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禁毒为何愈禁愈烈] 广州国民政府

　　近代以来，鸦片如同瘟疫在全国泛滥成灾，烟毒之害，成为民族之大患。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也曾一度打出了禁烟禁毒的招牌，然而，毒品之害却愈“禁”愈烈。
　　“寓禁于征”导致毒祸横行
　　为了欺骗舆论，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表示要禁烟禁毒，不久提出鸦片公卖政策，名之日“寓禁于征”。就是说，只要交税，一切从事鸦片种、贩、售、吸的活动均为合法，有人戏称之为“寓禁于钱”。这种明禁暗纵的举措，不仅于禁毒毫无帮助，反而对鸦片流毒泛滥产生了推波助澜之效。
　　1935年起，国民党政府又提出所谓“六年禁烟计划”，规定全国瘾民向官方登记，限制戒断烟瘾。结果全国数千万瘾民中只有一两百万人登记，戒断烟瘾者则更少了。
　　禁吸不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官员中吸鸦片烟者比比皆是。曾任国民党重庆行营秘书长、主管四川禁烟的杨永泰，其家中就是烟灯常明。一次，有人去找他，他摆着烟盘，点着烟灯，躺在榻上，边吸边对来人大谈吸毒之道：“烟有百害，吸上了瘾，就等于废人。但利害是相对的，最坏的事，亦有好处可取。烟的功用，祛小病，伴寂寞，助思考。”堂堂的禁烟大员竟然对吸烟有如此“高见”，真不知他是如何要求属下戒烟的。
　　某警察厅长上任后，办理禁毒相当认真，瘾民畏之如虎。某日，有一绅士到省城办事，不想烟瘾大发。但一时找不到吸烟场所。他见到一位朋友，诉说无处过烟瘾之苦。朋友安慰他说：“这事不难，但要守口如瓶。”绅士被领到一个高宅大院，到了门口，绅士惊问：“这不是警察厅的后门吗?”朋友急忙制止：“叫你不要做声，你怎么又开口了?”绅士沉默不语。进里一看，只见是一所漂亮而又非常考究的烟馆，茶几、烟榻都系红木制作，烟具精良，仆人侍候十分周到。绅士才抽了几口，就觉得烟味醇香，远非一般烟膏可比。满足之余，回头一看，发现警察厅长大人也在其中怡然自乐。
　　四川省理番县县长徐剑秋，终日一榻横陈，连公文也要吩咐人捧到烟榻前批阅。靖化县县长刘绍绪，人称“老枪”，在他的示范下，县府15名职员中，竟有11人吸毒成瘾。
　　政府官员中的瘾君子当然不止上述几个，以四川省为例，由于公务人员中抽大烟的人太多，以致不少机关上午11点还没有人上班。有一段时间，四川省府发起准时上班运动，规定上午8时上班，要求公务员不要迟到早退。结果8时准时到者寥寥无几。即便准时上班者大多也是无精打采，哈欠连天，涕泗纵横，一副“老瘾”没有过足的疲态。无奈之下，省政府只好规定各机关公务人员必须出具不吸鸦片的保证书才能留用，但又规定高级官员不在此列。
　　士兵吸毒在国民党军队中也并不新鲜，特别是在来自西南、西北两地的军队中尤为普遍，人称“双枪兵”。1944年，蒋介石召开黄山会议，检讨备战区对日作战屡屡失败的原因。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讲到最后一点时说：“四川等地送来的新兵，有的烟瘾尚未戒除，体质差，难以作战。”蒋介石听了立即召来负责征兵的兵役署长程泽润，将他狠狠骂了一顿。黄山会议结束一星期，重庆送来的500名壮丁中，又查出多人烟瘾未除，当局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事。
　　再禁几年烟，狗都要戴金圈
　　在整个“禁毒”过程中，比较而言，国民党政府对于制毒、贩毒较为重视，并颁布了种种法令，规定严惩非法制、贩毒品的人。这样做的目的并非真的要禁绝毒品来源，而是为了保障政府鸦片专卖，确保巨额垄断利润。事实上，由于政治腐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国民党提出的“禁种”、“禁贩”的计划同样也以“流产”而告终。
　　国民党政府中的一些高级官员带头破坏法令，执法犯法，成为制毒、贩毒的疯狂逐利者，这里仅介绍当时披露的几个大案要案，从中不难看出国民党高级官员从事毒品犯罪的猖獗程度。
　　1928年11月28日晨，上海市警察局根据事先获得的情报，派员前往一艘由南京开往上海的客轮上查缉烟土。不料，该批烟土却有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侦查队护运，于是双方发生枪战。此案发生后，海内外舆论大哗，一致呼吁国民党政府严加查办。蒋介石只好派人前往上海调查。法院裁定将烟土销毁，3名船员被判刑，其余的万事大吉。对于这样奇怪的处理结果，舆论一致认为国民党政府是为了“遮丑”，拿3名船员充当替罪羊，却让真正的幕后主谋“大吏”逃之天天，一桩大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1929年6月，国民党政府驻美国旧金山副领事高瑛，因走私2299罐烟土到美国而被美方查获。在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下，高瑛夫妇及合伙贩毒的孙垣三人回国受审。经南京地方法院审理，10月12日判处高瑛有期徒刑7年，罚款6666元；其妻判处有期徒刑4年，罚款5000元；孙垣无罪。高瑛不服，上诉江苏高等法院。结果原判撤销，高瑛改判6年，罚款6000元；其妻仍判4年，但罚款改为4000元；孙垣被判为5年。这一结果令高瑛颇受启发，越往上诉，判得越轻，于是他又上诉最高法院，并通过亲朋好友打通关节。结果不出所料，原判又被最高法院撤销，发回江苏高等法院重审。最后此案一拖再拖，终致不了了之。
　　1930年，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官温建刚在南市建造吗啡厂，购置最新设备，炼制上等吗啡，一时财源广进。不料温建刚得意之际竞连陈果夫也不放在眼里。当时陈果夫正追求上海名妓“小林黛玉”，温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小林黛玉”串通一气，嘲弄陈果夫，令陈丢尽脸面。陈果夫恼羞成怒，将他开设吗啡厂一事报告蒋介石。蒋事实上早知温建刚开设吗啡厂，但因陈果夫来告，不得不派人调查。
　　调查人员找温建刚谈话，温有恃无恐，态度傲慢，扬言：“这事不必问我，你们回南京去问‘老头子’(指蒋介石)好了!”调查人员很难堪，回宁后如实向蒋汇报。蒋本不想惩办温建刚，但听调查人员说温口出狂言，把他也牵扯上了，十分恼火，下令将温押回南京，后又担心温说出实情，遂将他转解南昌行营。不料陈果夫对温穷追不舍，不断公布他的黑材料。此时恰逢蒋介石在江西的“剿共”接连吃败仗，盛怒之下下令将温建刚处决，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风波。
　　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官员还勾结黑社会，大肆制毒、贩毒。东北军参谋长邢士英在热河采购烟土，即以“军委会委员长北平行辕”的名义装箱加封，沿途无人敢查，至上海后交青帮头子杜月笙销售。更令人吃惊的是，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本人是中央禁烟委员会委员，执法犯法，多次勾结上海黑社会大肆贩卖毒品，仅1929年9月一次，陈绍宽伙同杜月笙从国外贩运毒品至上海，共1249箱，重达117万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