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战新疆]

　　最近，一部名为《无情战线》的谍战连续剧风靡整个俄罗斯，这部围绕1918～1922年俄国内战期间红色特工在国内外追杀白卫匪帮头目的电视剧又勾起许多观众对俄罗斯特工在海外行动的浓厚兴趣，其中关于俄国特工在中国境内杀死白俄头目杜托夫的一段最引人关注。
　　直到今日，史学界对俄国自卫军首领杜托夫死在中国一事仍充满兴趣，这倒不是因为杜托夫很出名，而是这起事件首开苏俄特工境外暗杀之先河。尽管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于1935年承认杜托夫是被谢米列奇耶州(又称七河州，今属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肃反委员会(契卡)所杀，但个中内情却一直闪烁其辞。
　　1970年，苏联导演艾马诺夫以此为原型拍摄了谍战片《匪首之死》，因情节扑朔迷离而获得巨大票房，该片于1972年荣获哈萨克斯坦苏维埃共和国颁发的国家奖章，并被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称为堪与《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相媲美的“巅峰之作”。有消息称，俄罗斯大导演弗拉迪米尔·柯蒂南科也打算将这一题材重新翻拍成电影，以展现红色特工的卓越能力。而不久前，哈萨克斯坦国家档案馆最新披露契卡在1921年2月11日拍发的一份秘密电报，才让暗杀杜托夫事件的细节浮出水面。
　　布尔什维克的死对头
　　亚历山大·伊里伊奇·杜托夫，1879年8月6日(一说18日)出生于俄国奥伦堡一个哥萨克贵族世家，父亲是俄军退役少将。杜托夫先后就读于涅普柳夫斯基中等军事学校和尼古拉耶夫斯基骑兵学校，190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干俄国总参军事学院。他参加过日俄战争和一战，累功升至哥萨克团中校团长助理和第1奥伦堡哥萨克团上校团长。
　　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推翻，俄国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为稳定军心，邀请颇有声望的杜托夫前往彼得格勒参加第一届全俄哥萨克代表大会。3月16日，杜托夫被选为哥萨克武装联盟临时委员会副主席，克伦斯基亲自到场祝贺，希望他继续支持临时政府把世界大战打下去，履行俄国对其他协约国的义务。4月，杜托夫返回家乡，鼓动哥萨克男人继续为战争服务，不久他在第二届全俄哥萨克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主席。8月，俄军总司令员科尔尼洛夫试图推翻克伦斯基的政权，命令杜托夫率领自己的哥萨克部队参与攻打彼得格勒，但被杜托夫拒绝。杜托夫在给克伦斯基的一封信中写道：“尊敬的总理先生，我愿意听从您的指挥。不久前，科尔尼洛夫强迫我参与叛国行动，并以治罪入狱来威胁我，但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强盛，我坚决支持您领导的政府。就算把我推上绞刑架，我也不会向科尔尼洛夫屈服。”克伦斯基对此感激涕零，在叛乱平息后继续对其委以重任，在短短两个月里，杜托夫就从上校升至中将。
　　科尔尼洛夫叛乱失败后，临时政府与布尔什维克的矛盾却尖锐起来，克伦斯基为了进一步攫取军权，于1917年6月安排杜托夫出任全俄哥萨克人代表大会主席，9月又让他当上奥伦堡哥萨克军队最高长官及军政府主席。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发动起义，临时政府倒台，但俄国各地的白卫分子拒绝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这其中就包括杜托夫。1918年11月18日，协约国干涉军在西伯利亚用刺刀将前沙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扶上“俄国最高执政”的宝座，白卫将领邓尼金、尤登尼奇等都承认他的领袖地位，活跃于奥伦堡的杜托夫也在其中。在高尔察克麾下，杜托夫率领“谢米列奇耶独立军”与苏俄红军作战，他在1919年10月31日写给高尔察克的一封信中用这样一句话作为结尾：“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和布尔什维克)战斗到底!”后来，这句话也成为他的座右铭。
　　契卡被激怒，后果很严重
　　然而俄国内战并未像白卫分子所预期地那样发展，随着红军节节胜利，高尔察克领导的自卫政府在1919年底宣告失败，连他本人也被红军俘虏枪决。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杜托夫又开始直接与协约国主子联系，他在《告奥伦堡居民书》中这样写道：“法国、英国和美国与我保持着经常性的直接联系，他们愿意为我们提供帮助，他们的帮助很快就会讨诸行动。……我会让你们相信，协约国所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马上就要增援我们了。”
　　为了赢得民心，杜托夫还在接受西伯利亚电讯社记者采访时说过这样的话：“我热爱俄罗斯，其中包括我的奥伦堡，这里是我的家乡，也是我战斗的地方。我主张奥伦堡实行自治，因为这里生活着众多哥萨克，其中包括我自己。我从不想参与党派斗争，如果布尔什维克能够找到挽救、复兴俄罗斯的办法，我愿意与他们合作。我认为，真正的爱国者不管属于哪个政党，他都应该理解我，就像我理解他们一样。坦白的说，我是一个喜欢规则的人，一个遵守纪律的人，我支持稳定的政权。不论什么时候，例如现在，为了建设强大而统一的俄罗斯，即使前面有刀山火海，我也不会退步。如果说有人想杀害我的话，我认为并不是出于对我的仇恨，只是反对我的做法而已，就像我反对他们一样。”
　　可是不管杜托夫如何挣扎，协约国扶植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根本无意与苏俄红军长时间打下去，他们与红军东方面军达成秘密交易，顺着西伯利亚大铁路逃到协约国联军控制下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从那里乘船回国。孤立无援的杜托夫自卫军在1920年3月遭到红军决定性的打击，眼见大势已去，杜托夫率残部逃进中国新疆。由于这群亡命之徒掌握着雄厚的武装，中国新疆督军杨增新(YangTseng－sin)只好以“怀柔”之策对待，把他们都安顿在绥定城(今霍城)、塔城(Chuguchak)一带。
　　从入境的那一刻起，杜托夫就没把中国当局放在眼里，他命令手下把大批武器埋在中苏边境附近，随时准备东山再起。他还利用中国当局所给的“自治”便利，大肆抓捕逃入新疆的白俄男子充军，还向中国地方官员强行摊派军粮，甚至直接抢夺中国军警枪械，以便将来重新打回俄国去。作为当年事件的亲历者，苏联作家卡姆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杨增新都督起初完全惊惶失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批批异国人到来。他手上没有像样的军队，不敢对俄国人采取任何对抗行动。”
　　杜托夫向奥伦堡、鄂木斯克和塔什干等地派遣许多密使，在苏俄国内发展地下反动组织，其中包括“地下起义委员会”和“地下君主制组织”等。杜托夫在写给活跃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反苏“巴斯马赤”土匪头子伊尔加什的信中写道：“我在中国和土耳其斯坦(俄国旧行政区划，1924年被苏联政府划分成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边境城市绥定城拥有将近6000人的队伍，现在我只待时机成熟，就要打回俄国重镇贾尔肯特，届时需要和您的队伍一致行动，敬候赐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