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段”研究理论与中国历史民族地理格局及演变趋势之解析】 中国历史年表

　　法国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长时段”研究理念，其核心内容便是地理环境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对于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同样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地理格局的形成与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及内在关联性的影响。历史时期中国民族的空间发展，也由此经历了“格局形成”到“格局演化”，再到“新格局形成”的曲折过程。频繁的民族迁徙，最终成为决定民族地理格局调整与演变的最重要的推动力。
　　[关键词]长时段；格局；中国；民族；大趋势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014－05
　　安介生(1966－)，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中国移民史、中国古代史与地方史。(上海　200433)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1AZD05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长时段”(longue duree)研究理论，是当代法国年鉴学派领军人物布罗代尔等人所倡导的最重要学术主张与贡献之一，也被称为20世纪法国“新史学”思想之基石。按照某一指标，将历史演变过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本来是历史学家着手研究的基本切入点。选取的参照指标通常有年代、王朝、社会性质等等。布罗代尔指出：“历史学是时段的辩证法。通过时段，也因为有了时段，历史学才能研究社会，研究社会整体。”布罗代尔试图通过提出“长时段”理论来与传统历史学进行一种切割，树立自己的学术特征与取向。“传统历史学关心的是短时段、个人与事件。”针对历史学所运用的时间性质，布罗代尔提出了“时间三分法”，分别称之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与“个人时间”，与之相对应，则为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在布罗代尔看来，不同时段的研究价值是不同的。“短时段是所有时段中最变化莫测、最具欺骗性的。”布尔代尔强调与突出“长时段”，正是为了超越“短时段”研究的狭隘与局限，进而大大拓展历史学研究的视野与水平。“其目的在于高瞻长瞩，更好地评估它们(指历史事件)，而不至于完全身陷其中。从短时段转向较长的时段，然后转向深远的视域(只要它存在，它肯定是智者的时段——原注)，这时就可以重新思考一切，重新建构周围的一切。历史学家怎么会不被这种前景所吸引!”
　　“地理(空间)作用－结构变化”正是“长时段”研究理论所提出的最根本的研究路径。“长时段”着眼于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换言之，长时段的历史即“结构历史”。“长时段是无穷尽、无止境的结构和结构组合的历史。”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理论，并非空穴来风，或有意的标新立异，而是相当广泛地汲取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精髓。“这种时段并非事件与年代这一传统组合中的时段，而是能够制约永恒结构的长时段。而永恒结构恰恰是人类学家所推崇的。”必须指出，布罗代尔等人并不是最早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长时段”理论的学者。如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倡导历史社会的“长时段”研究，布尔代尔本人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的天才及其影响的持久性的秘密，在于他第一个在历史长时段的基础上构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同样是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勒高夫更是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长时段理论。在很多方面(如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虽在形式上不为新史学所接受，但它仍是一个长时段理论。”
　　然而，与以往“长时段”理论有较大差异的是，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研究理论特别强调基于地理环境等因素对于历史演变的影响，是其“地理历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对于地理(环境)影响及历史结构研究的高度重视，是年鉴学派学术思想的一大亮点与特征之一。而布罗代尔则将这种思想特征推向了极致。“要理解长时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联想到地理的制约。”所谓“长时段”，也就是地理时间之谓。研究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费尔南·布罗代尔看来，地理是解读社会的工具，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因此，他的着眼点主要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因此，空间模式又是布罗代尔所云“结构”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空间模式是社会现实借以形象化的图表，通过它，社会现实至少可以部分地变得清楚了。它们是真正适用于各种不同时间运动(特别是长时段——原注)、各种社会范畴的模式。”不过，尽管自然地理形态具有相当长久的稳定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一种社会格局却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长时段”研究理论对于社会格局之演变或跨越时段的问题提及较少，“地理时间”变成了静止不变的时间，这也构成了这一研究理论的薄弱之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与借鉴西方理论，是为了更好地引导及促进我们的研究实践。笔者以为：运用“长时段”研究理论来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是大有裨益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民族地理格局应该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基本社会结构之一。而民族地理格局是一种空间结构，与中国自然地理(空间)形态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及相互影响。当然，在谈到中国民族发展与地理环境问题之时，必须清晰地了解中国民族发展与中国疆域之间的密切依存关系。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一文中指出：“我们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短短几句话，却包含了相当精辟而深刻的理念，即中国民族的发展与历史时期中国疆域的形成具有不可阻挡的内在必然性。这种理念也是今天我们论述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发展与疆域建设问题的基石。
　　深刻认清中国疆域即民族生存空间的地理环境状况，对于理解历史时期中国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过程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广袤的国土地表形态复杂，从塞北茫茫大漠到岭南暑热之地，从天高云淡的青藏高原到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区域性结构以及区域间差异十分突出。然而，还必须看到，中国境内各个所谓“自然区域”又非“铁桶一块”，彼此之间又存在着相互联系与沟通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这也就构成了民族地理格局形成以及演变的地理基础。关于这一点，著名学者张其昀的长篇论文《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与美国学者拉铁摩尔的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都有着相当详尽的阐发。