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我们生活在喜剧的时代】 刘震云吃瓜时代
BQ=《北京青年》周刊L=刘震云 BQ:这个时代既然是个喜剧的时代，那么对于意义的追寻，是不是就像小说最后打的这场麻将，用娱乐来消解意义罢了？ L:不，利用这个秩序去打一场麻将是件严肃的事，恰恰说明这个强大的东西本是不需要存在的。中国人现在要干的事太多了，要想的不是去干什么，而是不干什么。只有先把不要干的东西排除了，才能找到自己要干什么。
BQ:《我不是潘金莲》的写作缘起是什么？一个中国最底层的农村妇女，民告官，很容易让人想起《秋菊打官司》。你怎么看？
L:都是打官司，但力度是不一样的，李雪莲用了一辈子打官司，到头来她还不是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我用占全篇笔墨二十分之一的力写了史为民，他才是主角。且在《我不是潘金莲》中，最没理的是李雪莲，最冤枉的是这群官员，荒谬背后更荒谬的东西就是这个。
BQ:在你的作品中，女性总没有好下场，这部作品似乎没有打破这个魔咒。
L:哦……下次吧，下次让她们命好点。潘金莲反叛的是性桎梏，李雪莲反叛的是生活中的一句话，是生活中看似合理的逻辑，但她们都失败了。
BQ:你接连塑造了杨百顺、李雪莲这两个看来很拧巴的人物，所谓“特牛B的傻B”。你希望这样的文学形象对当下社会有何观照？
L:我觉得不管是杨百顺还是李雪莲在生活中都很罕见。生活中人云亦云，你活着就会省劲，本来自己要想清楚一件事就特别难，要把错误的事纠正过来难上加难。
BQ:《一句顶一万句》出来后，你曾说自己从一名写作者变成了倾听者，在作品中不再自己去说，而是让作品中的人物去说话，《我不是潘金莲》是否延续了这一状态？
L:《我不是潘金莲》比前者更进了一步。作者总是想在作品中写得和过去不一样，和别人不一样，在《一句顶一万句》之前，我就是这种状态。但我发现这实际是对作品的利用，而不是让作品中的人物自然生长，在这两部小说中，我突然发现作品中的人物有时候比作者讲话要深刻得多。
BQ:你曾说《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是姊妹篇，你个人怎么梳理这两者的关系？
L:前者是说在人群中想说一句话很困难，后者是说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更困难。对于这两者的开解，就是在《我不是潘金莲》的最后一章史为民的出现。不用纠正，压根不要相信它、摈弃它，甚至利用它。
BQ: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头几年，你的目光似乎移到都市市民生活，但是这两部作品又回到了纯粹的“乡土”，你个人如何看待这种回归？
L:并没有严格按题材来划分，其实北京也很乡土。这个界限我觉得是评论家强加给我的。我觉得关键是人，他的活法，以及他背后的东西更重要，《一句顶一万句》里有意大利传教士，《手机》中的严守一第一次当众说话还是在公社的大喇叭。
BQ:在博客时代，你曾指不少同行开博客是造假。你怎么看待微博时代？为什么你又缺席了？
L:我觉得“假”有时候比“真”要真。我说的“假”是小说这种形式，历史的真相历史本身未必能说清，生活的真相生活本身也未必说得清，但是虚构的小说往往可以揭示生活中的本质。你提到缺席，我觉得中国现在就是缺点“绕”，生活本身不复杂，但是要穿通它只能用思想，思想的力量。都说中国国情特殊，我看现在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情，我们是建设在一个德国思想家思想框架上的国家，中国要是多几个“绕”的人，把这些事说清楚就好了。
BQ:那么，你是擎这杆思想的大旗？
L:没有，我不是哲学家，我只是写小说的，我要用小说把这些管道一个个都钻一钻，一个事说清楚了，另外八件事也就通了，那么以此类推就八八六十四了，一个民族应该有人做这样的事，我通过小说来做做看。
BQ:李敬泽曾用“国风不作久矣”来评点《一句顶一万句》，这部《我不是潘金莲》似乎依旧如此。当你已经功成名就，甚至登上福布斯，为何自动疏离于“大雅”之外？
L:敬泽说“国风”不是指文风，我毕竟不是写骈赋，但我的写作遵循一种返璞归真，能少用一个字，我绝不会多用，文字的表面很简单，文字的背后有思考的空间，这是我追求的。
BQ:《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延津”，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你所走出的乡土，但这部《我不是潘金莲》除却里面的中原方言，似乎可以发生在这个国家任何一个村落，这是否意味着你对于中国底层的观察不再囿于自己的那片乡土？
L:《一句顶一万句》借用了《圣经》“出埃及记、入埃及记”的结构，是从一个点到一个面散播开情节的。而《我不是潘金莲》是散点透视的。如你所言，这个事儿可以发生在社会的任何地方、角落。
BQ: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你抛弃了“社会”和“历史”的外衣，《我不是潘金莲》似乎又回归了中国最现实的问题，并观照到时下最热门的词汇“维稳”。
L:其实《我不是潘金莲》也是脱下了现实的外衣，让人们看到表里不一到了什么程度？挂羊头卖狗肉，非驴非马，存在的一定是合理的？为什么会这样，存在的合理性通过一个农村妇女用一辈子来讲述，也没讲明白，她的事打到另一个人身上却豁然开朗，看到荒谬的另一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