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资理论_提升利用外资质量：理论分新与对策思路

　　摘要：在提升利用外资质量上，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本土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外资开放领域的不断扩大对吸引高端FDI的重要作用。但从实践情况来看，现有的努力包括鼓励外资向高端投资的政策导向，似乎并没有如我们预期那样带动FDI向高端领域流入。尽管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经济已经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而是开放型经济，但由于体制、机制、外资外贸政策等因素作用，来华投资的外资却表现出明显的“出口导向”特征，实际上把中国作为全球的加工厂，这就严重影响了中国利用外资水平和层次的提升。因此，发挥中国国内市场规模优势，破除各种体制机制等障碍因素，适时调整外资外贸政策，应当成为中国提升外资利用质量的着力点。
　　关键词：要素分工；外资质量；出口导向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5－022－06
　　一、问题的提出
　　利用外资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统计数据显示，1980年我国利用外资存量仅为10.74亿美元，而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攀升至5799.95亿美元，由1980年占全球外资存量的0.15％比重上升到3.12％的比重。伴随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就开始对利用FDI的政策逐渐进行调整，有意识地引导FDI向汽车制造业、通讯设备业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流动，以力图提升外资利用质量。很多学者也就此问题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例如，裴长洪提倡实行促进结构优化升级的差别化优惠政策，引导外资并购助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江小涓强调外资政策导向作用，认为通过有效的引导，FDI能够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发挥作用；隆国强和韩彩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对外资政策进行相应调整，过去吸引外来资本为主的政策目标应转变，应更加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余永定主张取消FDI优惠制政策，对内、外资实行平等的国民待遇，取消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中的FDI指标，以避免“数量拼杀式”的“引资绩效”竞争。经过不断地努力，我国提升外资利用质量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我们的预期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有相当的差距。伴随更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引进外资竞争中来，以及我国已进入土地、能源、资源、劳动力等要素价格集中上升的时期，中国继续以成本优势吸引外资，实行粗放式发展的模式已显现出不可持续性，加快提升外资利用质量，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面临的紧要课题。
　　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本土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外资开放领域的不断扩大对吸引高端FDI的重要作用。但从实践情况来看，现有的努力包括鼓励外资向高端投资的政策导向，似乎并没有如我们预期那样逻辑地带动FDI向高端领域流入。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进人中国的外资具有“出口导向”的特征。虽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已属于开放型经济，但由于各种体制机制政策等障碍性因素的作用，进人中国的外资却表现出“出口导向”的特征。这是一个被学术界长期忽略却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在理论上厘清“出口导向”对外资利用质量的影响，并由此剖析提升我国利用外资质量的难点和对策建议，正是本文分析的主题。
　　二、“出口导向”型外资对利用外资质量的影响
　　为了明晰“出口导向”缘何影响外资利用质量，我们首先需要在理论上厘清外资企业主要销售目标市场选择与生产区段、区位配置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在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全球要素分工，实质上就是同一产品价值链的不同生产环节或工序按照其要素密集度特征被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和地区，从而跨国公司通过将各国的比较优势转化成为公司内部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以提升其在全球的竞争力。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FDI的形式，与东道国优势要素相结合。通常而言，从产品价值链的构成来看，可分为技术环节、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就增值能力而言，以上三个环节呈现出由高向低再转向高的“u型”状，因此产品价值链曲线也通常被形象地称之为微笑曲线。从产品生产环节的要素密集度特征来看，与微笑曲线的两端即技术环节和营销环节相对应的，通常是资本和技术要素密集型的，而与微笑曲线的低端即生产环节相对应的，通常是劳动密集型的。正如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在经济活动中，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组合都有一个最优比例问题，任何偏离最优比例的要素组合都会导致生产效率下降或者成本上升，与之类似，从要素异质性角度看，不同要素之间的组合也存在着最优质量配比问题。例如，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往往需要与技能型劳动力相匹配，而一旦发生“质量错配”，就会导致生产效率下降或成本上升。正如华民教授(2006)的研究所指出，当东遭国因为教育投入不足而造成人力资本短缺时，FDI如果把先进技术输入到这样的东道国，就会因为技术与人力资本的不相匹配而导致投资效率低下甚至失败。
　　我们认为，外资利用质量，或者说同一产品不同生产环节被配置到不同地区，除了受到“要素质量匹配”的作用机制影响外，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最终产品的目标销售市场。尤其是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产品生命周期和技术生命周期都在不断缩短，不断进行产品创新和满足消费者日益苛刻的消费需求，已经成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的必备条件。正如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所认为的那样，需求对提升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性，具体表现在老练挑剔的买主可以迫使厂商提高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更为领先的需求可以促使厂商在国际上率先进行新产品研发、扩大生产规模，以及国内需求的增长和独立的买主数量可以给厂商提供多元化的决策信息，而这一切作用的发挥都依赖于厂商对消费者的接近。也就是说，对于一个高速增长的市场需求空间经济体来说，通过巨大市场需求容量所内含的对创新动力引致功能的发挥，内在地培育出其自主创新的发展能力，即所谓的“需求所引致的创新”，而这种“需求引致创新”的根源就在于贴近消费者需求。因此，从企业战略需求的角度出发，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由于其功能地位不一样，对于贴近目标市场的必要性也是互不相同的。具体而言，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偏好、跟踪消费者的需求动态变化、获取消费者的需求反馈信息、设计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提供更为周到的销售及售后服务等，更需要与消费者或者说目标市场接近。因此，从上述意义来说，跨国公司基于全球战略，将不同经营活动环节配置于不同区域，与目标市场的锁定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