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知识分子小说中反智叙事的嬗变]唐家三少全部小说排名

　　在新世纪的头十年，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着一个颇为吊诡的历史语境是：一方面，为大众媒介所鼓吹的“知识经济”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而兴起，但另一方面，以反对知识分子乃至质疑知识价值为表征的反智论①也再度泛起并演化成一股强劲的社会思潮。这显然也激活了文学圈潜存的反智意识的神经，越来越多的小说家开始热衷于将笔触投向知识分子的负面生活，并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知识阶层展开激烈地抨击。反智主义介入小说叙事后，直接导致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叙事内在逻辑的改变。与主智的小说家不同，他们对知识分子生活的摹写，是以他者的身份而非知识分子立场展开的，他们通常视知识分子为异己力量，对知识分子或知识的价值予以贬低或彻底否定。事实上，反智主义思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由来已久，自“五四”新文学对“劳工神圣”口号接纳起，在之后的“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十七年”部分红色经典中皆可见其踪迹。另外，在某些自由主义作家的某些作品中也不鲜见。概言之，在知识分子叙事的这一文学传统内，反智主义的表述方式已有其线性的历史。因而，对于当下文学领域内的反智叙事必须在历史视界内予以观照与分析才能明晰其嬗变的轨迹。
　　一、新时期反智叙事的起点
　　1980年代末“王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崛起无疑是当代文化、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是新时期以来最早挑战正面形塑知识分子形象写作范式的先锋。几乎所有指摘王朔作品反智倾向的评论者，都认定他是1980年代反智叙事的始作俑者。但确切地说，王朔具有反智论色彩的作品主要集中在“顽主”系列中。在《一点正经没有》中，王朔则无畏地亮出颇有离经叛道意味的口号“玩文学”，对作家这个号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业恣意调侃。诸如“谁让咱们小时候没好好念书呢，现在当作家也是活该”这类戏谑轻贱知识分子及知识的话语，在“顽主”系列里俯拾皆是。
　　法郎士曾说，“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王朔反智倾向的生成和他遥远的童年记忆联系颇为紧密，他虚拟的小说世界基本都能与其半生经历对号入座。在三篇脱胎于他早年生活体验的小说，《看上去很美》、《我是你爸爸》、《动物凶猛》中，方枪枪、马锐、“我”完整地构成王朔从幼年到少年的一组镜像。他在这三篇小说中反复述说了～个主题：知识分子对成长中的生命个体的压制和后者对前者的反抗。无论是幼儿园老师、父亲、中学教师，在王朔的代言者看来统统是压抑他们天性的施动者，规训显然仍在福柯所谓的“环形监狱”即幼儿园、家庭、学校之内展开。
　　至为重要的是，商业文化逻辑对王朔书写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的影响也不可小觑。王朔是1990年代最早涉入大众文化生产且获得成功的少数小说家之一。在参与大众文化生产的过程中，王朔清醒地认识到，要获得大众认同，就必须放弃艺术的自律，而遵从商业文化的逻辑，就必须迎合社会共同体中多数人的心理偏好和需求。我们在王朔有关亚文学文本《渴望》制作的自述中，看到了王朔及其周围人群奉行的“包二老满意”的标准(二老即老百姓和老干部。)这一媚俗的定位清楚地标注大众文化工业里实用理性的存在：既要讨巧大众，又要规避政治威权可能带来的风险。
　　二、实用理性观照下的知识分子
　　在王朔以高调的反智姿态对知识分子加以嘲弄时，几乎不分前后，被批评家命名为“新写实”的小说家们也对知识分子的“负面”生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新写实小说家从市井细民视角展望知识分子人生并对其进行价值判断时，就不免与那些知识精英自审型的叙事生出扦捂。而其所谓“生活流”重行动轻心理的表述方式，在叙述层面上有意无意地阻断了对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向度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解构知识分子“理念人”这一本质特征埋下了伏笔。
　　在“新写实”小说诸名家中，为许多文学研究者指认具有明显反智倾向的代表人物是池莉。池莉早期作品为读者建构了两大形象系统，它们分别代表两个文化系统：花楼街形象系列代表市井文化，珞珈山形象系列代表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小说家执拗地有意使二者在其叙事艺术的世界中处处比照，她在作品中表露出的厚此薄彼的价值判断表明了她的反智倾向。在其笔下，凡俗者泼辣精明、勇于担当或吃苦耐劳、善解人意如印家厚(《烦恼人生》)、辣辣(《你是一条河》)、陆武桥(《你以为你是谁》)等；知识者则卑鄙猥琐、自私狭隘或冷酷阴暗、穷酸虚伪，如王贤良(《你是一条河》)、庄建非(《不谈爱情》)、李老师(《你以为你是谁》)等。与此相应，市民文化活泼灵动、机趣横生：精英文化则酸腐透顶、乏味无用。在部分作品中，池莉将批判锋芒直指知识分子生活的场域——家庭或其它。在她看来，这些场域天然具有压抑人性的“原罪”。
　　在九十年代的文坛上，除了部分“新写实”小说家参与了“反智”的文学实践外，以朱文、韩东为代表的“新生代”的作家们也加入了这个合唱。与那些“新写实”小说家在文学实践中对大众表示认同的姿态不同，朱文、韩东等小说家对大众和知识分子同时采取了拒斥的态度。在他们的文本世界里，庸众与知识分子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为欲望驱动而苟活。“新生代”小说家这种决绝的姿态为其话语实践蒙上了一层先锋意味，但事实上，他们在对知识分子进行价值考量时，依旧没有摆脱实用理性对他们心灵的钳制。他们似乎发现，“私生活”是解构人的差异性的最好手段，从而聚焦于“性”主题。从朱文《我爱美元》、《没有文化的俱乐部》、《尽情狂欢》到韩东《美元胜过人民币》、《革命者、穷人和外国女郎》、《障碍》、《交叉跑动》、《三人行》、《在码头》等等，所有文本都瞄准了知识者无处不在的“性意识”。在其笔下，“知识分子”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不论大学教师、编辑、作家、画家、诗人、音乐人、媒体人，行止均与社会角色无关无碍，他们的生活重心就是“性”，所有行动的内驱力也全部来自“性”。而与知识分子同时在场的“庸众”也时时刻刻被亵语包围，显示出和知识分子本质的同构性。
　　在拉开一段历史距离后重新审视“新写实”、“新生代”的书写方式和内容，我们不难发现，二者都折射出1990年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危机。无论是自持市民立场的“新写实”，还是以偏执的虚无主义精神相标榜的“新生代”，在尽弃启蒙精神的批判立场之后，其观照书写对象的价值尺度全都指向了实用理性。而在尊崇实用理性的目光看来，世俗生活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世俗价值与个体经验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存在。囿于此种时代的氛围中，社会政治层面与现代性层面的意义观照等，一切超越个体经验的理性思考，受到质疑与贬损便也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