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受挫之源|信号电压源长什么样

　　就美国战时对华政策而言，其遭受挫折的根源不是物资匮乏，而是所用非人。所有在美国指挥系统中扮演过角色的人，从总统到军部领袖，再到史迪威，都对这个结局负有责任，而其中尤以史迪威为关键人物。
　　美国军方对中国的态度，可以从一个迹象来观察。马歇尔将军视察过许多战区，但从未视察中国和缅甸战区。史迪威本人身为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除了西南部少数城市之外（如成都、昆明等），也没有时间视察广大的中国战场。
　　美国战时对华政策过分依赖单一消息来源（史迪威）和单一的传递管道（马歇尔），不能不说是严重缺失。
　　问题的症结是，美国政府把史迪威当做单枪匹马就可以解决中国困难的美国牛仔。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人，才让美国可以把人力物力投到世界其他更有价值的战场上去。
　　既然史迪威是美国陆军中最具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而美国政府又本来就无意向中国战区投入大量资源，因此美国政府感到必须竭尽所能去支持他的工作。
　　整个战争期间，美国在华的军事活动规模非常微小。美国期望以最少量的资源投入中国，但同时指望得到极大量的回报，而史迪威的重要性，正是向美国政府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条件是美国领袖们必须支持他对蒋介石施压。
　　换句话说，从太平洋战争一开始，美国军方对中国战场的看法，就是由史迪威孤身只影到中国运筹帷幄，指导中国领袖们进行作战。
　　万一中国领袖们不愿顺从，对付秘诀也不是增加援助，而是增加压力和减少援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战区在美国军方人士心目中的边沿地位，反而扩大了史迪威个人的重要性。
　　史迪威在被美国政府的基本政策限制住之余，他本身又聚集了多种严重缺点，把中美关系弄得几乎分道扬镳。而最糟糕的是，他对自己的弱点毫不自觉，自以为非常“了解中国”，偏要往中国政治漩涡里钻。其结果是经常出错，对和他打交道的中国人的背景和动机缺乏判断力。
　　最令人不解的是，他对中国各地区实力派领袖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勾心斗角等复杂性几乎全无了解，却自信满满，认为可以期望他们合作，推行他对这些实力派手下军队的改革计划。如果这些地方实力派胆敢不服从命令，他可以把他们轻松开革。这是难以置信又荒谬无比的想法。
　　史迪威不但和蒋介石的性格不合，也和许多其他人的性格不合，从而演变成中美战时同盟关系恶化的最基本原因，这实在是悲剧。应该记得，史迪威1944年10月被蒋介石赶出中国之前，已经被英国人赶出了东南亚战区，其实从1942年6月到1943年10月，蒋介石就一直想把他赶出中国，只是没有下决心。
　　整体来看，中美战时同盟关系总共延续了44个月，其中史迪威在中国战区任职共32个月，但是最初4个月（1942年3月－6月）的发展却决定了此后关系的基调和互动形式，其他28个月只是不断重复上演而已。
　　后来的摩擦点和这最初4个月的具体内容固然不同，但那只是形势发展产生出来的结果。基本上，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相互指责和冤冤相报的互动模式，一旦定型之后，只是变得越来越僵硬和无可挽回。
　　他们之间的个性冲突很快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旋律。双方对于对方的智慧、专业能力、人格和品德，都失去尊敬和信任。然而蒋介石依旧坚持，不要让罗斯福为史迪威撤职的事感觉难堪。而军部（特别是马歇尔）又千方百计地向罗斯福灌输一个信念：史迪威是保护美国在华利益和中国利益的唯一人选。结果蒋介石和史迪威如同两个水火不容的人被放在一个笼子里，摩擦一日数起，终于导致新的危机。
　　只有到了这个危险时刻，罗斯福才开始担心，并作出即兴式的个人干预。然而即使是罗斯福，也只能降低当前的紧张形势，而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史迪威仍然待在自己的位置上。
　　经过了一段时日，当罗斯福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务时，另一轮新摩擦重新萌芽进而恶化。在这周而复始的过程中，中国和美国两国的真正利益都受到不必要的扭曲，它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灾难重重。
　　不少学术著作时常遵循传统观念，认为应该突出政策和政府行为的重要性，而淡化个人行为的影响力，但是在战时中美同盟关系中，人的因素肯定产生了决定性后果。
　　《剑拔弩张的盟友》，齐锡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6月。本文摘自该书“第十三章”，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