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哈斯：高大与憔悴（2）】 央视大楼是谁设计的

　　库哈斯的设计理念　　2012年5月16日，库哈斯和OMA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台址主楼在北京竣工，这是历史性的一天。OMA在当天向全世界发布的官方新闻稿中写道：　　OMA今天在北京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新台址主楼 （CCTV）竣工仪式，标志着大楼建造完成，并将于年底启用。OMA的设计重新定义了摩天大楼的新类型，这座环形建筑于2004年动工兴建。CCTV新址大楼面积约为473,000平方米，包含电视演播室、办公室、广播和制作设施，是OMA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项目，也是OMA在中国建成的首个主要项目。
　　CCTV新址大楼改写了摩天大楼一味追求高度的模式，两座塔楼从一个共同的基座拔地而起，相互倾斜，在空中合拢，形成一个出挑75米的巨大的直角悬臂。大楼的设计将以往分布于城市中各个区域的电视制作的不同功能，完整紧密地组织在一个环状结构之中。
　　CCTV新址大楼的结构及其受力通过幕墙体现：连续的空间网筒结构在受力较大的部分构件比较密集，而在受力较小的部分相对疏朗。幕墙本身成为对大楼结构的视觉表达。
　　雷姆·库哈斯说：“我非常高兴，经过各方多年来的紧密合作，随着今天的竣工仪式，中央电视台新台址主楼即将不负众望地肩负起它的使命。”
　　年轻的库哈斯在1978年写成《错乱的纽约》一书（牛津大学出版），这是一本建筑学领域里的“奇幻小说”，但出版后没有多少人问津，16年之后才成为畅销书。而20年之后2007年出版的一本有1344页，重2.95公斤的《S,M,L,XL》是一部大书，是库哈斯为处理现代大都市中超复杂的大型建筑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S,M,L,XL》一书中“BIGNESS”的章节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今超复杂大型建筑的复杂性。而现在我们重新审视一下CCTV新楼大厦的设计，可以把它看做是库哈斯在北京找到了建筑冒险的实验场。当北京接受他的设计，意味着中国建筑开始对美国式的商业性设计表示出冷淡。针对中国建筑的现状，德国一本建筑杂志评论认为：“在中国，环形的发展正在代替线性的发展，几年前还在批判和观望的库哈斯，现在换了阵营，他的CCTV大楼是一座环形永不终止的巨型机器，将有上万人在这座永远循环着的机器内工作。”
　　库哈斯决定放弃纽约世贸中心项目的竞标邀请而转向中国参加CCTV大楼的竞标，那时他看到CCTV大楼的建设，实际上是表现出中国对强大建筑的渴望。（库哈斯语）CCTV大楼的设计显然是总结了世界超高层建筑至今为止的形态，特别是世贸双塔倒塌的教训，库哈斯试图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环状形态，来减少摩天楼在视觉上给人的压力，和逃生方面的安全性。库哈斯是这样来解释这一设计的含义：“对我们来说有趣的是，CCTV的所有这些实体都集中在同一结构内，而且它们能够以环状组织起来，实现各部分间的彼此关联。在传媒公司里，所有人都在抱怨‘别处的部门’，但在这里，没有‘别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虽然大楼并非有意要特别与众不同，但这却是其隐喻和真正的意义。”
　　库哈斯曾在东京说过：“CCTV对中国建筑界来说是一次契机。”那是一次什么契机呢？库哈斯认为：对中国来说，CCTV项目是独特的。我不知道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有哪种文化或者经济体制能够让如此庞大的组合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如果是按市场经济的规律，CCTV会被拆成零散的部分，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地价相对便宜的地方，而不是集中在CBD中心。在我看来，这个项目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遇，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也就是如何把各种不同的要素融合为一个整体，当然，整幢建筑本身正是要不遗余力地体现和强调这一点。
　　转身建筑师
　　库哈斯对中国的情感是基于他的共产主义情结，他最早接触共产主义是在成为建筑师之前。库哈斯当时特别迷恋苏联20世纪20年代构成主义建筑师伊凡·列奥尼多夫（Ivan llichLeonidov，1902-1959），所以他跑到莫斯科和西伯利亚去看列奥尼多夫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的作品。而我在2004年6月30日在北京饭店对他的访谈首先就是从他的信仰为切入口，我直截了当地希望他谈谈从60年代就开始受俄罗斯构成主义影响而对建筑产生兴趣的经过。
　　库哈斯说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是一个电影剧本作家，对制片很感兴趣。当时库哈斯有个构成主义专家的建筑师朋友。他说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研究俄罗斯构成主义者中最为激进的一位伊凡·列奥尼多夫。当时吸引库哈斯的是建筑师特有的速度，列奥尼多夫和他的同时代建筑师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建造，许多只是粉笔画在黑板上的设想竟变成了实际的挑战。建筑师之间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库哈斯就是从那时起喜欢上建筑这一行的。
　　我试着在访谈中询问他是否钟情左翼？库哈斯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并且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他认为早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左翼就不存在了。事实上，左翼运动从未真正地达到它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或者哪怕是毛泽东主义的理想。它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为当时的西方人提供了多种不同的选择。他说他是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是库哈斯对建筑感兴趣的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库哈斯为什么会把兴趣很明确地转向中国的鲜为人知的理由。
　　中国情结
　　1995年，库哈斯第一次来中国是以记者的身份过来的，可以说关注中国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他曾在印尼度过少年的时光，这些是他对亚洲有着浓厚兴趣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库哈斯在哈佛大学任教，他当时的研究是“城市课题”，主要是以非洲为对象，对中国的关注是这一研究的分支。在后来出版的一本《大跃进》的书，主要是探讨了当时珠江三角洲发展的情况，库哈斯认为：这是西方第一本关于现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书。
　　我对书中两张对比阅读的图表印象深刻，他展现了中国建筑师和欧美建筑师相比之后形成的巨大差距：即和欧美的建筑师相比，中国建筑师是设计作品最多，工作量最大，但赚钱最少的一个团体。库哈斯在比较之后得出结论，中国建筑师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群人，他们正改变着世界的城市状态。库哈斯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演讲中都列举了这个例子，我是于2006年在东京听他的演讲时，第一次看到这个举例，至今记忆犹新，我对库哈斯的研究方法发生强烈的兴趣，之后又看到他还把他在哈佛大学的中国城市研究当作一个艺术项目参加了德国卡塞尔的文献展，这些在世界建筑家的设计活动中是史无前例的。由此，我们很难确认库哈斯的身份和他在当代建筑领域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