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比较和数码艺术理论体系建构:建构军民融合理论体系

　　我们既要看到当前我国艺术理论体系的多元化现实，又要正视以计算机为龙头的信息革命对相关研究的共同影响，包括研究手段、研究方法的更新等。不仅如此，信息革命开拓了值得世界各国学者共同关注的新领域，即数码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数码艺术诞生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以统一数字编码作为共同基础，以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II）作为共同平台，以全球远程交互作为基本运营机制。钱钟书等前辈学者曾经致力于寻找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1]。这一目标的实现，离开全球艺术家、艺术理论家的共同实践是很难想象的。当代信息革命正在为此准备必要的条件。不仅如此，世界各国已经有不少理论家致力于数码艺术研究，并且取得了诸多值得注意的成果。我们应当重视上述历史趋势，积极参与数码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
　　一、范式：我国艺术理论的现状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n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用以定义某一学科在特定时期的成套实践。范式为从事同一学科研究的群体所共同遵守，成为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和其他科学领域一样，艺术理论存在库恩所说的范式。范式嬗变是科学史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艺术理论创新的宝贵契机。
　　我国现在处于多元艺术理论体系并存的时代。我国古代艺术理论体系是在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其内容非常丰富，若加细分的话，儒、道、佛三教的艺术观各有其旨趣，理学的艺术观则具备三教合流的色彩。我国古代艺术理论自成体系，其发展的连续性虽因20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而中断，但作为思想资源仍在当代社会中起作用，只是所使用的话语和当代社会生活严重脱节，某些观念和当代艺术实践存在较大差距。我国现代艺术理论体系以中外交流为大背景而建构，若加细分的话，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西式”，主要基于从西方发达国家所引进的论著，其知识框架随流派而异；二是“苏式”，主要以前苏联引进的教科书为基础，其知识框架基本上是以认识论为背景而建立的；三是“中式”，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以往通常不称为“艺术理论”，因为它不认为文学是艺术的一种类型，而认为艺术是文学的一种类型，或者认为文学与艺术并行），其知识框架以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上述艺术理论体系虽然存在不少共同之处，但在基本观念上却是迥然有别的，原因是所由产生的文化背景、所使用的术语范畴、所追求的艺术价值相距甚远。目前，它们都面临着推陈出新的需要。我国古代艺术理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强调“现代转换”，相关探讨主要是在古典文论、比较诗学等领域进行的，但总体上进展不大。西方现代艺术理论是文艺复兴之后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在全球化进程中产生了世界性影响，成为20世纪我国相应领域的主导话语。它实际上支配着当前我们作为研究者的思维方式（虽然我们不是西方人）。不过，它目前苦于无法恰当解释因数码革命而产生的种种新现象，正在努力寻找解困的出路。范式本身因以计算机为龙头的媒体革命爆发而处于蜕变状态，在很多方面受到挑战。“苏式”艺术理论体系对新中国艺术实践的发展发挥了重大指导作用，但近年来遭到某些学者的质疑。在建设我国自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方面，我们面临着艺术学升格为门类、艺术学理论成为艺术学下设的一级学科（2011）之后对于构建相应理论体系的迫切需要。
　　当代数码艺术理论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虽然由西方率先探索，但目前正在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支持下成为各国学者和艺术家共同耕耘的领域。我国从1978年起有文章介绍国外数字艺术（最早是计算机音乐）的研发情况。1979年，浙江大学“计算机美术的研究”在国家科委立项。此后，有关数码艺术的学术论著不断出现，如李雁《计算机绘画艺术》（上海书画出版社，1991）等。1996年，首届中国计算机艺术会议论文集（潘云鹤等编）《电脑与艺术共创未来》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付梓。笔者1997年在《厦门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论文《电脑艺术学刍议》，1998年出版专著《电脑艺术学》（学林出版社），率先从学科的角度阐述了数码艺术理论建设的必要性。近年来，我国数码艺术（包括其子类）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在中国期刊网上可检索到的相关论文多达千篇以上，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可检索到的相关著作亦有100部左右，[2]其中有部分具备较强的理论色彩。我国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既是本土数码艺术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民族艺术理论相互交流的产物，而且和数码科技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总的来看，数码艺术理论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入而蓬勃发展，作为学术创新的重要切入点而包含诸多契机，但仍有继承文化传统、和其他艺术理论体系进行对话的必要。若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可望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二、启示：西方数码艺术理论的借鉴
　　在西方，当代数码艺术理论发端于1950年，其主要标志一是英国著名计算机专家图灵发表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回应1843年“软件之母”阿达（Augusta Ada，即洛夫莱斯夫人）有关计算机可用于作曲等预测，[3]二是德国美学家本斯出版的《文学形而上学：技术世界中的作者》，从本体论角度对人机合成加以阐述。[4]其后，美国在该领域后来居上，这是与信息基础设施领先发展、计算机与网络技术高度普及、数码艺术蒸蒸日上相适应的。60余年来，西方数码艺术理论伴随着媒体革命的深入而发展，已经形成六个重要研究领域，即数码编程的艺术潜能、数码文本的艺术价值、数码媒体的艺术功能、数码文化的艺术影响、数码现实的艺术渊源、数码进化的艺术取向（详见拙著《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我们可以大致将它的历程区分为20世纪中叶争取合法性的起步阶段、20世纪后期显示革命性的勃兴阶段、21世纪初趋于主导性的推广阶段。
　　在起步阶段，数码艺术理论势单力薄，不能不将传统艺术理论当成自己的渊源所在，将传统艺术理论界的认可当成自己的合法性证明。例如，人们从艺术角度论证与开发虚拟现实时，列举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作为依据；论证与开发交互性幻想系统时，将亚里士多德诗学当成指南。这种做法与早期数码艺术的实践相通。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谓“电脑文学”、“电脑音乐”、“电脑美术”在审美取向上认同于传统文学、传统音乐和传统美术。如果用计算机做出来的最终产品让人分不出和传统艺术作品的区别，便是成功的标志；如果它们获得传统艺术评论的称赞，便是无上的荣光。在媒体层面，它们仍以纸张、画布、模拟音响之类作为自己最终栖身的家园，计算机屏幕或数字设备之类只是其过往时歇脚的凉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