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振飞的书卷气暨书法艺术]俞振飞

　　抗战之前，在大学里开课，讲授昆曲演唱与欣赏的主要是吴梅，先后担任过三个大学的教授，其次，即是比较年轻的俞振飞，在上海暨南大学开过昆曲演唱与欣赏的课。　　俞振飞在生活上，在舞台上，都是充满书卷气，这和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首先，他在摇篮中听的催眠曲便是他父亲俞粟庐唱的昆曲。再说，他的戏不是在戏曲科班中学的，而是在生活条件比较优裕的家庭中养成的爱好，当然和科班出身的表演艺术家有所不同。在大学里讲课，更使他的书卷气有所丰富、充实。
　　那么，什么是书卷气呢？古人认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都是求学、求知的重要途径。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看来，书卷气者，用现在的语言来说，便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俞振飞从一名昆曲票友发展成一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其过程十分值得重视，既不是什么戏曲班的班主或戏院老板的聘请，也不是观众的怂恿，而是已经成名的梅兰芳、程砚秋这两位扮演旦角的表演艺术家的诚恳邀请。为什么梅兰芳、程砚秋如此对俞振飞青睐有嘉？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俞振飞特有的或者说较浓厚的书卷气，认为他们演出《游园·惊梦》的杜丽娘，最理想的扮演柳梦梅的角色便是俞振飞。所以他们终于说服了俞振飞，俞振飞下海了。
　　应该说，也有不少表演艺术家在书卷气这方面作过努力，但是俞振飞有得天独厚之处，他的书卷气如上所述，既是在家庭环境中所养成，又有后来本人的努力以及大学讲课的经历，这种种因素相结合，形成了他这方面的优势。
　　文化的范畴很广泛，文化底蕴的内涵也不完全相同，如果对司马迁、班固甚有研究，如果对莎士比亚、易卜生精通，当然文化底蕴也相当深厚，但和昆曲的距离比较远。《游园·惊梦》所唱的南北曲，原是和唐诗、宋词一脉相承的文学与音乐密切结合的艺术式样，因此，他的书卷气对他的艺术实践能直接发生激活的作用。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戏曲从业人员被称为艺人，甚至加以侮辱，称为“戏子”，社会地位和新文艺工作者相差悬殊。绝大部分人为了生活才走进戏曲圈。俞振飞生活既不困难，而且在大学执教，他之所以被动地走上昆曲舞台，实际上也是书卷气有以致之。他认为梅兰芳、程砚秋对他的理解、赏识非同一般，为之感动。他视梅、程为知己、知音。古人说：“酒逢知己千杯少”，甚至说：“士为知己者死”。俞振飞正是在心态上有了重大变化，于是从一名票友、大学教师而逐步发展成一代昆曲大师。
　　他扮演莫稽一类角色不一定光彩夺目，但演出《游园·惊梦》的柳梦梅却非常成功，因为柳梦梅是汤显祖悉心经营的充满书卷气的人物，不仅表现在《游园·惊梦》中是如此，随后《拾画·叫画》中的柳梦梅身上的书卷气更为浓烈，似乎是为俞振飞量体裁衣般专门设计的角色。
　　至于后来他以《太白醉写》最为称著，更是书卷气的厚积薄发。明代《牡丹亭》问世以后，《游园·惊梦》很快成为演出频率最高的剧目，也就是说昆曲舞台上的杜丽娘、柳梦梅难以数计。而吴世美《惊鸿记》一直比较受冷落，屠隆的《彩毫记》也是如此。原因很简单，要演好狂放豪迈的有“诗仙”之称的大诗人李白并非易事，对俞振飞来说，由于他的书卷气得天独厚，虽然仍有难度，要跨越这一台阶则比较容易一些，于是进行了尝试，通过不断的实践，成了他的代表作，成了昆曲经典。
　　我曾有一篇长文，专门探讨《太白醉写》的特殊成就，这里不再重复。单举其中一点例证：他整出戏演出过程中的三次大笑，笑得那么有层次、有节奏、有内涵，决不是出之于偶然得到的灵感，他对李白的《清平调三首》没有透彻的体会他笑不出来，也不可能获得轰动的效果。
　　可以说，他认定李白《清平调三首》并不是歌颂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而是用似是而非的曲笔加以讥讽的。否则的话，“云雨巫山枉断肠”作何解呢？如果李隆基、杨玉环彼此恩爱非凡，何必“断肠”呢？只能解释为比李隆基年轻二十八岁的杨玉环并未感到幸福，而是仍在思念原来的丈夫，唐明皇的儿子寿王，所以为被侵占而“断肠”。但是“断肠”对事实无补，无法改变现状，所以“枉断肠”了。而他也认定“可怜飞燕倚新妆”是讥讽杨贵妃是穿了新妆的赵飞燕，祸国殃民的罪人。
　　正因为李太白此时此刻已经醉了，胆子也格外大了，或者说根本不考虑后果了，或者说他估计李隆基是聪敏人，即使发现了他李太白不太恭顺，也不会予以惩办，因为这样一来，李隆基自己扫自己的兴，也下不了台。因此，他最后笑得肆无忌惮。这一切，当然要归功于俞振飞的书卷气。以研究昆曲折子戏而著称的戏曲史理论家陆萼庭认为《太白醉写》正是由于俞振飞的提炼加工，成了舞台上的保留剧目。俞振飞的李白，在昆曲史上前无古人，到目前为止，也未发现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来者，更不必说能超越他的来者了。
　　吹腔《贩马记》何以成为他的代表作，成为京、昆都常演的剧目，俞振飞另有其外人难以明白的奥秘。此戏主要情节为李桂枝为其父李奇平反冤狱，而李桂枝之丈夫赵宠则是当时褒城县令。按规定情景，赵宠与李桂枝十分恩爱，洋溢着闺房之乐，俞振飞演饰赵宠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任何一次都不失之于轻佻或色情，这又和他的感情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演出《贩马记》时，先后扮演李桂枝者，主要为其先后三位夫人：黄曼耘、言慧珠、李蔷华。对俞振飞而言，晚年演《贩马记》如此入戏，主要乃李蔷华对他无微不至之照顾、关切所产生之感激与尊重之流露，也不排除他对黄曼耘之怀念。
　　我之所以有以上这些想法、看法，更多的是来之与俞老的直接交往。从香港回上海不久，夫人黄曼耘逝世。俞老住在五原路寓所，仅一老家院照料生活，比较冷清，我在文化局工作，分工京昆，自然经常走访，极少有其他客人，所以我们经常有长谈机会。我对昆曲演唱艺术一窍不通，走访变成了请教、讨教。也许他发现了我对他的书卷气甚感兴趣，因此共同语言甚多。
　　说也奇怪，如今仔细回忆，居然全是谈的《太白醉写》。诸如有一次演出时，李隆基扮演者见俞振飞扮演的李太白下跪后，居然忘记说“平身”，或吩咐高力士“金凳赐坐”。戏无法继续演下去时，俞振飞认为狂放、豪迈的李太白十分可能、甚至必然会自我感觉良好地径自立起来，于是就立起身来，从容之至，毫无窘态。因此，入戏更深，狂态毕露。他认为乃一生中最成功的一次《太白醉写》。他作了如此这般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