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恩怨怨何时了下一句_钱穆与胡适的学术之争和恩恩怨怨

　　钱穆和胡适都是二十世纪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求学、治学背景大相径庭。　　前者出生于江苏无锡乡下的一个贫寒家庭，一生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接受过欧风美雨的洗礼，完全凭自学登上高等学府的讲坛，成为一代学术大师。
　　后者出生于安徽绩溪的官宦之家，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年仅26岁便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是五四前后新文化界的当红主角。他们曾经相互欣赏、相互推崇，但由于种种原因，又长期处在激烈的矛盾之中，针锋相对，互不买账。
　　苏州初见，不欢而散
　　1928年秋，37岁的胡适应邀到苏州女子师范讲学。抵达苏州的第二天，他受同乡、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邀请到苏州中学演讲。汪懋祖特地安排国文教师钱穆和胡适同坐于主席台。刚坐定，钱穆便问道：“适之先生，《史记·六国年表》我遍寻遍询不得，您知道它吗?”
　　如此偏僻的史料，让胡适一下愣在了那里，他认定钱穆是有意让自己难堪。原本都很期待的一场聚会，就因为钱穆劈头一句话，令胡适大为恼火。
　　午宴后，主人挽留胡适在苏州逗留一晚，遭婉言谢绝，胡说：“实在抱歉，我没有带剃须刀，这一晚会让我十分难受。”大家在拙政园闲游和漫谈一个多小时，胡适坚持要走，但还是给钱穆留下了自己在上海的住址，说：“来上海，可到此相晤；若通讯，亦照此地址。”初次相见，胡适给钱穆的印象是一位流于世俗之名的学者。
　　数十年后，他回忆往事时反思道：“余与适之初次识面，正式与余语者仅此。自念余固失礼，初次见面不当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然积疑积闷已久，骤见一天下名学人，不禁出口。亦书生不习世故者所可有。适之是否为戒不与余语。”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钱穆未与对方联系，更没有去上海胡宅登门拜访。
　　“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
　　几年后，钱穆因胡适的弟子顾颉刚的鼎力推荐，进入燕京大学任教。
　　钱穆在北大主讲中国通史，常常听者云集。胡适上中国哲学史，同样受人追捧。两人都以演讲见长，语言生动，妙趣横生，学生中有“北胡南钱”之称。不过，他们坚持各自的学术主张，常常在课堂上将自己的研究心得灌输给学生，并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胡适对钱穆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观点不敢苟同，不惜大加抨击。
　　钱穆在课堂上也不甘示弱，随时联系讲稿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这样的对台戏经常上演，轰动北大校园。学生也因此分成两派，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
　　一次，胡适在讲课中，一名赞同老子晚于孔子的同学说他在老子断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说道：“我反对老聃在孔子之后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的证据不足。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要反对?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
　　还有一次，在教授会上相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出，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适当即回敬道：“钱先生，你所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
　　“我怕是要被学校解聘，不得不提防着”
　　如果仅仅是学术上的分歧，这并没有什么，但钱穆和胡适的矛盾显然超出了这一范畴。
　　那天，胡适不请自来，竞亲自登门来见钱穆，这在钱穆来北平的8年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钱穆一下愣住了。胡适却平静地说明来意，他是来商量解聘钱穆的好友蒙文通的事情。钱穆一听，当然很不乐意——谁都知道自己和蒙文通私交甚厚，蒙文通最早赏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并将其发表在杂志上。蒙文通和钱穆意气相投，在北大任教数年，也从没有登过胡适的家门。
　　任凭钱穆竭力为好友辩护，胡适顾自说道：“文通上课，学生们都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望着胡适扬长而去的背影，钱穆明白，下一个解聘的很可能就是自己。于是，他拿出所有积蓄购买图书，共买了五万多本。同事惊讶地问：“买这么多的书，真要做大学问那?”钱穆苦笑道：“我怕是要被学校解聘，不得不提防着。一旦解聘，这些书可以摆一个书摊，不用为生活发愁。”
　　有一个事实是，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一直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直到1968年7月，胡适去世多年以后，“中央研究院”举行第八次院士会议，钱穆才接受提名，以接近全票当选院士。
　　(摘自6月7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