·乡饮酒义》有“德也者，得于身也。故曰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孟子·尽心上》有“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所以，“术”是“大道”，是思想，“数术”就是“自然之理和人事之功”的思想，而不仅仅是“数学”。“治术”是治理“思想”或“道”，“治术”人才是那些“巫”、“史”、“祝”、“宗”等卿大夫，殷指卿事寮和太史寮的辅佐官，称卿或卿士，周称太师、太保，封建王朝指那些朝廷命官。“治事”人才是指握事、治事的下级官吏，殷时“巫”下面的“尹”、“臣”和“保、傅、姆、辅、弼”等字音相近的“师保”类职官，都属于“治事”职官。《说文》释：“尹，治也，握事者也”；《国语·鲁语》曰：“事者，职事也”；《论衡·诘术》说：“陶氏、田氏，事之氏姓也”。“治事”的职官是从掌握某种生产、生活技术的下层百姓中征召的，也有的是掌握技术知识的战俘或奴隶，他们不仅要操持诸如农田耕垦、土建工程、军事活动、医疗养生、相土攘地、相马养马、水利工程等具体活动，而且要负责对下属人员进行技术教育。在古代教育的源头上，职业技术教育被定位于“治事”的教育，并区别于“治术”教育的价值倾向，奠定了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基本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