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诗 见于传世本的唐代文人诗作

　　［摘要］本文所说的敦煌唐诗主要指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唐、五代、宋初时期中原文人创作的诗歌。自敦煌遗书现世以来，这些诗歌一直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成果很多。本文在前辈时贤的研究基础上，从存诗和佚诗两个方面讨论敦煌文人诗的价值，对中原文人诗在敦煌的传播与应用进行探讨。
　　［关键词］敦煌；唐代文人；诗作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2-0025-11
　　敦煌遗书中唐诗写卷的问世是唐诗研究者的重大福音。这些诗歌抄卷，或为中原人抄写而辗转流散到敦煌，或为河西本地人抄写而保存于石室；或为有文化的文士抄写，或为粗通文墨的学郎学习书写。它是当朝人抄当朝诗，其中蕴涵的很多信息，是后世的刻本所无法保存的。由于离创作时间较近，见于传世本的诗歌的文献价值倍受现代学者的关注。
　　一、见于传世本的唐代文人诗作概况
　　为了使读者对敦煌写卷中见于传世本的唐代文人诗歌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现以存诗数量为序，列表如下：
　　（本表依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而制，仅收录中原文人的见于传世本的诗作，佚诗、王梵志诗、释道诗、敦煌本地诗作均不收。表中A卷+B卷均表示此两卷可拼合一个写卷；凡重出及同诗异名情况均在诗后标出，重出诗歌不计入总数）
　　上表共涉及52个诗歌抄卷（重出不计，可拼合卷按一卷记），保存了64位诗人见于传世本的唐诗318首。以下我们对有代表性的写卷略作介绍。
　　P.2567与P.2552拼合卷，该卷存高适、李白、王昌龄、孟浩然等9位诗人的传世诗歌109首，书写精良，行款严整，为诗歌写卷中的精品，无论从作品数量、作家知名度还是抄写质量上看，都有重要价值。P.3862有高适传世诗歌45首，存诗数量上位居第二，其书法虽非上驷，亦秀整可观，该卷所抄高适诗歌与P.2567、P.2552拼合卷49首仅见一重题而无重篇，此二卷是高适诗最早的传本。P.3771与S.2717两卷所抄的《珠英学士集》是敦煌诗集中惟一见于历代著录的唐人选集，两卷共有沈佺期、崔湜等人的今存诗25首，它们对唐诗集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P.2492+Дx.3865存白居易诗18首、元稹诗1首、岑参诗1首（女冠李季兰1首不计），共20首。该卷抄写精良，历来为白居易研究者所重。Дx.3871+P.2555是个存有210首诗的长卷，除备受关注的陷蕃诗外，该卷的20首今存文人诗歌也很重要，除了校勘上的价值，这些内容、风格有共同特色的诗歌在传播、研究方面的价值也很大。P.3619存有刘希夷、高适、孟浩然、王维、宋之问等30位初盛唐诗人的诗歌共48首，其中19首见于传世本。该卷书法纯熟，与之相同笔体的诗卷还有P.3885和 P.2673两个诗卷，应为同一爱好者抄写。经徐俊先生研究，惟一保存至今的唐人注本唐人诗集《李峤杂咏注》在敦煌遗书中有三个写本系统： P.3738与S.555为同卷分置，存诗11首；Дx.10298存诗5首；Дx.2999与Дx.3058拼合卷仅存残诗1首。此外，其他今存诗歌数量在三首以上的写卷还有8个，即P.5005+Дx.1360+2974（岑参今存诗11首）、P.3885（今存诗7首）、S.555（今存诗7首）、P.2687（今存诗6首）、P.3195+P.2677+S.12098（今存诗5首）、 P.4994+S.2049（今存诗5首）、P.2976（高适今存诗5首）、P.3408（今存诗4首）、P.4878（今存诗4首）。
　　为什么有的诗人的诗作会如此流行，而有些影响很大的诗人（如杜甫）的诗作却只字不见呢？我们认为，尽管敦煌遗书中的文献保存有很多偶然因素，但如果细细研究，我们也能发现一些影响唐诗在敦煌传播的必然因素。
　　从整体情况（包括存诗和后面讨论的佚诗）来看，敦煌所存中原文人诗作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作品时代上以初盛唐诗作为主；题材上以和边疆相关的边塞、军旅、闺怨等内容为主。这两个特点出现的原因也比较明显。“安史之乱”后，河西地区渐为吐蕃占领，敦煌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中断，盛唐时期商旅往来的盛况不再出现；从抄写人的角度来看，由于大多数诗卷是由地处边疆的敦煌人士抄写的，特别关注边疆题材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以下我们主要从诗人的生活区域、身份地位等个体因素来分析唐诗在敦煌的传播。
　　首先，看诗人主要生活区域的影响。从这一角度来看，毫无疑问是在河西地区生活过的著名诗人的影响力最大，高适和岑参即是典例。尤其是高适，无论存诗数量还是写卷个数上都远远超过了其他诗人，更重要的是我们还看到他的诗作已经在民间仪式中被应用的场景，由此可见他对敦煌地区文学发展和百姓生活的巨大影响。然而，以上64位诗人中真正到过河西的人并不多，除高适、岑参以外，也只有郭元振、张谓、陈子昂三人而已。大多数诗人活动地域与唐都长安相关，都有在长安为官的经历。当然，作为唐代文化的中心，文人墨客云集是很自然的事情。不管出生地距长安多远，也不论为官为民，他们的科考、交游等活动都会和长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的诗作在长安一带流行是很自然的事。如孟浩然虽常年隐居鹿门，但他与王维、张九龄等长安人士交往甚多，故其诗作亦享誉唐都。再如王烈，虽其生平资料甚少，但从今存《酬崔峒》一诗来看，他与长期在京为官的大历才子崔峒有过交游。其他生平和履历无考的诗人应该还有不少这样的情况。由上表众多诗人和长安密切联系的现象，联系到当时丝绸之路的发达及敦煌的重要位置，我们可以判定，敦煌遗书中的诗歌很大一部分是从长安通过丝绸之路传过来的，有些写卷本身就抄于长安而被带到敦煌。可见，作为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时的长安就像一个强大的辐射源，把优美的唐诗播向四面八方，使得即便地处边陲的敦煌，也略显盛唐诗国的恢宏气象。
　　除了活动地的因素外，诗人的身份地位也对诗歌的传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上表64位诗人中，进士出身有40位，在余下的14位中还有举人出身的高适、王勃、王无竞3人，其他生平无考的诗人中想必还会有一些科考的宠儿。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唐代诗赋取士对诗歌传播的强烈影响。从诗人的角度来看，苦学诗赋是考取进士、求得功名的先决条件，因此，必须苦练本领写出大量优秀作品，这是诗歌传播的先决条件；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苦读诗书的大部分人都想考取功名，科考成功的诗人是他们学习诗赋最佳的榜样，这是诗歌传播的重要推动力。其实，不仅在敦煌遗书中，考查为数不多的今存唐人选唐诗集即可发现，进士名位对诗歌传播的促进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比如殷璠的《河岳英灵集》所选的24位诗人中，仅李白、孟浩然两人没有进士身份；姚合《极玄集》所选的21位诗人中也只有“诗僧”皎然一人例外。和我们今天的流行歌曲传播一样，在诗歌的传播过程中，名人效应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尤其在敦煌这样的边陲之地，诗人们通过交游、唱和等其他方式传播诗歌的条件都很有限，于是循名求诗的读者期待心理就成了诗歌传播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我们不能用后人写定的文学史上给诗人的定位想象他们在当代诗歌传播中的地位。和进士身份、官位这样的硬通货相比，诗人在当时的诗名颇似一种随时变化的纸币，受到很多即时因素的制约，所以，很多在今天听起来如雷贯耳的名字，其诗作在当时不见得多么流行。比如，被后人誉为“唐诗之祖”的陈子昂，在今存的10种唐人选唐集中仅有《搜玉小集》存其诗作一首，“诗圣”杜甫的诗也只有韦庄的《又玄集》收录，中原的主流诗集中都少见其诗作，流传到敦煌的几率就又少之又少了。由此可见，在一位诗人诗作的流传初期，他的进士身份或官位等硬指标是推动诗歌传播的更重要因素。上表40位进士的诗作无须再言，其实像武则天、唐玄宗、上官婉儿、虞世南这样的帝王、高官，他们的诗歌在敦煌流传也一定与其尊贵的地位有关。此外，进士或高官们的诗歌得以广泛传布还与他们掌握着传播机构以及传播的话语权有关，从《珠英集》的编选过程中，我们即可明显感受到官本位的指导思想。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看，政治上的优势也会很自然地转化为诗歌传播方面的优势，这也是进士、高官们的诗歌得以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