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登家族【斯登家族,显赫传承】

　　《俄罗斯新闻周刊》近日进行了一则妙趣横生的调查。该调查曝光了俄罗斯本国和其他各国政要佩戴的手表的品牌和款式。结果显示，在俄罗斯政客中，普京佩戴的手表——百达翡丽最为昂贵，价值高达6万美元，相当于他一年的薪水。
　　调查解释说，在普京眼中，百达翡丽最能显示他的身份。这也是俄罗斯政客的普遍观点：手表是充分显示主人显赫社会地位的标志。
　　的确，百达翡丽的高端形象是其他诸多手表品牌所无法企及的。在百达翡丽的客户名单中，共有100名国王，54名王后，更不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夏洛蒂·布朗特、柴科夫斯基等显赫人士。无须广告，单凭这一串名单，就足以让这个品牌熠熠生辉。
　　更为关键的是，没有人可以无端的给出结论：是品质成就了百达翡丽的品牌，还是品牌催生了百达翡丽的品质？显然，在百达翡丽身上，品质和品牌互为因果，推动这家公司的发展延续至今。
　　一炮而红
　　实际上，百达翡丽的第一块手表，并不是瑞士人制作的。
　　1835年的世界，正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中，技术革新在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写各国的版图。随着新的阶级的崛起，欧洲的许多国家局势动荡不安。当时，23岁的波兰人安东尼·百达，迫于国内形势的动荡，逃到了瑞士日内瓦。
　　初到日内瓦的百达靠卖画求生，瑞士浓厚的钟表制造氛围，让他洞悉到了这一行业的蓬勃前景。1839年，他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钟表企业，雇用了6名员工，每年手工制作将近200枚怀表。
　　在1844年的法国工业展览会上，安东尼·百达遇到了法国制表工匠简·翡丽。在这次展会上，翡丽展示了上链和调校都不用传统表匙的怀表，这一发明吸引住了百达。很快，二人达成合作意向，简·翡丽加盟百达公司。1851年，公司易名为百达翡丽。
　　正是这一年，在伦敦的世界博览会上，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和丈夫伯特亲王分别买下了一只百达翡丽怀表和猎表。这让百达翡丽品牌一炮而红，自此奠定了贵族化的地位。
　　20世纪20年代，百达翡丽突破了当时钟表机芯多为长方形、椭圆形的限制，推出了设计新颖的腕表。
　　不过，好景不长，先进的技术并不能庇佑百达翡丽的发展前途。1929年，全球陷入经济大萧条中，日内瓦的制表行业也遭受严重冲击，百达翡丽没能幸免于难。
　　因为一味追求产品的高境界，当时的百达翡丽公司在材质选用上不惜工本。早期的表壳，采用的材质为纯银或18K黄金，这让公司的运营负担很重。
　　“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每个星期，公司都要决定溶掉哪一枚金表壳来支付钟表工匠的工资。”后人曾这样回忆当时的艰难岁月。这时，一家钟表表盘公司接触到百达翡丽公司。该公司的持有者查尔斯·斯登和约翰·斯登看到了机会，决定出资运营百达翡丽公司。1932年，斯登家族正式入主百达翡丽公司。
　　时尚宠儿
　　斯登家族并没有一味追求经济效益，他们选择尊重公司创立之后养成的传统。为了延续百达翡丽一贯的高品质，斯登兄弟丝毫不敢懈怠，他们严格统一了制表的工艺标准，确保了产品的质量。更重要的策略在于，他们决定开拓海外市场，以抵御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
　　1937年，查尔斯·斯登将自己的儿子亨利·斯登派驻纽约，负责与美国的分销商接洽。当时，亨利以为这是一个轻松的任务，原定逗留半年，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纽约一住就是21年。
　　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装饰艺术蓬勃发展的时代，相应的，在制表行业，腕表凭借其方便性，开始逐渐取代怀表。顺应这一潮流，1932年，百达翡丽适时推出了拥有极强的佩戴功能的Calatrava系列腕表。
　　此时的百达翡丽，制表工艺早已练就得炉火纯青，再辅以亨利在北美市场的耕耘，其高端的定位更加清晰。
　　积累了足够经验后，斯登家族的第二代——亨利于1958年开始，正式担当百达翡丽公司的管理职责。在员工的印象里，亨利总是在纽约和日内瓦之间穿梭，工作细致，事必躬亲。如果说斯登家族的第一代奠定了品牌的根基，那么第二代则将百达翡丽推上了时尚的浪尖。
　　1959年，喷气式飞机时代到来，亨利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商机。当时乘坐飞机的旅客，多为时尚名流和商业新贵。为了配合客户经常出差和旅行的需求，百达翡丽推出了时区表，并将其申请为专利。从1949-1979年的30年间，百达翡丽便拥有了40项专利，创下名表企业中的最多。
　　没人能拥有
　　当亨利·斯登的儿子菲力·斯登接过百达翡丽公司管理者的权杖后，这位斯登家族的第三代开始致力于使品牌成为极具收藏价值的艺术品。
　　在菲力·斯登看来，复杂功能是制表业中的顶级工艺，百达翡丽公司推崇的理念是“完美的复杂性”和“完美的精确性”的结合。1989年，时值公司150年之际，百达翡丽推出了“Caliber89”。这是一款世界上最复杂的便携式机械计时器，开发历经9年，为公司发展史竖立了新的里程碑。
　　为保留最纯正的日内瓦血统，百达翡丽一直施行独立家族式管理。作为第四代家族继承人，泰瑞·斯登花了10年的时间，等待着与父亲并肩作战的机会。
　　泰瑞从小对制表业耳濡目染，在完成日内瓦商业学院以及制表学院的学习后，被父亲派至德国为百达翡丽开拓新市场。他从基层做起，亲身接触零售和销售领域，并近距离观察销售流程和战略。
　　2008年圣诞前的几天，在百达翡丽的年终派对上，菲力·斯登像以往的32年一样，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但这是他最后一次以百达翡丽总裁身份的公开讲话。从那一刻起，这家公司进入了“泰瑞时代”。
　　现在，泰瑞已经将自己的管理经验融入到了这家“古董”公司的血液里。“从1998—2003年，我开始接管百达翡丽产品开发和设计，组织并合理改革了所有内部服务，让管理层能直接即时地接触正在进行的创新工作。采用这种方式后，公司能获得越来越精确的数据，从而确保产品开发中更完善的时间管理和成本控制。”泰瑞说。
　　时至今日，面对奢侈品集团的有力扩张，瑞士钟表的风光已今非昔比。在整个商业领域集团化管理日益盛行的当下，家族独立经营的品牌越来越少，但百达翡丽成为了例外。
　　在今天的百达翡丽公司内部，有两股极端的力量：一方面工厂拥有最新的技术，用新的机器、电脑和数码信息手段来制造零件，以确保它们完美无缺；另一方面又有精通古老传统工艺的180多名制表匠，装配手表的方式一如150年前的日内瓦。
　　“没人能拥有百达翡丽，只不过是为下一代保管而已。”这是百达翡丽的经典广告语，也是斯登家族的家训。近两百年来，这句话所传达的情感诉求始终未变，其永恒的主题再简单不过，就是“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