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陨落之兆|帝国的陨落 三部曲

　　随着张居正、戚继光、李成梁等一批能臣勇将的相继离世，万历新政好不容易兴起的蒸蒸日上的朝气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萎靡。到了万历末年，皇帝久不上朝，对众大臣提出的改革弊政的奏折均是留中不发(扣留存档，即不肯定也不否定)；文臣们在一腔抱负无处施展时，便将过盛的精力放在了党同伐异上；武将们看到戚继光、李成梁的悲剧性结局(此二人均因手握重兵被弹劾贬斥)，也无心练兵，好色贪财者甚众。以如此的朝廷统御九州大地，自然是漏洞百出，政令废弛，军备不整，毫无抵御外敌之力了。
　　而随着李成梁的离世，一直蛰伏在其羽翼之下的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看到了统一女真各部，掠夺明朝辽东各镇的机会。在其完成统一女真(只有叶赫部投靠明朝)并发出了著名的“七大恨”檄文后，便试探性地进攻明辽东各地，很快便攻下了抚顺、清河城、东州、马根丹等城。
　　明朝廷上下得到战报后均大惊失色，他们习惯了戚继光镇守边关时的稳如泰山、李成梁的战绩辉煌。看到连丢4座重镇，损失近3万军队的战况后，没有思考失利原因，而是恼羞成怒地大举调集全国兵力人辽平乱，大战一触即发。
　　
　　战前准备
　　
　　后人读史至此，都为明朝在此战中所犯的一系列荒唐可笑的错误叹息，其中仓促应战便是明朝犯的第一个错误。其实，明朝廷上下并非没想到先分析战败原因，再有针对性地制定大战方略，而是迫不得已，他们需要在短期内有一份具有决定性的捷报来掩盖住朝廷内日趋激烈的党争。
　　万历末年，由于皇帝对朝政的荒废，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尚书、侍郎等官职遇缺不补(此举也为避免党争的扩大，既然大家都盯着六部的位置，那干脆不再任命，谁也别惦记了，由此可见皇帝与内阁对党争的无奈)。内阁大学士只剩下方从哲一人，更是成为众矢之的。方从哲为了缓解自身的压力，从朝廷决定对建州女真用兵时起，便不停地催促作为统帅的杨镐尽快解决掉建州女真。
　　于是在一层层的严令下，明朝这架腐朽殆尽的战车，拼尽最后的余勇，从江浙一带大规模调动兵力人辽，凑起27万人马(其实只有11万人，后文有详细阐述)，对外宣称47万大军，陈兵辽东，准备对后金作战。 　努尔哈赤自从攻下抚顺等4城后便料到明朝定会派大军报复，因此在首次进攻结束后，便着手整编八旗军，在严格训练士卒、全力打造军械的同时，还尽量将隐藏在小兴安岭一带的女真小部落纳入他的统治之下。这些部落被努尔哈赤称为“生女真”，即未开化的意思，他们长期在深山老林里以打猎为生，性格彪悍，战力惊人，是女真铁骑的最佳兵员。
　　另外，此次攻下抚顺4城后，俘虏了大量汉人，由于女真兵员紧缺，且大战在即，因此努尔哈赤便将部分汉人编人八旗军中，并严明军纪：战场上一人逃跑，整支小队全部斩首。在军法连坐制的强力威慑下，这些汉人也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这些汉人便是后来清军的汉八旗及顺治以后的绿营军的发源。
　　
　　明军的将领与部署
　　
　　此次明军的统帅是兵部左侍郎、辽东经略杨镐，此人是万历8年进士，万历26年明军“抗日援朝”的蔚山战役中作为统帅，在战役失利时竟向朝廷谎称“大捷”，败露后被免职。此后又经历了一次宦海沉浮，直到萨尔浒大战前才再次被任命为全军统帅。以文官统帅大军本就不妥，加上他在职期间指挥的惟一一次大规模战役失利，虽然取得过一些小规模战斗的胜利，但至少说明此人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以他的战绩，任个游击、参将，统领四五千人倒还合适，统筹指挥十余万人马，显然是不称职的。杨镐的上位无疑是明朝廷党争中各势力妥协的产物。
　　在这位只有参将之才，却担当全军统帅的杨镐“运筹”下，一份错误百出的作战计划被制定出来：以后金都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为目标，分进合击，4路并进，企图一举歼敌。总兵马林率所部及叶赫军共约1.5万人，出开原(今属辽宁)经三岔儿堡(今辽宁抚顺市北)，入挥河上游地区，从北面进攻，称北路军；总兵杜松率兵约3万人担任主攻，由沈阳(今属辽宁)出抚顺关(今辽宁抚顺东)入苏子河谷，由西面进攻，称西路军；总兵李如柏率兵约2，5万人，经清河堡(今辽宁本溪县北清河城)、鸦鹘关(今辽宁新宾西南三道关)，由西南面进攻，称南路军；总兵刘�率兵1万余，会合朝鲜军队共约2万余人，经宽甸(今属辽宁)沿董家江(今吉林浑江)北上，由东南面进攻，称东路军。另有机动部队保障后方交通。杨镐坐镇沈阳指挥。
　　上文中的兵力为后世学者多方考证所得，与明史中的记载相左。主要原因是明朝军队中将领吃空饷已成惯例，如一名参将领5000士兵，得5000饷，但实际士兵数只有2000人甚至更少，多出的3000饷便被参将挪作他用――勤恳公正一些的用来给亲兵发饷和打造装备，以提高战斗力(一般参将亲兵为200～500人不等)，而贪财的则中饱私囊。
　　此4路领兵将领均是武将世家之后(杜松兄杜桐、马林父马芳、刘艇父刘显、李如柏父李成梁都是名将)，他们借着世家余荫肆意妄为，毫无军事将领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在行军与作战中，更多的是依仗自身以及亲卫的武勇一鼓作气冲乱敌军阵型，当首次冲锋失利后，组织不起第二梯队，是典型的“一波流”打法。
　　分进合击与各个击破
　　面对明军大兵压境，努尔哈赤和他的新生政权可选择的余地并不多。当时的后金军只有4～6万人，由于努尔哈赤在大战前不久刚发下全族动员令，许多偏远地区的驻军只能陆续赶来。因此，在大战前期，后金军的兵力约为4.5万人左右，高峰时达到5.5万人。以这些兵力分路抵挡明军显然是最笨的办法，很快被极具军事才能的努尔哈赤摒弃。还有一种办法是困守孤城赫图阿拉，辅以坚壁清野之策，但此战法过于保守，后金骑兵的快速机动与野战优势无法得到发挥，努尔哈赤稍作犹豫便也否定。在听取了归降汉人以及众将领的意见后，努尔哈赤决定采取著名的“管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计划，利用后金骑兵高机动力和善打野战的特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在明军的4路北征大军中，无论人数还是精锐程度均以杜松的西路军为最，因此努尔哈赤将首攻对象设定为杜松部。他非常清楚此战后金军将面临的艰巨挑战，这5万骑兵在未来的几天里，将面临数场决定性的大战。明军的一路大军战败不会对战局造成决定性影响，但后金军不能有任何失败，否则将会给后金带来灭顶之灾。首战即攻击战力最强的明军主力便是由此而来，第一次作战时后金军士兵以逸待劳，刀剑盔甲也无损坏，能爆发出的最大战力。而且，首战攻克明军主力，对后金军的士气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明万历47年(后金天命4年，1619年)2月29日，杜松率领3万明军，出抚顺关，3月2日到达萨尔浒，得知后金正派兵构筑界凡城，阻挡明军东进。于是杜松留下2万人驻守萨尔浒，自领1万人攻打界凡城，把已经分散的兵力再行分散。此时，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军已到 界凡以东，迅速抓住这个战机，他在战前会议上说：“先破萨尔浒山所驻兵，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派代善、皇太极带领两旗截击杜松，自己亲率六旗猛攻萨尔浒的明军，明军遭到突然攻击，且主将又不在营中，进退失当。
　　当时已近中午，但天色阴沉，战场上十步之外皆不可见。明军依托临时壁垒，以火炮轰击远处的后金军，但由于视野不良，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于是明军士兵点起火把，企图照亮目标，但这时大雾又起(中午起雾实乃罕见，可见天不佑明军)，火光不能及远。而后金军以明军手中的火把为目标，在壕沟外发射弓箭，大量杀伤躲在掩体内的明军。一时间，后金军主攻方向上明军出现了大规模溃逃的现象，努尔哈赤趁机突破明军3道壕沟，冲进大营。明军眼看守不住大营，便纷纷逃往萨尔浒河西岸。但步兵如何跑得过骑兵?结果在德力阿哈一带全部被歼。后金军在歼灭萨尔浒的明军后，未做休整，立即疾驰界凡城。而此时的杜松军仍未攻下界凡城，当得知萨尔浒大营被攻陷，2万人全部覆没后，立即撤军。但此时努尔哈赤统帅的后金军已疾驰而来，堵住了杜松的退路。随后努尔哈赤与代善、皇太极以及界凡城守军全线出击，将杜松军团团包围。此时的杜松军已毫无斗志，士兵不是在逃跑中被后金军斩杀，便是跪地投降成了俘虏。杜松率300余亲卫左冲右杀也无法突围，亲卫相继战死，他自己也矢尽力竭，落马而死。战后，明军尸体漫山遍野，血流成渠，军器与尸体冲入浑河中，如解冻的冰凌一样旋转着漂向下游。
　　仅用1天时间便消灭了明军主力西路军，努尔哈赤未做任何休整便火速挥军北上，攻击北路军。北路马林军于3月2日夜，抵达尚间崖(今辽宁抚顺县哈达附近)一带，并遇到了杜松军败兵，闻杜松败亡，不敢前进，将部队分驻3处：一部向西进驻斡珲鄂谟(今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一部向东南，扎营斐芬山；自率主力驻尚间崖，命士兵环营挖掘壕沟，火器兵于壕内守卫，骑兵在最后，做就地防御，妄图以临时搭建的工事抵御后金骑兵。3日晨，努尔哈赤大军直向尚间崖逼来。他根据马林军分扎三地的特点，分兵两路：一路由皇太极率领，直取斡珲鄂谟；一路由自己亲率，由代善为先锋直逼尚间崖。当天双方接战，后金军先在尚间崖击败马林主力，继而在斐芬山全歼该地明军。北路军至此全军履没。
　　刘�在明军中是与杜松齐名的勇将，善使120斤重的大铁刀，骑马冲锋时挥舞大刀，敌军箭矢都射不进去。他的箭术也十分高明，曾让人用毛笔在门板上随意点墨，其在百步外骑马疾驰，箭箭命中门上墨点。他所率领的东路军于2月25日由宽甸出发，由于沿途山路崎岖，加之努尔哈赤在沿途设置3道路障阻险，进军十分艰难。直到3月4日，才进至富察(今辽宁宽甸东北)一带。因不知西路、北路失利，刘�仍按原定计划行进。努尔哈赤击败北路马林军以后，立即移兵南下，一面令主力在阿布达里冈(赫图阿拉南)设伏以待，一面诈称杜松军已逼近赫图阿拉，要刘�速进，以诱其入伏。刘�不明虚实，当即下令轻装急进，于3月5日到达阿布达里冈。后金伏兵突然而起，刘挺中箭身亡，部队大部被歼，朝鲜军全体投降。余者撤至富察，又遭到努尔哈赤挥兵扑灭。就这样，这位勇冠三军的猛将被突如其来的一箭射杀，其实看其一路进军的所作所为，他的死一点也不冤。他的1万余部队多为新组建或南方杂牌军，没有装备火炮，普通刀枪盔甲也多有不齐。由于在出发时分配到的粮饷不足(统帅杨镐显然也不太重视他这支东路军)，在行军中，刘挺便允许士兵沿路抢掠村庄筹集粮饷，可谓“以战养战”。其龟速的行军固然是因为后金小股军队骚扰所致，但更大的原因还是东路明军只顾抢劫而忘了赶路。当刘�得知努尔哈赤的假情报后，虽严令士卒不得再沿途抢劫，但已经抢习惯了的杂牌军哪里是一道命令就能约束的?当东路军一路财源滚滚地冲进后金军的埋伏圈时，一心只想着与杜松、马林抢夺战功的刘�哪里知道，一支冷箭便要了他这个勇将的命。
　　3月8日，坐镇沈阳的统帅杨镐万万没想到，出征十余日，近8万大军就全军覆没。当斥候将败逃的西、北、东路军士卒领到他的面前时，一切已经太晚了，他手里虽然还有1万余总预备队，但前方如此大败，就算将这支部队投进去也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于是杨镐急命一直缓慢行军的李如柏南路军迅速回撤。一直有意拖延的李如柏听到3路大军尽没的消息后，惊慌失措地命令大军急行军撤回沈阳，与主帅杨镐会师。此时的南路军已士气全失，在南撤的路上遇到一支后金的侦查骑兵小队，在1名小队长和20名骑兵的“追击”下，2.5万明军溃不成军，自相践踏和逃跑就损失了近2000人。
　　
　　腐朽――明军的墓志铭
　　
　　自此，后金军5万余人在短短的4天时间里歼灭了4万余明军，其余如叶赫军、朝鲜军悉数投降。萨尔浒战役以后金军的完胜而告终，而参加此役的明军主要将领中杜松、马林、刘蜒全部战死，李如柏退兵后畏罪自杀，杨镐被下诏狱(皇帝亲自下令逮捕的罪犯关押的地方)，于崇祯2年问斩。
　　客观地讲，萨尔浒之战明军在兵力上并没有太大的优势，仅比对方多出1倍左右，这其中还要算上当惯了墙头草的2万朝鲜军。再加上明军不善野战，单兵素质与后金军相差很大，在总体战力上看，双方应该是持平的。即使如此，也不能成为明军惨败的理由。
　　在战略上，明军可选的方式有很多，毕竟在此役前战场的主动权还掌握在明军的手里。比如4路大军可以齐头并进，既不是杜松那样的贪功冒进，也是不李如柏那样的踌躇不前。努尔哈赤在此役中正是抓住了战争的关键点：时间。他一边派小部队骚扰东路军行军，以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一边火速进军，火速交火，火速转移攻击下一个目标，他的一切部署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他的后金军主力在不同的时间内全力对付明军的一支分队。利用这个时间差，努尔哈赤将后金军的战力利用到了最大。而明军如采取齐头并进的策略，努尔哈赤即使消灭了1路明军，也来不及再攻打其它3路。到时，3路大军会师赫图阿拉城下，努尔哈赤即使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只有向西北方向撤入深山当野人了。要知道，为了抵挡明军4路大军，努尔哈赤几乎将后金国内的军力全部抽空，国都赫图阿拉已没有任何军力防守，哪怕是明军最弱的东路军抵达城下，后金国都也会落入明朝之手。
　　再比如，派斥候打探后金军虚实部署，4路大军引而不发，给后金军制造强大的精神压力，也可随时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调整己方的军力。待摸清后金军主力动向后，可采取避实击虚的战略直取赫图阿拉，或集结4路军为1路，与后金军主力决战。
　　很显然，这两条被无数次战役证明过的真理，明军一条也没有采用。是什么原因导致明军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呢?腐拓，彻头彻尾的腐朽，从皇帝到士兵的腐朽才是失败的根源。
　　明朝廷中，由于皇帝不理政务，大臣党争不断，其内部矛盾已经到了不可化解的地步，为了转移矛盾，让明朝这个锈死的大车继续前进，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内阁 大学士，甚至在京的五品官均盼望着一个前线大胜的消息仿佛润滑油般淋在这锈死的车轴里。可以说，明朝上下盼望此役的胜利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皇帝都要执着。执着到不惜豪赌的地步!
　　明朝为准备此战，从南方调来大量的预备役部队，只经过短暂训练便将他们派到仍十分寒冷的辽东。这些南方兵就像是i942年底在莫斯科周围跋涉在雪地里的德国兵一样，缺少御寒的棉衣。满手满脚的冻疮，心里想的是尽快回到温暖的南方家乡，这样的士兵哪来的战斗力?明朝廷中的大臣不知道这些事实吗?不，他们很清楚，但他们想的是调集一切可以调集的力量，尽快拿下后金，他们就像是一个输得口袋里没有一毛钱的赌徒，红着眼将房子、老婆、孩子都统统压上了。
　　再看明军的统兵将领，虽然不乏勇冠三军的猛将，但他们都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智慧，战场上知己知彼的智慧，随机应变的智慧，临危不乱的智慧。在4路大军中，竟没有一路事先派出斥候侦察敌情。更有甚者，刘�作为统领3万军队(1万明军，2万朝鲜军)的主将，竟然被敌人偷袭的暗箭射死，简直荒唐得滑稽。从此处也能看出明朝廷上下任用将领时的不负责任，他们认为只要将领勇猛，他所统帅的部队就能打胜仗。这种观点甚至不如春秋战国时的各大诸侯，可见此时的明朝在军事思想上至少倒退了2000年!
　　更可悲的是当这些有勇无谋的将领战死沙场后，他们的后继者充分“吸取”他们的教训，都变得无勇无谋了，当然少数者如袁崇焕除外。萨尔浒之战后，明军在战略上由进攻转入防守，而这些后继的将领似乎更好地诠释了这一点，他们不仅在战略上防守，在战术上也变得不会进攻，拒绝与后金打野战，实在无法避免时，“忠君爱国”地选择逃跑，其余皆投降。而在城市防御作战中，一般己方兵力10倍于敌时才可与后金一战，当双方实力相差不大时，其结果与野战一般。
　　最后说说明军士卒，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基本相当于将领的家奴，地位比平民还要低。据考证，“好男不当兵”这句话就是出自明末。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很多，如明朝的卫所制等，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地位低下的士兵看不到摆脱窘境的希望。如果追随的将领勇猛，只要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而不死，就可能被选中成为亲卫，到那时他们的待遇将是普通士兵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如果遇到如戚继光这样的统帅，那明军士卒恐怕做梦都能笑醒：上战场敌人望风而逃，几乎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凯旋后朝廷的封赏使打过几仗的老兵很快便能成为将领，甚至封妻荫子都有可能。可自萨尔浒以来，明军将领多的是率军投降，多的是弃军而逃，士卒们上战场几乎只有两条路可走：在逃跑中被后金军砍死，或投降成为后金将领的家奴。于是他们创造出了第三条路：开小差。明末军中士卒逃跑的比例为中华历代王朝之冠，甚至整支部队在游击、都司的带领下集体逃跑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此时明军士卒的心中已经没有了身为军人的责任与荣耀，有的只是不惜一切手段而活下去的执念。
　　从皇帝到士卒的腐朽导致了萨尔浒的大败，也使华夏大地迎来了一个黑暗时期――明末。在这个时代，公正仿佛只存在于人们追慕先贤的虚无的目光里，存在于极个别人无奈的呐喊中。那个腐朽到极点的王朝永远地掩埋进历史的沙漠中，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为了生活得更好，需要遵守一切法律与社会规则(当然也包括潜规则)，但是否也应记得，为了避免重蹈明末社会的覆辙，我们在工作与生活中应多一份发自内心的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