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作品_试论潘天寿的书法教育思想

　　内容提要：20世纪60年代潘天寿在浙江美术学院开设首届书法篆刻专业，为中国现代高等书法教育揭开了序幕，其书法教育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通过对潘天寿书法教育思想的研究，使我们能更为全面地了解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并有助于我们对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发展脉络有更清楚的认识。
　　关键词：潘天寿 书法 民国 教育
　　潘天寿不仅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代巨匠，也是一位杰出的美术教育家，他的绘画、书法和诗词等都有着很高的造诣。目前，对于这位艺术大师最大成就之处的探讨众说纷纭，如有人认为潘天寿的最大成就在于他的美术教育；也有人认为是他对中国画的创作探索与研究；还有人认为是潘天寿的人格教育等。而我却认为他的成就之处在于他的书法教育以及对书法教育做出的贡献，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在浙江美术学院开设书法、篆刻专业，为中国现代高等书法教育揭开了序幕。由于潘天寿经历了整个民国时期，故本文以潘天寿书法教育思想形成为线索来研究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使我们能更清楚地认识到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发展脉络。
　　一、潘天寿书法教育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潘天寿书法教育思想的形成主要在民国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是他书法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他书法风格的形成阶段。因此以下将重点从民国时期这一阶段来分析潘天寿书法教育思想的形成。
　　（一）家庭出身以及独特的人生经历
　　1897年3月14日，潘天寿出生于浙江省宁海县北冠庄村，原名天授，字大颐，号阿寿、颐者等，晚年常署雷婆头峰、寿者。其父亲潘秉璋是举人出身，母亲周氏也是举人之女，因此自幼耳濡目染，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潘天寿自幼喜爱写字、画画，早年书法临习《瘗鹤铭》、《玄秘塔》，得结体用笔之法。在浙江第一师范五年的学习中，其艺术与人格受到了众多的教育家和国学大师的青睐，如经亨颐、李叔同、夏丐尊、吴昌硕等人。潘天寿曾说：“我这一辈子是个教书匠，画画只是副业。”〔1〕的确他将自己的大半生都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对中国高等美术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中国画的分科、书法篆刻科的开设等，但后来在“文革”中，潘天寿受到牵连，不幸含冤去世。这样独特的人生经历，对于潘天寿倔强性格的养成以及独特的艺术教育观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社会环境以及时代因素的影响
　　潘天寿的一生跨越了民国时期38年的时间，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在艺术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在动荡不安并伴随着社会大转型的民国时期，科举制度被废除。而早在科举制度盛行时，其书写工具主要是毛笔，童蒙读书也必写字，因为书法可以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仕途，所以书法在旧式教育里重视程度较高。书法的学习兼具识字、正确学习习惯的养成以及艺术教育于一体的功能，使得书法教育与科举制度有着较密切的联系。民国时期科举制度的废除无疑是对书法教育致命的一击，然而在新式学堂教育与私塾式教育并存的民国时期，书法艺术并没有因为科举制度的废除而消亡，而是在继承碑学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其次，民国时期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西方的各种外来思潮涌入中国，钢笔、铅笔等书写工具也大量的涌入，毛笔实用性的减弱削弱了书法艺术得以生存的群众基础，使书法艺术的处境变得尤为艰难，给民国时期的书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1928年潘天寿指出：“近数十年来，西学东渐的潮流日张一日，艺术上也开始容纳外来的思想与外来的情调，揆诸历史的变迁原理，应有所启发，然而民族精神不加振作，外来思想实也无补。”〔2〕从中可以看出受东西文化的相互碰撞，容纳西学的书家也众多，而潘天寿认为艺术上对外来思想的吸收应在民族精神振作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真正地发展民族艺术。
　　（三）受民国时期书家以及教育家人品、学养、艺术的影响
　　1915年，潘天寿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实现了他继续求学的梦想。该校的师资力量相当雄厚，任教的教师也多为学问渊博的名师如李叔同、夏丐尊、朱自清、叶圣陶等。五年的师范教育对潘天寿人格精神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李叔同与经亨颐二人对潘天寿的影响颇深。
　　作为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经亨颐，特别注重学生的人格培养，并且将“勤、慎、诚、恕”四字作为该校校训，在他的影响下潘天寿的人格受到了熏陶。同时他也受到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李叔同的影响，潘天寿十分崇敬李叔同的人品以及他的艺术，同时也目睹了这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避世出家，到晚年潘天寿也还铭记李叔同的教诲“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3〕。在李叔同的影响下潘天寿的人格修养也不断地完善，并最终造就其崇高的人格精神，也使潘天寿更加坚定了通过振兴民族艺术来振兴民族精神的信念。
　　潘天寿在上海美专任教时，在好友诸闻韵的介绍下结识了吴昌硕，年近80岁的吴昌硕对潘天寿的影响也较深。在交往中吴昌硕书写一副篆书对联：“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4〕相赠并以此劝勉。在民国时期吴昌硕的书法艺术是具有开创精神的，诗、书、画、印相融合，书法也兼收并蓄，尤以篆书《石鼓文》为最。吴昌硕曾经对自己的弟子说：“阿寿的画有自家面目，这就好，你们不能老是同我的面目一样”〔5〕。由此看出潘天寿继承了吴昌硕的创新精神，并在吸收吴昌硕以及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风貌，这种创新精神在潘天寿的教育思想里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潘天寿书法及书法教育思想
　　（一）潘天寿的书法艺术创作特征
　　潘天寿的书法在汉隶魏楷的基础上广取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之长，结体方扁多变，用笔苍劲，其行书气骨开张。对于潘天寿的书法吴茀之曾说：“潘先生的书法功力很深，先以钟太傅、颜鲁公、史孝山入手，后学魏晋碑，参以黄道周、倪元璐和近代沈寐各家，形成自己豪迈朴茂的风格，几乎无施不可，其造诣甚或在画之上。”〔6〕的确潘天寿在书法造诣上是很高的，豪迈朴茂也是他书法风格所追求的。
　　潘天寿的书法艺术创作特征概括起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潘天寿主张书法艺术创作应该兼收并蓄，碑帖交融。民国时期书法不再是独尊碑学，而是兼收并蓄，将碑学与帖学相结合。由于帖学派经典书法作品历代翻刻，失真严重，到清代中后期，大量北碑的出土加上考据学的兴盛，继包世臣、康有为等倡导碑学以来，碑学之风弥漫于清代中后期的书坛。到民国时期，由于影印技术的使用，使大量的书法经典作品得以较为完美地呈现在学书者面前，碑帖的融合逐渐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由于李叔同、吴昌硕、经亨颐等人是当时写碑的高手，在他们的影响下，潘天寿的书法也主要得益于碑学。其次潘天寿书法采用以画入书，由于书画同源的原因，他总把二者相联系起来，如曾经说道：“画事用笔须在沉着中求畅快，畅快中求沉着，可与书法中‘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二语相参证。”〔7〕从潘天寿书画创作作品中可以看出潘天寿十分重视线条的力量感，用笔上也尤其注重“六法论”中的骨法用笔，将绘画中的用笔强悍、果断而精练地运用到自己的书法创作中来，以增强书法的感染力，使其书法更具有沉雄、老辣、凝练的特点。他在书画创作作品中常用“强其骨”和“不雕”两方闲章也可以看出他的创作主张。另外潘天寿也采用绘画中构图的形式来造就书法布白。在书法创作中着眼于整体，将点画、字与字以及黑白空间的安排有机结合起来，对单字的造型也处理得当，整篇的章法也做到了开合起落，从而形成了潘天寿独特的书法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