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亲自删稿的“皇甫平”事件始末]

　　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声，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含义。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培养了我的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带头阐述邓小平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是责无旁贷的。
　　背景并不复杂
　　1990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会议集中提出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根据邓小平在七中全会前夕的谈话精神，江泽民总书记在开幕式上重申，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即使冒点风险，也值得干”。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我在《新世说》栏目都要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庚午岁尾，传来了邓小平在上海视察的讲话精神。这时我感到，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邓小平的最新指示精神。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共同商量，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开篇就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第一篇文章在读者中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是，文章中还是有骨头的，文章提“1991年是改革年”，是针对当时有人提的“1991年是质量年”。还有那八个字“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同志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讲话原话。
　　“皇甫平”的文章引起争论，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大家知道，此前几年，东欧发生剧变。国内有些人认为，东欧事件是“改革引起”的，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诘难，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
　　用“姓社姓资”来提问，这就要对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予以重新评价。当然，他们要问，也一直在问，这都可以。关键在于，他们“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核心，就是要彻底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事业。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的确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
　　十四大以前反和平演变的呼声很高，中央党校举办了第三次党建研讨班，被人称为“反和平演变班”，是背着当时党校校长办的，还不让上海的领导参加。他们提出要成立反和平演变领导小组，要下发反和平演变的座谈纪要。这些都遭到江泽民总书记的拒绝和抵制。而他们当时讨论谁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就是当时中国严峻的政治局面。
　　舆论界的暗喻也出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
　　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做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总之那个年头，一些报纸上的此类文字，屡见不鲜。
　　1991年1月28曰至2月18日，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与以前几次过春节不同，这一次他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讲话。他强调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
　　邓小平这些话的分量非常重。我感到，邓小平的讲话很有针对性，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作一番新的鼓动。
　　皇甫平的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于3月2日发表。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指出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讲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
　　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这三篇文章见报后，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一些人的攻击开始升级，他们歪曲文章原意，然后上纲上线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语句也尖锐起来。
　　第四篇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对经济体制改革有进取精神的干部。
　　在酝酿时，我们曾打算写五篇，第五篇拟展开论述第三篇文章中提出的所谓“姓社姓资”问题。后来，因为港澳工委来电话催促我尽快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我忙于移交工作，办理赴港手续，于是把这篇文章的写作给搁下了。连遭“大批判”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党内外、海内外反响强烈。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的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
　　但是，除了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有少数几个进行攻击、批判，甚至谩骂。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点冒风险的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文章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
　　1991年4月，我们刚发完四篇“皇甫平”文章，北京一家不知名的小刊物就第一个发起无限上纲的“大批判”，指责“皇甫平”文章“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接着，又有几家刊物起来呼应，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什么“改革不问姓社姓资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云云。到了8月份，北京一家知名大报和权威杂志也加入了进来，上纲也上得更高了，而且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观念”、“经济实用主义”，等等。
　　这还只是“投石问路”，不久，才真的找上门来了。1991年9月中旬，北京有位大报社长突然跑到上海解放日报社，要找我谈话。事先，我接到该报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的电话，我摸不透这位社长为什么要来找我谈，于是向上海市委主管领导汇报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